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信恩·爱恨交加的故乡情怀——绍兴对鲁迅的影响
2021年是鲁迅先生（1881～1936）诞辰140周年暨逝世85周年。鲁迅一生，有近20年时间是在绍兴生活和工作的，其足迹遍及故乡的山山水水。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鲁迅诞生140周年（9月25日）前夕，寻访鲁迅当年在绍兴的活动踪迹，探索鲁迅怎样在故乡起步，走向人生，走向世界的轨迹，无疑有助于今人（尤其是青少年）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
（一）
鲁迅生活的时代，绍兴是中国封建势力最浓厚的地方之一，鲁迅称之为“越中棘地”。鸦片战争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绍兴的封建基础，西方维新思想的传入也未能改变它落后闭塞的面貌。当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发展现代工业时，绍兴还是一座制造迷信产品的“锡半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半以上依赖“箔税”。
辛亥革命前夕，一位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绍籍人士，把绍兴的社会环境概括为“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地人势，操之凶顽”，因而感慨故乡“处于异族与专制的两重压迫下，更让人觉得难受。”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形势迫使他离乡背井，去寻求“别样的道路”与“别样的人们”。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鲁迅为表示自已的反满志向，毅然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当他把剪辫以后拍摄的照片寄回国内以后，立即在三个台门内引起轰动，长辈们纷纷指责鲁瑞对儿子管教不严。而当宣统元年（1909）鲁迅从日本回到绍兴以后，一踏进周家台门，立即成为被围攻的对象，有的指责，有的冷笑，有的扬言要告官，迫使鲁迅戴上假辫子。宣统二年（1910），当鲁迅祖母病死时，以族长熊三公公为首的一群本族长辈，聚集在小堂前讨论如何对待回家主持丧仪的长孙鲁迅，最后商定三大条件，一定要鲁迅照办：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他们约定鲁迅回来的当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鲁迅一进门，熊三族长就大讲一通孝道，然后引入本题，说丧仪必须照礼制办，不能更改。众人一起上前，七嘴八舌，逼迫鲁迅就范。
父亲周伯宜病故不久，祖父周福清还关在狱中，台门里的人看到鲁迅家人口减少，住房较宽敞，又提出要重新分配房产权，要压缩鲁迅家的住房。为此，他们硬要16岁的鲁迅代表兴房签字。鲁迅却认为这样的大事要问过狱中的祖父，自己无权作主，竟遭到“和蔼的老人”、曾经作过他启蒙老师的周玉田等族中长辈声色俱厉的斥责。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鲁迅的心，使他进一步看清了落井下石者的心肝。
鲁迅18岁那年，母亲首先想到为他提亲的对象是小舅父鲁寄湘的大女儿琴姑。琴姑与鲁迅年龄相仿，都爱读书，又常一起玩耍，两小无猜。可是仅仅因为女方生肖属羊，与鲁迅的“八字”犯冲，硬是断了这门亲事。琴姑许配给别家后，不久就忧郁而死，临终念念不忘周家提亲之事，认为是终身憾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母亲独自作主为他定下朱家这门亲。一想到自己将要和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朝夕相处，白头偕老，鲁迅就预感到一种痛苦。为此，他复信给母亲，表示反对这门亲事，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可是，母亲并不能理解他的心事。这使鲁迅感到一种难以压制的烦恼。后来当鲁瑞听人传言说有人看见鲁迅在日本和一位女子领了小孩在街头散步时，急忙以自己病重为由，接二连三写信催鲁迅回家成亲。这使得鲁迅烦燥不安，心事重重，不知道是应该收拾行装，还是托词拖延，只觉得脑际不断幻化出母亲那泪眼凄凄的面影。他想，从父亲去世以来，母亲已经忍受了十年贫困，十年孤独，十年苦痛，十年辛酸……母亲已经伤痛累累，自己又怎么可以在她心灵的伤口再撒上一把盐呢？如果拒绝完婚的话，叫母亲如何收场呢？他简直不能想象。后来他抱着现在反正是战乱年代，革命四海为家，死无定所，说不定哪一天死在战场上，既然如此，又有什么不可的心情回国完婚。但是，一个远涉重洋，追求光明的留学生在封建婚姻制度的摆布下，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这怎么能叫人不忧心如焚呢？婚后的鲁迅没有一丝的欢乐，第四天便带着婚姻不幸的隐痛重赴日本。
鲁迅一生中有三位女性对他的影响最大，而母亲送给他的这件“礼物”，是他最大的苦恼。这不能不对他的心理、性格、思想和以后的生活与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迅去世22年以后，绍兴山河依旧，面貌并没有多大的改变，1948年春天，鲁迅夫人许广平从上海来到朝思暮想的“婆家”，寻访当年夫君的踪迹，尽管绍兴美丽的人文景观了却了她多年的宿愿，但解放前夕的绍兴，经济萧条，满目疮痍，使她深感失望，不得不寄希望于将来……
