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意强｜艺术学科与创作论
艺术学科与创作论
曹意强/撰
“艺术”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范围包括与自然相对的人类活动及其衡量标准，渗透于人类处理各种事务的智慧、手段、技艺和品行准则之中。这不仅见之于现代学科范畴之源的亚里士多德体系，而且隐含于中国先秦的核心思想中。
在“艺术”的概念尚未形成如今的指定意义之前，在西方，其狭义起初仅指绘画和雕刻，后来又引入了建筑。而这三类皆属于视觉艺术，与眼睛观察和心灵洞察有关，这两者又用image一词加以呈现。然而，其广义的含义一直贯穿在人类的智性实践活动中，或者说，一直以其狭义的范畴来阐明其广义的含义。这是人类以智性理解自然、改造自然并重新创造自身的唯一路径。
《易·系辞上》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语点明了此理。书之缘起皆为图，亦即images。时至今日，image这个词含义非常复杂，大者指“物象”，小者指“图像”，而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并指眼与心所见之物，诚如德语习语“眼心相离，感触断失”[Aus den Augen, aus dem Sinn]所言之眼心联动。柏拉图的idea即指心灵之眼所洞悉的图像。相对于肉眼所看见的图像，其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是前者的镜中之像，前者为真实，后者为错觉。无论如何，两者皆为视觉之功效。心灵之眼所见必源于肉眼所见的世间物象，就此而论，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哲学家坚持知识源于感觉印象并非全无道理。我个人所提出的“艺术智性”就旨在阐明狭义的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对于整个人类创造活动的塑造作用。
至16世纪，经由人文主义者艺术家阿尔贝蒂和米开朗琪罗的弟子瓦萨里[Giorgio Vasari]等人的论述，出现了绘画、雕刻与建筑三位一体的美术范畴，而融合三者的指导性理念是Disegno[创意构设]，即将心灵之眼所见的形而上之美与身体之眼所见的形而下物象相结合，以创构完美的艺术。这样的完美创造至欧洲18世纪形成了“美的艺术”体系，不仅运用于对美术的研究，而且落实于美术学院的教育。直至20世纪，在西方，“艺术”这个概念可以跟“美术”互换使用，而19世纪以来所兴起的艺术史，指的仍是美术史。我国现在通用的“艺术”概念便是20世纪从欧洲引进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美术的主体含义。
在中国古代，与欧洲早期一样，艺术其物呈现着极为宽泛的意义，甚至宽泛到了不存在这样一个概念。当然，尽管没有限定概念，但艺术活动本身依然占据着中心的地位，我常引用的公元2至3世纪之交徐幹所说的一句话雄辩地证明了此点：“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中论·艺纪》）中国古代最接近广义艺术的即为“六艺”，而靠近如今艺术概念的成份隐显于“乐”，最靠近当今艺术体系的便是“书”和“画”。尽管如此，中国古代书论和画论始终没有偏离艺术的广义。我常常感到，这些画论中深埋的思想远远有待于现代发掘。
“美的艺术”[Fine Art]的观念和现代艺术体系是18世纪的产物。然而，当时提出这个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艺术从其广义的性质中孤立出来而独成一体。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凸显艺术的历史、社会、思想和生活的塑造力量，才将之统为体系以便深入探究。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休谟[David Hume]等哲学家和麦考莱[Thomas Macaulay]等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人类只有两大创造领域：Arts and Science。“艺术与科学”这一对概念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认为，一切研究的目的都在于揭示和推动人类在艺术与科学上的进步。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艺术是民族和时代精神显现的必然形式，而在他的劲敌德罗伊森[J. G. Droysen]的历史哲学中，艺术及其创作方法则是新史学的模板。这些均可参见笔者的旧文〈包罗万象史与西方艺术史的兴起〉。总之，现代艺术体系的形成以及艺术史学科的诞生都是这一波澜壮阔的思想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说“美的艺术”是法语的产物，那么“艺术学科”和“艺术史”便是德语的果实。如今我们往往纠缠于“艺术学”或“艺术科学”诸概念，但倘若回到历史，回到德文原义，与德语表述所有的学科研究一样，不论将Kunstwissenschaft译成什么，要点是对艺术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教学，或借助系统性的方式获得艺术领域的知识体系，其用意不在于体系建构本身，而在于研究与教学的功效及深度。公认的西方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用Lehrgebäudes加以概括，此词直译为“教学大楼”，意为系统性艺术研究，相当于后世包豪斯之父格罗皮乌斯用以隐喻美术与设计之密切关系的“建筑”的综合意思。
当然，Wissenschaft有科学或专门知识体系等多种含义，在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思，而主要指系统性的研究。就艺术研究而言，其中一个重要但被当今忽略的要素就是创作论研究，它包括对创作本身的研究和对艺术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这两个方面，而其中内含的血脉是体悟审美品质。温氏之所以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是因为他将这两者融合为一体化的研究系统。
无可否认，现代艺术体系的出现必然也会改变人们对狭义之艺术的看法，并深化对它的研究。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信条在很大程度上修订了艺术的定义，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该信条的倡导者意在宣扬艺术的高贵性，企图使之脱离其广义（即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而孤立于崇高之境，其结果是无意之中把它降至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地位。只要浏览一下此后的艺术研究论著，人们不难发现温克尔曼等先驱所演示的立体式艺术研究已退化为平面化的模式，艺术沦为受其他因素制约或影响的产物。这样的扁平化研究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东西，但却忽视了艺术本身。
