【行参菩提】曾训骐丨钓鱼城遐想
中国历史上，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农耕文明总是很难抵御游牧文明的进攻。于是乎常常发生两种文明的激烈交锋。二周之与猃狁，秦汉之与匈奴，隋唐之与突厥，两宋之与契丹、女真和蒙古，明代之与满洲，便是如此。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之际，往往惨烈异常。有的争战，甚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比如合川钓鱼城的抗元之战。
一
位于长江上游的合川（古称合州）城东五公里有一座山，名曰钓鱼山。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传说远古时期，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钓鱼山由此得名。
钓鱼城就筑在此山之巅。
其地当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控扼三江，自古为“巴蜀要冲”。山下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
险要的山川，承平之时常有文人雅士登临送目，战乱年代却拉锯争夺。南宋末年，四川成为蒙古铁骑战略远征之地。为抗击蒙古进攻，巴蜀大地很多地方，都建起了关隘寨栅，以此牵制蒙古军队。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甘闰在钓鱼山上筑城，作为合州军民避蒙古兵锋之地。
淳祐三年（1243年），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遣冉氏兄弟复筑钓鱼城，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其上。“钓鱼城”之名始传于世。宝祐二年（1254年），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城筑。
钓鱼城刚刚完善，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分兵三路伐宋，一路攻江淮，一路攻襄阳，一路攻四川。蒙哥大汗亲率一路军马，进犯四川，于次年2月兵临钓鱼城。宋、蒙在钓鱼城的大战，由此展开。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因为有了“远虑”，提前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风雨飘摇的南宋，才在抗战中表现出一种顽强与坚韧，令人油然而生无限的感佩。
二
自古以来，钓鱼山就是官民宴游之地，为“合川八景”之一的“鱼城烟雨”所在地。
风景名胜，往往地在僻远；但钓鱼山离城并不太远，仅仅五公里。这里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经水路及陆道，可通达巴蜀各地。钓鱼城外城筑于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城中还有好几十口水井。这一切便利，使钓鱼城凭借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王坚完善城筑之后，陕南﹑川北人民纷纷迁来，钓鱼城遂成为拥有数十万人的军事重镇。
合川军民的对手是怎样的情形？
当时，蒙哥大汗挟西征欧、亚、非40余国暴风骤雨一般的威势，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地来到合川，也许根本就没有将弹丸之地的钓鱼城放在眼里。
史载：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进驻石子山，亲自督阵攻城。从二月到五月，先后猛攻一字城和镇西、东新、奇胜、护国等城门以及外城，均被击退。六月，宋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吕文德率战舰千艘往援，为史天泽击败，退回重庆。蒙古军加紧攻城，仍不能破，其先锋大将汪德臣被击伤死去。蒙哥汗大怒，命军在东新门外筑台建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汗亲临现场指挥，中飞石受伤。二十七日，卒。蒙古军遂撤围北还。
对此，明万历《合州志》载曰：“元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蒙哥大汗这位“天之骄子”，抱恨驾崩于现在重庆北碚的温泉寺。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下，由此可以想见钓鱼城之战之酷烈。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 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很多国家的威胁，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由此，钓鱼城被西方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以此开端，钓鱼城军民与蒙军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共同创造了钓鱼城36年攻防战争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不但使南宋朝延续了20年，还改写了世界历史。难怪，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明史》赞为“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的杨慎，在其钓鱼城怀古诗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
睢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
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
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在杨慎看来，钓鱼城抗元，足以和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的睢阳抗战媲美。