1952年与1956年，广平大姐又两次来绍，鲁迅故乡的变化让她兴奋不已，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为许广平1956年的绍兴之行，采写了题为《二十年岁月，三千里行程》的长篇通讯。
如今的绍兴，早已不是当年鲁迅先生生活过的那个落后、破旧、闭塞的10平方公里的旧城，而是一个享有桥乡、酒乡、水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等美称的发达城市。今天，漫步在绍兴街头，但见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市场繁荣，百业兴旺。“锡半城”与“酒作坊”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之欣慰的。
（二）
周家老台门（鲁迅祖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清代建筑，现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中轴线四进五开间，含台门斗、大厅、香火堂、座楼等。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宅院，也是周氏房族聚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鲁迅出生前20年，这里成了太平天国宁王周文佳的王府。青少年时期的鲁迅每逢节庆或祖先忌日，必去老台门行礼，在那里，常使他看到周家长辈种养的各种奇花异草，仅罗汉松就有100多盆，从而培养了鲁迅对植物的兴趣，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礼教和族规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他。尤其是在祖父入狱和父亲病故以后，这种压抑感更趋强烈。鲁迅胞弟周建人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形容少年鲁迅在台门里是一个孤独者，这决不是夸大之词，恰恰道出鲁迅当时的处境。封建家族的压迫，台门生活的腐朽，上流社会的虚伪，下层人民的不幸，孕育了鲁迅的叛逆性格，终于使他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
与周家老台门隔河相望的一座木结构的清代建筑，就是闻名中外的“三味书屋”，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先生曾在那里坐馆执教。鲁迅12至17岁时曾在此读书，为一生打下了旧文学的根基，同时也亲身体验了旧教育方式的弊端，这为他以后从事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至今，室内文物保存完好，左上角鲁迅当年用过的书桌（系原物）上，一个“早”字还清楚可见，似乎在提醒人们：学习要勤奋。
位于市区都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是真正的鲁迅故居。1881年9月25日，鲁迅在这里诞生，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后来又在这里写了不少早期的散文与小说，接待了好友范爱农等革命党人。1918年，经族人共议，周家新台门整座屋宇和百草园都卖给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大部分已拆建，惟鲁迅故居得以幸存。如今，这里已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穿过鲁迅故居的走廊，你可以从这里亲身体会一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述的情景：“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眼前的百草园里，没有喧哗、没有吵闹，游人的心情是那么地悠然，那么地自在，你可以借机松驰一下紧张的神经，调整一下浮躁的心情。
（三）
鲁迅故居所在的东昌坊，原是绍兴城里比较冷僻的小街道，也是少年鲁迅活动的亚环境。路面用石板铺成，街面很狭窄，楼与楼之间可以搁竹竿，晒衣服，路上地方老爷的轿子也只能勉强通过。街上虽有各色各样的商店，但大都是规模很小的螺蛳摊。如今，这里成了绍兴的闹市区之一，每逢节假日，长长的车队常常停满了整条马路。
周家新台门的斜对面，原有一家咸亨酒店，为鲁迅本家周仲翔等人所开，因为不善经营，只开了两年就关门大吉了。酒店的格局和绍兴别的小酒店完全一样，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对此作了相当细腻的描述，以后又在《风波》等其他作品中多次提及。1981年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也为了保持绍兴小酒店的传统特色，有关部门在鲁迅路44号重建了格局雷同的酒店。再次打出了“咸亨酒店”这块金字招牌。眼下，咸亨酒店已成为绍兴生意最火爆的酒店，不光是本地人的游客多安排在里，许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至，在这里可以品尝到许多鲁迅先生爱吃的用腌、霉、酱、腊、焐、醉等方法烹调出来的绍兴传统菜。有诗云：“鱼米之乡绍兴游，文豪笔下咸亨酒，胜似春光今日里，赏菊沽酒茴香豆”。
在鲁迅路上，你可以看到许多与鲁迅作品有关的店名字号：“孔乙己土特产商店”、“闰土专卖店”、“祥林嫂土产专柜”等等。它们与鲁迅路附近的鲁迅少年时代光顾过的光裕堂药店和长庆寺、土谷祠、恒济当铺一起，构成鲁迅故乡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人们把这称为“吃鲁迅饭”。成千上万人从各地涌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在课本中知道绍兴的。大中小学教材中的鲁迅著作成为宣传绍兴的受众面最广的广告，鲁迅为绍兴人民创造了多少财富，谁也无法估算。