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对之恰当地运用便是一门艺术，可以开启新的视角，并有助于我们体验艺术之美。“为艺术而艺术”教义的代言人是王尔德，他在《道林格雷的肖像》前言中宣告：“一切艺术皆为无用之物。”同时，他也道出了艺术的无用之大用的意思，尽管他没有将话说完整：“制作有用之物者，只要他不膜拜自己所作之物，便可得到原谅；而制作无用之物的唯一理由，便是人们对之欣赏之极。”艺术对人类所起的作用，不是有用的功能而是美的品质。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举例阐释了艺术的审美品质对哲学、数学、物理、历史等新发现的启示作用，特别强调了艺术审美品质如何成为伟大的思想和科学创造机制中的有机成分这一点，在此不复赘述。
以上简要地阐述艺术概念和现代艺术体系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性定义，其意图是想引出建构艺术创作论的必要性。只要我们不限定艺术的意义范围，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我们必须建立其自身的系统性研究体系，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探究艺术在人类一切创造活动中的真正作用。如果说艺术史是一门人文学科，那它可以方便地纳入各门人文学科之中，如历史、考古学，甚至哲学史、科学史等等，但作为一门艺术学科的学科基础何在？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范畴至德语国家的学科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学科的成立必须具备其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我认为，艺术学科在借鉴和融合所有人类学科的前提下，理应从艺术创作论出发去建构符合自身性质的学理基础。当然，对创作本身的思考与探究古已有之，只要有人实践艺术，就有创作思想与方法。中西画论、中西画谱、中西艺术技法教材、中西艺术家论艺的片言只语，诸如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论画笔记、德拉克洛瓦日记、凡·高书信、罗丹谈艺录、潘天寿谈艺录、黄宾虹画语录、弗罗依德访谈录、阿里卡论委拉斯贵支，以及所有艺术家论艺术的语言和文字，如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论画著作等等，不胜枚举。当代画家对艺术史和创作论具有更强的意识，近期我读过的最富洞见力的创作论文字出于光效应绘画奠基者、英国当代画家布里奇特·莱利[Bridget Riley]。我所说的“创作论”研究欲将这些零散而闪光的创作思想和其中包含的技艺，与艺术史、艺术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性探索，在对艺术独特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艺术在人类创造中的作用与价值。
大卫·霍克尼
艺术显然处于人类探索世界与自身的无人地带。而人类探索世界的途径不外乎三条道路：世界观（包括哲学与宗教），艺术，科学。世界观可以是一个明确的观念，为某个时代与民族所默认，即使是强加的观念也会如此；科学有其明确的客观检定标准；而艺术没有这两个明确标准，其审美品质，如有标准，也是朦朦胧胧地漂浮于往昔优秀作品的总合之中。然而，艺术又起着连结人类思想与科学之间的桥梁，并充当起衡量人类创造的品质标杆。艺术创作论即旨在研究这层关系，使艺术学科重新成为探究和创造“艺术与科学”的驱动力。
因此，在几年前，我试图招收硕士研究生开启艺术创作论方向的研究，兹将当时所撰写的招生方向简介援引于此，以明其宗旨、范围以及研究必备条件：
艺术创作论：本方向在艺术史的框架中研究美术创作的机制，涉及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技巧、艺术鉴赏、艺术媒介，以及经典作品分析诸问题，强调对创作内部问题的理解与探究，系统地整理中外历代画论和画家创作经验谈，推演绘画创作方法论，拓展艺术创作和研究的自身理论体系，完整地把握艺术创作的内外因素，全面理解杰作诞生的要素，由此为艺术社会、文化、思想或心理学探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该方向考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实践能力和理论研究兴趣，其毕业考核需呈交学位论文，并附以其擅长的媒介所创作的作品数件。论文须紧扣艺术创作问题。
之后为加强“艺术创作论”背后的支撑研究，又启动了“艺术智性研究”的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布了如下宗旨与要求：
该方向旨在重新思考艺术与思想、艺术与科学，以及艺术与教育的关系。如果对应于自然，凡人类创物之能与所创之物不妨统称为“艺术”，无论是古希腊的“艺术”概念还是中国古典学中“艺”的概念皆如此……然而，自18世纪以来，“艺术”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特指超越了实用性而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这赋予了艺术以超验的崇高性；同时其“无用”性也遮蔽了艺术固有的智性力量：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等理论，包括艺术理论本身，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它将艺术视为其本身以外之因素的产物，这完全忽视了艺术所具有的塑造思想、社会、历史和科学的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一直通过艺术的精湛技艺和高远的审美品质潜活于人类历史的创造之中，值得加以揭示与研究，这对我们所处的创意时代尤为重要。本届博士后的具体研究内容是中西重要艺术概念的演变及其对哲学（美学）和文论的影响或互动关系……
遗憾的是，几年来，几乎无人报考“艺术创作论”这一研究方向，这反映了上述对艺术学科学理认识不足的状况。兹受重庆市教委聘任在四川美术学院从事巴渝学者项目之际，我期望能够通过系列讲座和论著发表方式推动“创作论研究”，为奠定艺术学科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做些分内的工作。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概要地勾划影响这一研究的诸多历史与现实障碍，同时简述该研究的基本宗旨及意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艺术学科欲真正成为自身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起自己无可替代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唯有如此，艺术才能充分发挥其创造智性，不仅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创作水平，而且成为更坚固的构架人类一切创造性领域之品质和技艺的津梁。
曹意强，1957年5月生于杭州，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艺术与艺术史研究，著有《艺术与历史》《时代的肖像》《艺术史的视野》《艺术与智性》等，主编《艺术管理概论》《美术鉴赏》《艺术学的理论视域》《艺术史二十讲》《如何看懂一幅画》《美术博物馆学导论》《艺术人文研究》等，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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