三
刘子健先生在《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中论述道：“如果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不但是军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着力相当强，一直抵抗到最后，不用说别的，这团结力比北宋就强。以往史家，实在没有理由来忽略这‘虽败犹荣’的事实。”
放在南宋抗战的大背景之下，钓鱼城的抗战，我们也可作如是观。
不过，一部中国历史，很有点像一个人阴晴不定的性格――有时候温文尔雅，有时候怒发冲冠；有时候吟花弄月，有时候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钓鱼城抗战，不可能一直抗下去，持续百年、千年；随着元朝开疆拓土、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了结。这和三国归晋，隋立一统，北宋代周，等等，并无二致。问题在于，谁，以什么方式，重纳一统之中。
要知道，钓鱼城抗战再“坚苦”、再“卓绝”，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钓鱼城抗战开城投降的结局，让后人如同享受大餐的老饕，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都可以评论一番。
战争末期，南宋钓鱼城的守将是王立，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的副将。张珏回守重庆，钓鱼城的防务交给了王立，任命他为“安抚使兼合州知州”。王立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守钓鱼城是有功的。在重庆陷落以前，他尽职尽责，守土如命。1278年春天，重庆被汉奸赵安出卖而城破。重庆失守之后，钓鱼城腹背受敌。在元军四面攻打时，王立想到过死，但又下不了决心，想投降，又怕保不住性命。他的矛盾心情，被身边的“义妹”熊耳夫人所知。
熊耳夫人本姓李，是元军战将熊耳的夫人。在此之前，元军占领泸州，熊耳率军驻守，熊耳夫人随军到了泸州。宋军收复泸州时，熊耳被王立击毙，熊耳夫人被宋军俘获。她在混乱中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谎称姓王。宋军带回钓鱼城后为王立所得。王立对外说是他的义妹，让其照顾老母，实际成了王立不公开的宠室。熊耳夫人还有一重身份，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之妹。
熊耳夫人获知王立的心事，策动他投降。1279年元月，李德辉请示忽必烈后，王立得到元军不屠城的许诺，于是率领钓鱼城10万军民投降，正式结束了钓鱼城36年的抗战生涯。
四
中国历来有“耻事二姓”的传统，其土壤之深、影响之广，可谓妇孺皆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因为投降，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成为后世备受争议的人物，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钓鱼城之战结束二百多年以后的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春天，在朝中当官的合州人王玺回家乡守孝期间，约同乡、在贵州当官的陈揆，一起登山，同游钓鱼城。他们感念钓鱼城名将王坚、张珏的忠烈丝毫不亚于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的唐代将领张巡、许远，然而却没有给他们建祠留存后世，甚是遗憾。王玺回朝，上奏孝宗皇帝，皇帝恩准，于弘治七年（1494年），初建成王张祠，供奉王坚、张珏牌位。
以后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忠义祠”几经破败，几经修复，直到清王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修整一新，请进了钓鱼城之战中有功的余玠、王坚、张珏、冉进、冉璞五个人的牌位，改名为“忠义祠”。
改名后的忠义祠完工不久，苏州人陈大文当了合州知府，他执意在忠义祠内加进了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的牌位。陈大文撰写碑文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这块碑如今尚保存完好，上刻“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
到清光绪18年（1892年），遵义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在募资兴修忠义祠廊舍以后，又坚决地将这三个人移出了忠义祠。并且怒斥陈大文之举为“不知何心”，申斥王立为叛臣、降人，根本不能享受后人的瞻仰、祭祀。他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为充分显示自己的观点，华国英还在厅堂楹柱上，正气凛然撰写下一副对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到了当代，争议依然不息，大多数人都认为熊耳夫人和王立是叛徒，是民族败类，是祸水，应该遭到唾骂。
在此，我无意为王立们翻案，因为历史的基本实事摆在那里；我也无意为王立们辩解，因为为他们辩解，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无异于自取灭亡。
记得二十多年前，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在叙述莫高窟的文物被外国学者盗走、中国无力保护之时，作者悲愤地感慨了几句：“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结果，众多的非议顿时飞向了博学、善良、耿直的余先生。
五
郭沫若先生为现代大家，他在《钓鱼城访古》一文的开头说：“自己是四川人，很惭愧，连钓鱼城这个辉煌的古迹，以前却不曾知道。”但他却可以这样写诗：
魂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在郭老先生的笔下，王立成了贰臣，熊耳夫人成了妖妇。
对此，我不敢苟同。
