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与明代文化 / 开普饭

皇帝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最高意志。从知识结构、信仰崇尚以及行为特征诸方面来看，明代的皇帝，从开国君主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既有其共同点，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明太祖的勤政俭朴，武宗的淫佚好武，世宗的崇尚焚修，熹宗的荒诞不经。由于明代诸帝的性格各异，更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政策的不一，使明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本文试图将明代皇帝作为一个群体，就他们的文化成就以及与明代文化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

与历朝的封建统治者一般无二，明代诸帝也大多采取一种“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这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维护传统的统治秩序与本身的既得利益使其然。

△ 明太祖朱元璋

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夫，识字不多，但对儒家学说尤为重视。早在元末，还是战争频仍时期，明太祖就开始对儒家学说悉心注意。元末至正十六年，太祖率兵到达江淮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谒文庙幸学”。至南昌，所行一如江淮。至正十八年，他征辟著名儒士范祖干、叶仪到自己的幕下，向他们询问《大学》一书有关治国之道的精义。“武定祸乱，文致太平”，这就是明太祖初次涉猎儒家学说而得出的印象。一旦武功告成，建国大明，明太祖更是大兴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师以达天下，并建庙学，颁赐经籍，作养士类，仪文之备，超乎往昔。”出于崇儒的考虑，太祖对曲阜孔氏也百般尊敬，让孔氏子孙世袭衍圣公，秩视二品，还择一人为曲阜县令，在当地立学宫、教育孔、颜、孟三氏子孙。此外，太祖还亲幸太学，释奠孔子，极其严肃尊敬。显然，尊重孔子之道，在洪武一朝达到了极盛。

太祖虽出身农夫，但比较注重学习儒家经典。从历史的记载中可知，除《大学》与《孟子》之外，太祖阅读过的儒家经典还有以下几部：一是读《周礼》，由此而制定新的内侍诸司官制；二是曾观《大学衍义》，由此而深省“为君恤民”的道理；三是观《尚书》，由此而悟敬天与敬民的必要。当然，应该指任的是，太祖在阅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好观《说苑》、《韵府》”等杂书与《道德经》，显示出学术不谆的特点。

明成祖在很多方面都有乃父之风，崇儒尊孔一仍其旧。在永乐年间，成祖重修曲阜孔庙，并亲自撰与《重修孔庙碑文》。在碑文中，成祖殷切地期望通过重修孔庙，使天下之士“有所兴起，致力于圣贤之学”，人人成为有用之材“以赞辅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

仁宗孝友天植，尤其雅尚儒术，勤于问学，对儒家诸经多所研讨，而尤其熟谙于《尚书》一经。他曾说：“为治不出此经，虽成康，皆苟道。”此外，仁宗还就《春秋》、《易》，《诗》诸经发表自己的见解，多所创获。仁宗在东宫时，就别无嗜好，一心只是蓄藏经籍，手不释卷。他所穿衣服大都宽博，“亦类儒者”。这种嗜好，同样也导致了他在即位以后，仍然执行崇儒重道的改策，洪熙元年，仁宗下令建弘文馆，选择一些学行端谨的老儒，如翰林侍讲王进、苏州儒士陈继，“国侍燕间备颐问”。

宣宗即位，守成祖法，崇儒重道的政策也一仍未改。早在藩邸时，宣宗就能在大寒大暑时不废阅读经史。即位后，他让儒臣讲授《易观大象》，从中得悟帝王巡狩之礼。随后，又以御书《洪范》及御制序颁示辅臣，语意颇得古人的精蕴。宣德八年，修广寒、清暑二殿及琼华岛，宣宗拟在此三处广置书籍。于是，他就下谕杨士奇、杨荣，让他们在馆阁中择取能书之人，取《四书》《五经》及《说苑》等书，每书录数本，“分贮其中，以备观览”。宣宗在位仅仅数年，但时常“楼倦以崇文讲学为先务”。