（四）
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一中前身）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前身）是鲁迅早期在浙江从事教育工作的两个重要的阵地。
1910年秋，鲁迅应邀回乡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博物教员，不久，又兼任监学。虽然在该校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但由于他提倡“读活书”主张接触社会实际，注重实验和实习，破天荒地组织师生坐船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经常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博物标本，在厨房失火时奋不顾身地抱病灭火，在辛亥革命期间，发动学生剪掉辫子，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并亲率学生集队出城欢迎秋瑾战友王金发光复绍兴等一系列举动，都是一般教师所做不到的，因而给府中学堂的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今，昔日的府中学堂已经完全改观，成为绍兴第一初级中学教育集团，但当年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还完好地保留着。来到这里，人们又仿佛看到了当初豫才先生孜孜不倦地处理日常教务工作，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和学生促膝恳谈，热心地替学生做一些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值得做的小事等情景。2021年，首批浙江省重点中学绍兴一中将迎来了它的124周年校庆，值得全校师生自豪的是：他们有鲁迅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作为校友。
老一中的斜对面原是大善寺及其广场，是鲁迅昆仲经常去的地方，现在是新建的城市广场。广场的中心位置建有一座名人雕塑庭院，里面矗立着11块古今最有代表性的绍兴先贤的纪念碑，鲁迅纪念碑是其中最醒目的一块。
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创办于1909年农历正月，校址在绍兴南街西段的舍子桥下。
1911年11月绍兴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委任鲁迅担任校长，鲁迅在山会师范虽然只有3个月时间，但却因学识的渊博，教态的认真，善用启发式教育和公正及时地处理了学生集体中毒事件而在校史上留下光辉的记录。而今绍兴文理学院已成为绍兴地区的最高学府，在宁静、漂亮、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校园里，高高地矗立着鲁迅先生的铜像，这是全校师生的骄傲。当年许广平在绍兴寻踪以后在一篇文章中发出感叹：希望将来把绍兴建成文化教育区，在这里造就学者和大中小学之才，让他们在安定的生活下专心求学。鲁迅夫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把绍兴建成文化大市，已成为当地建设规划的主要目标。
（五）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这是鲁迅名篇《故乡》中的一段话。所有读过这段话的人都会对当时绍兴农村无比荒凉的景象留下难忘的印象。
鲁迅由于母亲家在农村，少年时到过乡下许多地方，间或和许多农民及其子相亲近，使他逐渐知道农民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1919年12月，他从北京回绍兴搬家时，看到当时的农村比以前更为萧瑟荒凉，更加深了对这一点认识。如今，当年鲁迅足迹所至的村庄，都已天翻地覆，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
鲁迅外婆家安桥头，是一个靠近海边，地处偏僻的临河小村庄，全村人几乎都姓鲁。以往，村里人正如鲁迅所说“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少年鲁迅到了外婆家，常同农家子弟一起钓虾、捕鱼、放牛、摇船、摘罗汉豆、看社戏，但安桥头实在太穷了，难以独资演戏，就凑一笔钱给位于安桥头西面一二里的里赵村，算是两村合演，所以鲁迅多数是到“赵庄”看社戏。后来，鲁迅便撷取这些生活素材，以安桥头一带农村为背景，写成了著名的小说《社戏》。早年安桥头有一个叫赵婉珍的少女，13岁那年当了童养媳，丈夫比她大12岁，她在夫家备受折磨，做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15岁那年脚生疮毒，又无钱求医，一直烂到脚骨。夫家见她身材矮小，一身是病，干脆串通媒婆，把赵婉珍卖给了鲁阿夫。与其说是“卖”，不如说是“抢”。鲁迅耳闻目睹了这类人间悲剧，于是便创作了《祝福》。这些祖辈上演的悲剧，让现在安桥头的年轻人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潭。在鲁迅少年时代避难过的皇甫庄（13岁那年祖父因科场案发，被捕下狱，鲁迅成为到乡下亲戚处避难的“乞食者”）许多农民都成为建筑大户，靠承包外地的建筑活致富。
