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之二：岁月钩沉
“那些日子”之二：岁月钩沉
当时，调我回城的“上级精神”是让我来参加编史修志的，领导说了，我的工作关系就放在公司党委宣传科。
“史”和“志”其实是不同的文体。“史”一般是纵向记叙某个特定时段里的某件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鲜明地融入编著者的思想逻辑；“志”则是一种资料性的文献，横呈百科，包罗万象，文字洗练，但直述其事，一般不带思想观点。中国历来重视史志编纂，古代就设有史官，专门做这件事，青史留名是件挺了不起的事情。江南历来重文抑武，文史工作一向做得很好，元代至正年间就出过《无锡志》，星转斗移，朝代更迭，到新中国成立前共编修过11部地方志书。上世纪80年代初，无锡市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启动编史修志工作。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上面有想法，下面想办法，在没有弄清楚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便立马雷厉风行地铺开了摊子，省里市里要求各地以及各行各业各单位，全面开花，统统开展编史修志工作。当时我还在矿上，矿领导就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在完成手头其他工作的同时，开始编纂矿史，资料收罗了几大摞，但真的不知道如何“组装”，最终勉强形成了初稿，不管怎么说，总是做了件有点成就感的事。或许因了这个由头，当全市正式下文要求各局编纂行业志并启动首部《无锡市志》（无锡一直是县一级建制，解放后才设市）编纂时，公司领导便决定由我来挑这副担子。世事很是玩味，我顶着编修《无锡市志》的由头而回城的，没承想过了若干年，我还调进了市史志办，直接参加了《无锡市志》的续编，还当上了副主编。这是后话了。
到了公司，当时的办公室副主任戴君是直接分管领导，一位标准的美男子。他和煤炭招待所所长赵君（同时也是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作了沟通协调，在西楼腾出半个房间（另一半堆满了闲置的桌椅床架），作为了我的工作场所。当时还配给我一名年青人，作为辅助，是园田煤矿来的，姓吴。后来，市委组织部正好缺打字员，浦书记推荐小吴去了，戴君就另给我配了一个年青人，姓汤，很是敦厚勤勉。
编写志书，最关键的要素是充分详实的基础资料。可惜的是，由于经历了从指挥部到太湖公司、再到无锡公司的两次折腾，资料严重散失。资料这玩艺，整理出来了是宝贝，没好好整理就是一堆垃圾。那一两年，我带着小吴、小汤整天在旧档中翻腾、摘抄，真正地苦不堪言，当时又没有电脑，收集梳理资料全凭手抄。我将觉得有用的资料整理出来后，再根据纲目逐章逐节地编写。我的字不太好，所以最烦抄写，好在他们两个年青人，尤其是小汤，做事恭敬认真，把我写成的稿子毕恭毕敬地抄写出来，真是难为他们了。
在刚开始的收集资料阶段，我还带他们到公司下属各单位去了转了一两趟，希望能够从下面单位那儿获取一些有用的资料。当时没有任何特别的配置，到各单位去都是自己坐长途公共车去，煤炭单位逐煤而建，大都分散在各处，到了一个单位再要去另一个单位，往往相距几十里，凑巧或基层单位领导支持，或许会派车送一下，否则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不管怎么说，到下面去转了转，至少知道了公司各单位的大致方位和基本轮廓，不至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出不来。
当时市地方志办公室已经单独建制了，他们其实也没有编修志书的经验，但极其的敬业，极其的认真，几乎每个月要开若干个会，组织全市参加修志的人们研究纲目、探讨文稿、推敲章法，集思广益，努力地达成共识。每次去参加会议，来自各局各单位的人中，总会有一些人自恃能耐，梗着脖子、亮着嗓门高谈阔论，往往些许细枝末节，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现在想来，当时市地方志办的领导也真的不容易，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哪怕是自以为是地逞强斗勇，只要有利于工作的推进，他们就大度地包容。
从年龄段来说，我和工艺美术公司（其实也是局）的华君、陶瓷公司的梅君等相对年轻些，便和市地方志办的一帮年青编辑结下了情谊，之后虽然各自在命运中沉浮，但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经过了大约一两年的努力，终于按照市地方志办审定的纲目，我执笔写成了《无锡市志·煤炭工业卷》，虽然在煌煌然数百字的这部志书中只占极小的篇幅，但毕竟是自己的心血，也算是青史留痕了。后来公司还让我另外印制成单行本，作为资料留存。如今，无锡煤炭工业已经湮失在历史的过往之中，若以系统地记叙无锡煤炭工业的发展变迁而论，兴许这是唯一说得上周详权威的文字了。
编纂《无锡煤炭工业卷》的这段经历时间并不长，但对自己而言，却是涉足了一个新的领域，尝试了一种新的文体，获得了一种新的体验。我自己的评价是，一生从文，没有大的建树，但毕竟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而其中，当年老师的教诲是得窥文法堂奥的启蒙，在矿上从事通讯报道和矿山文艺创作是丰满文字的起步，后来起草最不喜欢的公文是理性逻辑的历练，而参与史志编撰，是通晓章法、熔炼文字的真正进阶。人生过往中的某些经历阅历，在当时当地也许轻浅得不值一提，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可能成为一种深厚的积淀。不经意间所得到的，也许是人生的必须，其中隐含的意义，很可能重要到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也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公司帮我完成了“提干”的程序，即由煤矿工人的身份转为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在此同时，1985年，我入党了！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这件事的意义，虽然说不上石破天惊，但也非常的不容易。当年在中学上学时，一直以“最好的学生”的面目出现，但由于所谓的“社会关系复杂”，一直被打入政治生命的冷宫，被团组织拒之门外。到煤矿工作后，由于一直在政工部门工作，入团问题在进矿的第二年就早已解决。到了公司后，领导认为我既然进了机关，何况又编制在党委宣传科，在党的工作部门却不是党员，岂不笑话？于是，由宣传副科长史君和办公室主任张君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并由组织科周科长和资深组织员胡大姐找我谈话，中规中矩地走完了一套程序。过了若干年，当初直接分管编史修志的戴副主任，这位口才文才俱佳的令人敬佩的同龄人，后来官至江南大市的工商局局长，而当年找我谈话的周科长，后来担任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岁月的惊艳，往往发端于不经意间，或许就在那个极其平常的有点闷热的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