自英宗以后，除孝宗、穆宗之外，明代诸帝或沉溺于宗教而不能自拔，如武宗之嗜好番教，世宗之崇尚焚修；或游戏人生，不好读书观经，如武宗之好武淫佚，熹宗之擅长工匠造作。这样，自英宗以后，明代诸帝崇儒重道之事已属罕见，从而使明初所具有的大一统的文化盛势逐渐分崩离析，文化也由官方一统转为各家竞放。

孝宗即位，一反宪宗的崇道政策，而是对儒家垂青有加。弘治十七年，重修阙里孔子庙成。孝宗下令，让大学士李东阳前往祭告，并亲自御制碑文。在日常的经筵之外，孝宗还时常观看《永乐大典》，向臣下索要《太极图》，《西铭》等书，以便在宫中观览。

穆宗以宽厚躬修玄默。即位以后，对佛道二教大加整顿，进而推行崇儒重道的政策。在位六年期间，天下太平，海内富庶，有“太平天子”之号。隆庆之年，穆宗下令，命礼部遣官行取衍圣公孔尚贤及翰林院五经博士颜肇先、孟彦璞，另外又行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颜孟二族各二人，驰驿来京，作为他幸太学时陪驾之臣。孔颜孟三氏子孙至京后，在礼部得到了穆宗的赐宴。

皇帝的右文政策固然首先体现在崇儒重道上，同时也广泛地反映在搜仿天下遗书，钦赐编辑刊行各类书籍，有时甚至是皇帝御撰的书籍上。

每当一个皇朝兴起，其首先的任务就是搜访遗书，以示右文。明代诸帝也不例外。早在立国以前的元至正二十六年，太祖就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观览”，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太祖更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他命礼部遣使购买天下遗书，并令书坊随即刊行天下。至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先搜罗到《南唐书》、《金史》以及苏辙的《古史》，进上刊行。为了搜罗天下遗书，明太祖专门建立一座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实其中，还延请四方名儒，既是教育太子及诸子的场所，又成了他与名儒商榷古文、评论文字的场所。成祖继承太祖遗志，也将购求遗书当作右文首务。成祖在视朝之暇，常常御便殿阅读书史，或召见翰林儒臣，讲论经史。当他听说文渊阁子集两部图书多缺，就召见礼部尚书郑赐，命令他选择通知典籍之人，四出购求遗书。明世宗虽迷恋道教，但仍有风雅好儒的一面。他专修了皇史宬，并于嘉靖二十二年下令，重录《四书》《五经》与《性理大全》，全部纳藏于皇史宬。至嘉靖二十四年，玉牒纂修已成，他又下令将玉牒“藏于皇史宬”。

书籍的编纂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既是崇儒右文的体现，又能起到宣传教化的作用。明代的各朝皇帝十分重视修纂各类图书。开国皇帝明太祖对书籍的修撰，更是鼓励甚勤，留下了不少文化遗产。洪武一朝，太祖下令编辑的书不少，胪述如下：元至正二十六年，编成《公子书》、《务农技艺商贾书》；洪武元年，修成《女戒》；洪武八年，修成《洪武正韵》一书；洪武十二年，《春秋本末》一书编辑完成；洪武十七年，诸臣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二十一年，儒臣编集《武士省躬录》成；洪武二十五年，颁《醒贪简要录》于诸司；洪武二十八年，修成《礼制集要》，颁布中外。

成祖承太祖遗绪，修书之勤，不亚其父。综合诸宗记载，概述如下：永乐之年，修成《古今列女传》一书；二年，辑《文华宝鉴》成；五年，修成《永乐大典》；十三年，儒臣编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成；十七年，侍臣重新纂辑《神仙传》成；十八年，儒臣辑《孝顺事实》成。

随后各朝所编图书可考者计有：洪熙元年，撰成《周易直指》、《周易大义》；宣德元年，修《外戚事鉴》、《历代臣鉴》成；成化九年，考订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嘉靖五年，撰成《鉴古韵语》一书。

明代诸帝不仅赐撰书籍甚多，而且白己也勤于纂述，所以留下的御制书籍很可观。太祖圣德神功，超出历代帝王之上，在位三十年，多有制作，大多出自宸衷御札，与前代帝王的假手臣工，大相径庭。据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上奏，他在内府所见到的太祖御制书有《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御制诗文》。