在少年鲁迅的另一处避难处——皋埠镇小皋埠村，在这里，鲁迅第一次读到在三味书屋读不到的《红楼梦》，这使得他兴奋不已。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师和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竟在此第一次“相聚”，也使得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兴奋不已。尽管在皇甫庄和小皋埠受到了某些有钱人和势利眼的冷遇和嘲笑，但却得到了农民及其子弟的热情接待，和他一块玩耍、游戏、钓虾、戏狗、放牛、摘罗汉豆，一块乘着月色，摇橹驾船去看社戏，观赏舞台上“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焰烟现出一个妖精来”的表演艺术。绍兴水乡农村的自然风光，农家子弟那种粗犷、质朴、勤劳、勇敢、聪明、活泼的性格，给鲁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事实正如日本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山田敬三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家庭内部的变更，成人后的周树人也许最多不过是一个旧体制的齿轮。”眼下这里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行进在村内的小路上，随时可以看到新造的楼房，高耸的天线，新开的商店。多年来，村里上大学的农民子弟络绎不绝。据介绍，皋埠镇已列入浙江省136个中心镇之一，定位为“以居住为主，以特色商贸见长的观光休闲之镇。”素有“银皋埠”之称的皋埠镇，于今才真正名副其实了。
（六）
辛亥革命期间，鲁迅在故乡绍兴执教时，常利用节假日与三弟周建人一起浏览绍兴的古迹名胜，访古寻幽，采集植物标本，其足迹几乎遍及绍兴城周围的山山水水。
据周氏昆仲的《日记》记载和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所作的回记，鲁迅生前曾到过禹陵、东湖、兰亭、石佛寺、柯岩、吼山、宋六陵、快阁、小云栖等处，有的去了还不只一次。至于城内的“三山”（塔山、府山与蕺山）更是多次登临。
鲁迅浏览故乡的名胜古迹，决不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反映了他对承传故乡优秀文化遗产的巨大兴趣与高尚志向，许多次寻访都是有目的而去的，常常为收集与乡贤有关的史料，例如，鲁迅对大禹一直由衷地敬仰，他从小就去过禹陵，成年后又多次前往揽胜，1910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曾和师生们一起远足前往，并在禹王殿前“百步禁阶”上摄影留念。1911年，鲁迅曾写了《会稽山采植物记》和《镇塘殿观潮记》，1913年5月，鲁迅由北京回到绍兴，又去了禹陵，他曾和三弟建人同去禹陵拓碑，以后，又把这些珍贵的拓碑赠予友人，这在1916年3月25日、1918年10月21日的《鲁迅日记》上都有记载。直到1934年4月13日，鲁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还提到想与许广平一起到绍兴看南镇庙与大禹陵。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赞扬大禹公而忘私的精神，1935年11月，他在新编历史小说《理水》中，对大禹精神作了艺术的再现。
如今，凡当年鲁迅到过的名胜古迹，除了个别景点因年久失修只剩遗址外，大都在原有的基础上修缮一新，并大大扩大了景区的范围。如大禹陵不但是全国唯一的禹的陵寝之所在，而且成为海内外禹的子孙们公祭大禹的圣地。兰亭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以后，依然保存了堪称国宝的康熙、乾隆合写的祖孙书迹同碑。而流觞亭和右军祠则成为国际书法节的最佳场所，每逢三月初三，许多中外书家名流常常雅集兰亭，怀古续胜，追仿曲水之欢。在这里兴建了我国第一座书法博物馆，作为越国重要遗址的府山则成了越文化的研究中心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
当年鲁迅多次游历过的柯岩和吼山名胜现已成为绍兴旅游局推出的两个王牌景点，游客人数也不断增加。
（七）
故乡绍兴对鲁迅（无其是他的青少年时期）所产生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热爱家乡的山水，熟悉家乡的传统文化，但同时又深恶痛绝故乡的落后、贫困、封建、保守与闭塞。这也是他之所以在1919年卖掉祖屋离开绍兴以后，再也不愿回到故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爱恨交加的故乡情怀，也体现在不少以绍兴作为人文背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也会出现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色彩，从而使其作品涂上一阵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鲁迅离开世界85年了，时过境迁，人事沧桑。先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都已今非昔比。今天，当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沿着鲁迅当年在故乡走过的道路，寻访一代伟人的足迹时，他们将会发现：鲁迅精神已成为绍兴精神的重要内涵，鲁迅之魂早已和故乡的稽山鉴水溶为一体。
（本文原载《我观鲁迅》，略有改动，作者为绍兴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