民间有谓，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人很少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如果非得一心忠于前朝，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改朝换代，恐怕我们的祖先都会因为殉情、陪葬而死绝了！
殊不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皆为自然。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指出“亡国”与“亡天下”有很大的区别。他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用现在的话说，亡国是王朝更替，国君易姓；亡天下是民族灭亡，不仅亡国，还要灭种。
顾炎武本人曾接受南明兵部司务的任命，未到职，南京即被清朝攻陷。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影响很大。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号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三大儒都曾接受过南明的任命，后来参加反清复明的活动，失败后均潜心学术。与顾炎武大致相同，黄宗羲也曾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我看，后世并没有要求顾、黄、王们怎样地为明朝殉情、陪葬。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饱经战乱之苦的王立们，在南宋灭亡之后，一定得为南宋殉葬？何况，那十万面目黧黑、衣不蔽体的钓鱼城军民，难道他们的性命就一钱不值吗？
郭沫若将熊耳夫人称为妖妇，并把王立、熊耳夫人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予以痛斥。郭沫若的诗文，写于抗日战争那特殊的年代，其情可原，但其论实在是可悲。中国历史上的“女人祸水”思想，在号称民主斗士的笔下，真是自然流露。所谓才子，到底还是未能免俗。
在我看来，只要能换位思考，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王立，就是熊耳夫人这个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点痕迹的一介弱女子，也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说不上有功，却也无多大的过；或者说，至少算不得罪人。她那柔弱的双肩，实在承担不起亡国的罪名。
六
我对钓鱼城的神往，要追溯到3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每次从南充到北碚，都要经过合川，要经过钓鱼城下。宋蒙对峙那一声声大炮的轰鸣，常常在我的耳畔回响。
佛家有言：“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2013年11月22日，我因到北碚西南大学看望我的四姨妈李素清老人、到合川看望我的大表姑何秀贞老人，大表姐詹光玲、三表姐詹光灿特意陪愚夫妇到钓鱼城一行，了了我多年的心愿。
徘徊于钓鱼城的护国门、古军营、九口锅，瞻仰护国寺、忠义祠、上天梯，我的思绪飞向南宋末年那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也不由得佩服忽必烈那阔大的胸襟。
蒙哥大败于钓鱼城，抱恨长终，殒命前遗命：“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
但是，忽必烈却没有遵照其大哥蒙哥大汗的遗言行事。钓鱼城降元，王立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便是不可杀城中一人。而这个条件，最终被已登上大元皇帝宝座8年的忽必烈所接受。要知道，在征伐世界的过程中，蒙古人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杀得干干净净。唯有钓鱼城，因为抵抗了36年，以其感天动地的壮举，全身而退，用实力让魔鬼放下屠刀。而忽必烈不计前嫌、一诺千金的风范，却少有提及，令人思古而叹。
钓鱼城中耸立一株桂树，据资料说，植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历近900年，仍然龙根九曲，凤冠高张，傲立天底，独撑苍穹。老桂树语沙沙，香流幽沁。听风声雨声，观月升日落，红尘迭劫，沧桑看尽，真可谓“兴，老桂睹；亡，老桂睹”。
桂树下徘徊，忽然想起钓鱼城摩崖石壁上的两句话：“江流千古，民族千古。”一个人虽然可能轰轰烈烈，但在大自然的面前，永远是那么的渺小如蚁，甚至不如嘉陵江中的一滴水。只有我们的民族，才能如江之永，浩浩汤汤……
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于成都览星楼
作 者 简 介
曾训骐，1988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已出版专著《周恩来诗歌赏析》、《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散文集《梦游历史》、《破碎的星空》，诗集《抚摸疼痛》等等，共计340万字。散文见刊于《人民文学》、《中国散文家》、《华夏散文》、《东京文学》等，辞赋见刊于《人民文学》、《中华辞赋》等，诗词见刊于《中华诗词》、《九州诗词》等，文艺评论见刊于《中篇小说选刊》、《今古传奇》、《四川文学》等。多个散文被拍成电视片，近１０个辞赋被拍成电视片、浇铸寺庙铜钟、刊刻于酒店大照壁和风景名胜碑林。在国内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大奖１００余次。
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词协会会员，四川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状元文化艺术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文学月刊》、《悦读》、《散文世界》三家刊物签约作家。四次获得《人民文学》征文奖，其中荣获《人民文学》2012年古贝春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