明成祖御制的作品也不少。永乐七年，成祖在政务之暇，采圣贤之言，撰成《圣学心清》一书；八年，撰成《务本之训》；十七年，撰成《为善阴骘书》。此外，成祖还作有《神僧传》一书，又御注了《金刚经》。

成祖以后，仁宗在东宫时雅好著述，御制甚富。宣宗也很勤学，著述也不少。宣德三年，宣宗御制《帝训》二十五篇，“亲序其首，复题其后”。宣德九年，宣宗又召来杨士奇等，向他们出示自己书写的《洪范篇》及御制的序文。

宣宗以后，其他诸帝大多沉溺于宗教与玩好，不好著述，所作不多，留下的著述寥寥无几，开列如下：正统五年，英宗御制《观天之器铭》；成化十八年，宪宗御制《文华大训》；嘉靖初年，世宗御制《洪范序草略》一篇，并命大学士费宏再加润色；嘉靖五年，作《敬一箴》。

二

明代诸帝，或起自草莽，或长于深宫，虽然所生活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各不相同，对艺术的追求与爱好却是归趋一致，尽管在这种爱好的背后，其本身的目的与所起的作用会存在种种差异。明代诸帝对音乐、绘画、书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即使说不上在这些领域里成就斐然，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值得引起注意。

先说明代诸帝与音乐之关系。明太祖即位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制礼作乐。制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抛弃元朝的胡俗衣冠，恢复唐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贵贱有别的礼制。作乐的本意则是为了和民声，格神人。为此，明太祖实行了一整套的音乐复古运动。早在吴元年秋七月，太祖就与音乐发生了关系，已能说明他在音乐上的造诣较高，并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在元朝时，古乐全废，只有所谓的“淫词艳曲”更唱迭和，而且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太祖对元朝乐章中所夹杂的腴词甚为反感，就命礼部尚书陶凯等更改旧词，摒弃“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使音乐具有“和平广大之意”。至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承太祖旨意，制成宴享九奏乐章。洪武年间，太祖还命僧人宗泐撰写献佛乐章，在佛教音乐上有所贡献。佛曲进呈以后，太祖亲自署其曲名为“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禅悦、偏应、妙济、善成”等，著为定制。太祖自己对音乐也深有研究，并亲自制作了“大祀天地乐章”。至洪武八年正月，太祖亲自主持大祀，就采用了自己制作的乐章。

明成祖也对音乐颇感兴趣。他的音乐思想显然与太祖是一脉相承的。早在永乐元年九月，成祖下谕侍臣：“皇考功德隆盛，乐章未有称述，其议为之。”笔者猜测，成祖宠幸高丽贤妃权氏，大概与权氏“善吹箫”也有一定关系。至永乐十八年，成祖又令内官尚“将《折桂令》、《醉太平》、《雁儿荡》三曲来看”，并下旨，对这些曲子，“不要管他腔调，只看中间字义如何?”成祖与太祖相比，已不似其父那样，显得严谨正大，而是粗犷疏阔。在对待音乐上也大致如此。如太庙、郊坛所用音乐，其乐辞都出成祖亲自制作，其中就有“杀了他才快活”等语，其中的乐器也大多是胡乐。

仁京虽说不上在音乐上有很高的造诣，但亦喜弹琴。他在《池亭纳凉》一诗中，就说到“援琴弹雅操，民物乐时康”。

△ 明宣宗朱瞻基

宣宗对音乐的爱好，大致也是太祖、成祖的继续，所喜者多为歌功颂德、弘扬朝廷恩典之作。如宣德三年九月，大学士杨士奇进《平胡铙歌鼓吹曲词》十二篇，宣宗喜纳之。

孝宗对官方音乐也格外注意，曾命太常寺知音官在内府造大祀乐器，“以纯金为钟，以西玉为启（罄)”。

太祖所复古的皇家音乐体系，至正德时，已被武宗浪荡殆尽。武宗爱好广泛，对音乐也极雅好，而且解之甚深。他亲自制作了《杀边乐》，一直被南京教坊司所传习。武宗极好百戏，所以宫中宴会，时常有百戏承应。这些百戏均是元朝的旧习，与明太祖所一贯倡导的箫韶之响大相径庭。随后的明神宗，也是爱听“新声”，不喜雅乐。

明世宗以藩王入承大统，其首先的任务是更定礼乐。嘉靖五年，当世庙建成以后，世宗就自制乐章，颁示大学士费宏等，命共更定曲名。太祖惓惓欲复古乐，终因草创而未成就。世宗入承大统以后，自认为兼明圣远作之全，又赶上了礼乐百年之会，一心想协和神人，考正音律。嘉靖九年，世宗下诏，发内府所藏金铜玉石钟磬于神乐观，让神乐观官员考正音乐，仍令科道官“举所知谙晓律吕之人以闻”。

在明代诸帝中，与音乐最有缘的皇帝，当推亡国之君朱由检。这位崇祯皇帝喜欢音乐，“万儿之暇，惟抚琴动操一二，亦不属意为也”。崇祯帝雅好鼓琴，善解琴艺。他曾经自制“访道五曲”，分别为《崆峒引》、《敲爻歌》、《据桐吟》、《参同契》、《烂柯游》。此外，崇祯帝还命中书尹大华订正历代琴谱，并亲自制作琴文五曲，分别为“五建皇极宫音君”、“百僚师表商音臣”、“于变时雍角音民”、“万国咸宁徵音事”、“四海来王羽音物”。其中第一曲就有“帝赐以禹畴兮”一句，第五曲又道：“建极维王，维皇建其有极兮，垂黻冕，授玄圭以为天下王。”所言均属心声，代表着皇家的气魄，文辞也较优美。崇祯帝的御琴在清初尚能见到，藏于济南李家。此琴用金玉象犀作为装饰，背面镌刻有“广运之宝”及“大明崇祯皇帝御琴”八字，尾部又有“翔凤”两个篆字。

在明代诸帝的艺术爱好中，与书法的联系也是极其紧密的，因此出现了一些善书的皇帝。太祖出身微贱，识字不多，但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也在书法上达到了一定的造诣。早在元末至正二十五年，太祖就对书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此年，在应天府设置了国子学，其中成贯门之匾，乃书家詹孟举所书。太祖嫌“门”字写得不佳，就“粉其钩，卒不补”，所以门字一直缺钩。由此可见，太祖对书法独具欣赏力。另据大学士申时行言，至万历年间，太祖的御笔仍有不少贮藏在经阁中，大概总其有七十六道。这些御笔，“或片楮短札，或累牍长篇，朱书墨书，真体草体，灿然具备”。

战祖在闲瑕时，也曾“援笔肆书”，喜爱书法作品制作的精妙，由此深悟书法虽属匠艺，却也并非“生而能之”，面是“由积学所致”。成祖对书法爱之甚深，临御之初，就励精文翰，因此一些书学名家在永乐一朝相继受到了重用。在永乐一朝获宠用的书家有：陈登，专攻篆书；藤用亨，待诏翰林，工于篆籀；沈度，字民则，翰林学士，书法婉丽庄重，成祖称之为“我朝王羲之”；沈灿，字民望，因善书见知于成祖，召为翰林待诏，书法飘逸遒劲。永乐时期的翰林均称善书，其中尤以解缙的真行草、胡光大的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最为著名。

宣宗在几务之余，时常留心载籍。一等遍观古人翰墨，自然会有契于怀。当时日侍宣宗之侧的是书家程南云。宜宗为答谢他日侍之劳，于是在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赋《草书歌》一首，于其中多所寓意，“书以赐之”。这位程南云，是江西南城县人，曾经在永乐时以善书预修《永乐大典》。此人颇读书，精通篆隶行书等书体，为宣宗所喜，幸宠甚厚。此后，孝宗亦喜书法，尤其嗜好已故学士沈度的书法，每天临摹数过。

△ 神宗书法

在明代诸帝中，真正堪称善书的只有神宗、崇祯帝两位。神宗自髫年即工八分书，为此太监孙隆专造清谨堂墨，款制精巧，极为神宗所爱。明神宗的善书，既是家学的渊源，也是受张居正等辅臣的影响。就家学而言，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就善书。同时，辅臣张居正等人在给神宗安排的教学课程中，也有习字一门，所用影格是《大宝箴》。这两者的影响，使得神宗初即位，就“好为大书”，所以时常有一些内使环立两旁，求神宗御书。万历二年四月，神宗赐给张居正“宅揆保冲”四字，吕调阳“同心夹辅”四字，六卿“正己率属”各一幅。同年闰十二月，神宗亲洒翰墨，大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这些大书，在张居正等看来，已是“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

神宗之子光宗，对书法也很有兴趣。每当讲学之暇，他就挥洒大字匾额、对联，“以赐青宫左右，虽祁寒大暑，未之少懈”。在这些书法作品上，他常常钤上“东宫亲御”的图章。

崇祯帝在书法上的造诣较深，在历史上也以善书见称。到了晚年，他更是多喜作字，在丈尺幅绡上，作劈窠大书，字显得矫健绝伦。崇祯的书法作品，大多临摹虞世南。写成后，不时赐与臣下，至清初仍有人视若珍宝。崇祯帝的书法作品，在明末清初传世的有“松风”二字，藏于布衣顾苓家。顾氏奉之草堂，颜曰“松风寝”。此外，尚有“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十字，藏于京师一士大夫家。每至书成，崇祯帝就“钤以玉玺”，印文有时是“崇祯御笔”，而有时则是“大明崇祯皇帝万儿余暇之笔”，有时又是“崇祯建极之宝”。

对明代皇帝来说，醉心绘画手不单纯是游戏三昧，消遣人生，而是为了网罗儒士，以示右文，有时甚至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因此，画艺的工拙仅仅是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则是政治效果如何。明太祖不擅绘画，却懂画理，注重实用，所以有时也曾涂抹几笔。如当时周玄素善画，太祖就下谕，让他在殿壁上绘天下江山，并亲自操笔，粗具规模，“倏成大势”。洪武元年，太祖命画士绘制“大孝行及身历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其目的是为了使子孙“知王业艰难”。这样，绘画又成了政治宣传教化的工具。

△ 明宣宗萱花双犬图

宣宗以善画著称。他绘有《五花马》、《白燕》二幅，上面均亲题“赐太监袁琦”。画中燕上柳叶飘洒，用粉分筋，柳干颤掣，所学当是南唐李后主金错刀法。

宣宗以后，景泰帝虽不称善画，但也有绘画作品。如景泰五年，他就画有《花竹双鸟图》，“绢本方幅，高七寸八分，阔七寸二分，著色竹桃枝、杏花、双鸟”。

今人一般只知宣宗善画，所见也多为宣宗御画，不知宪宗宸翰也极工致。如宪宗皇帝曾画有一幅《文昌帝君像》。画中帝君“冠唐帽绿袍，束带履乌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仪萧散出尘”。此画上题“成化十九年御笔”，押以“广运之宝”，显为宪宗御笔。宪宗所画，大多是神像、金瓶、牡丹、兰菊、梅竹之类的作品，但有时也作山水小景，所作潇洒出尘。宪宗性爱画，与画士极为亲近，一些画士投其所好，藉画艺以进，为此幸门大开。

孝宗能否善画，不得而知，但与画士的关系却非同一般。在一般臣子看来，绘画这类玩意虽技艺绝伦，但是有之不足以华国，无之也不足以损治，视绘画为无用之艺，画士为杂流。但孝宗与画士极有缘，即位之初，为装门面，也假称重惜名器，罢黜一些传奉书绘杂流，但不久就给以恢复。至弘治七年十一月，孝宗直接下令，让各处守臣“访取画士”，储养于内宫。不久，山西镇守太监刘政奏送画士白玺等十八人，一同送至御用监。

宣德至弘治诸朝，由于皇帝对画士的重视，最终培植了一个宫廷画派，在绘画史上留下了虽不称灿烂但也不可忘却的一页。

三

在明代诸帝中，太祖与成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因属于开国之君，本领阔大，气魄宏伟，故所作诗文在缺少文采之余，大都铿锵有力，大可讽诵。随后的各朝皇帝，多生长于深宫，经东宫儒士一整套符合儒家规范的训导，虽在文字水平上大有长进，但因远离了生活，而宫廷环境又造成了性格柔弱，因而所作诗文也体现了温柔敦厚这样一种凤格。在明代诸帝中，只有武宗好武，熹宗戏嬉成癖，因而在文学上无甚建树可言。

笔者一再强调，开国皇帝明太祖出身农夫，后通过亲近儒士，弥补了他从小所受教育的不足。早在戎马生涯时，他就喜欢阅读经史，不久就能操笔成文章。他曾对侍臣这样说:“朕本农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这种出身虽因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得到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但在生活上依然保持着农夫的俭朴而没有多少的改变。这种生活经验同样反映于他的文学作品中，使文章充满口语化，显得通俗易懂。太祖的文学思想是反对言过其实，而以平实为贵。为此，他在文体上作了必要的改革，下诏：凡是表笺奏疏，禁止四六对偶，以免长雕琢浮文之风，文字一体讲究质实不华，典雅淳朴。平定蜀地以后，太祖就曾御制“平西蜀文”，并系之以诗。此诗文辞或未甚工，但怠质而情谦，大都归功天人，显示了他本人的文学风格。

明太祖的作品虽经文人的润色，但仍然保留了不少他本人那种朴实的风格。太祖起自民间，身经百战，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所写诗文的内容极其丰富。简言之，太祖诗文内容具有以下特点：(一)太祖起自民间，虽荣登大位，但对过去的生活仍念念不忘，对亲人的养育之恩感激不尽。如《皇陵碑》不讳艰难，《孝慈录》重服庶母慈母养母，《纪梦》叙及入濠之故等等，都具有相同的主题。又如《思亲歌》一首，则将慈母养育之恩比作慈鸟乳雏，对昔日微贱时的堂上亲人，表现了无限的思念。(二)从诗歌中可以发见太祖的性格特点与生活追求。大概是亲近文人儒生的缘故，太祖的诗，有时也反映了他对雅致生活的刻意追求。如《竹干青乐钓》一诗，就内容、风格而言，说它是一首文人诗也不为过。而《思老试壮》一诗，充分体现了太祖老当益壮、雄心不减的性格特征。(三)太祖的笔触更多的还是伸向如“大祀”这样的生活场景，虽有皇家的气魄，但终究是以歌颂太平景象为目的。如“大祀”一首，其中“鞠躬稽首参天处，四海讴歌贺太平”一句，已将这种目的暴露无遗。(四)太祖出身农夫，作品虽经文臣加工，但有些仍保留了朴实的风格，读起来朗朗上口。如《东风》一诗言：“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花成子结因花盛，春满乾坤始凤台。”

由于成祖对建文遗事的避讳与掩饰，因此建文一朝的遗事大多含混不清，即使建文帝本人的史实，也多被篡改，以致以讹传讹。如野史盛传，建文帝自幼即颖敏能诗，太祖命他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这首《新月语》为很多野史所转系，但据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考证，这是各书的附会，此诗实为杨维桢作，见于《东维子诗集》留。所以，对建文帝在文学上的造诣，现在还不能遽下判断。

明成祖在戎马之余，铺张文治，敕修《经书大全》与《永乐大典》。成祖也有御制集藏于宫中，不传人间，至今大概已不存于世。从《列朝诗集》所录《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二首中，我们很难断定成祖的文学成就，因为这二首诗均属贺寿诗，算是应酬之作，不能反映文学水平，只能窥见“神龙之片甲”。不过，从成祖为人看，其诗当气魄甚大。

△ 列朝诗集

在明代诸帝中，真正堪称文采风流者，当推仁宗与宣宗。仁宗在东宫较久，虚怀好学，学问较为渊博。他酷好宋欧阳修的文章，“乙夜翻阅，每至达旦”。仁宗有御制集上下二卷，已不存于世。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此书存目，系内府抄本。全集系文一，即“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诗256首，词8首。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录了其中的九首诗，只是极少部分，我们只能据此分析仁宗的文学成就。仁宗亲近儒臣，为人雍容大度。诗如其人。仁亲之诗，大多雍容蕴藉，大有宫廷的风致，皇家的气魄。仁宗诗的内容涉及较广，春、夏、秋三季景致的变换，无不留下了他的吟咏，春有《桃园春晓》一诗，《阳春曲》一曲；夏有《池亭纳凉》一诗；秋有《江楼秋望》。尽管如此，由于仁宗的生活已不如太祖、成祖丰富，所以诗歌的内容也不外乎宫廷的生活场景，如上元节观鳌山灯、早朝等，以此体现宫廷诗歌的特点，即粉饰太平，思想较显贫乏。

宣宗颖敏过人，有志于经史。每次考试进士，常常自撰程文，说：“我不当会元及第耶?”显得极为自信。万儿之暇，游戏翰墨，长篇短歌，援笔立就。作有御制集，这就是至今仍留存于进的《宣庙御制总集》。

宣宗喜作诗，他自己就说:“朕喜吟咏，耳目所遇，兴趣所适，往往有作。”通观宣宗的诗作，具有以下四大特点：（一）受儒家文学思想之影响，诗作具有说理的韵味，《乐静诗》即可为例。（二）宣宗一朝，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宣宗时与臣下同游，赓歌纳作，造就了一个台阁体诗派。作为倡导者，宣宗的诗作也具有宫廷的韵味，这种衲味就是颂谀太平景象，显示皇家的宏伟气魄。《新春诗》、《元宵诗》、《七夕诗》等首，都是粉饰太平之作。（三）宣宗在明代诸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所以他的笔触就不仅仅局限于皇家宫苑的生活，而是对民间百姓的生活与疾苦给以客观的描述。每当亢旱岁歉，宣宗均能循己自责，减租赈恤，并毫不掩饰地写下这些与太平景象不符的农民实况。如《书愧诗示户部尚书夏原吉》一诗，所反映的就是“关中岁屡歉，民食无所资”的现实生活。（四）宣宗为人风流儒雅，大有文人气习。故诗作中多有写景之作，而且显得文采斐然。如《四景诗》四首，对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变化的刻划堪称细致入微。

就目前而言，尚未找到英宗、景泰帝、宪宗的诗作，所以无从研究。倒是《列朝诗集》引用了孝宗的一首诗，名《静中吟》，使我们得以了解孝宗的文学成就。从《静中吟》一诗中，确实看不出孝宗有多深的文学涵养，只能发现他本人的生活实录。钱谦益曾认为孝宗“粹然二帝三皇，典谟训话，不当以诗章求之也”，此说在为幸宗开脱辩护以外，似乎也道出了孝宗诗章不佳的实情。

武宗好武，喜动厌静，与宣宗的为人风格正好相反，所以他写不出如宣宗那样风格细腻的诗作，只有一些流于粗疏的作品。据野史记载，武宗临幸宣府时，曾经写过一首小词，有“野花有色，村酒醉人多”。这两句确是他摆脱繁缛琐碎的宫廷生活的实录。正德十五年，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御制诗十二首，以赐大学土杨一清。在赐诗中，其中《上马留题》一首云：“正德英名已远播，南征北战敢当先。平生威武安天下，永镇江万万年。”所言虽多浮夸之词，却也直抒胸臆，道出真情。

世宗醉心于道教，却也风流自喜。万机之暇，喜作诗文。大学士杨一清曾进呈《元宵诗》，有“爱看冰轮清似镜”之句。世宗以为此句与中秋诗类似，改云：“爱看金莲街似月”。世宗时常与阁臣费宏等唱和，所作诗大有仙气。

神宗天藻飞翔，留心翰墨。曾作《劝学诗》一章，御书赐与太监孙隆，胙在吴中刻石。诗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所言虽具皇家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自夸不当，但劝人勤勉好学，也算至理名言。

神宗之后，光宗短命，熹宗戏嬉，文学均无足称。崇祯帝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大都置有书籍，坐则随手披览。他曾经作有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此作后颁行天下，士子竞相传诵。惜未见崇祯帝的文学作品，故不能在此详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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