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学锋：打 牙 祭
打 牙 祭
现在生活好了，虽然肉在不断涨价，一斤肉已卖到了30几元，但说实话，一般人的工资想吃几顿肉还是不在话下，就连我们退了休每月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想吃几顿肉也不成问题。
想起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时，那时想吃点肉可不是简单的事。1959年我8岁，就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第二年，我国的各种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油、盐、柴、米也不例外，粮票每人每月19斤一21斤。有的地方就连女同志的月经带都凭票供应。
那时的人钱很少，能买得到的东西更少，每月半斤肉，凭票供应。一般人和肉店里的屠夫不熟，割的肉很瘦而且还带有好些骨头，所以大家能沾到的油腥少得可怜。所以每天不光是在饥饿中度日，就连肚子里的肠子都早已生了锈，每次吃肉或沾到点荤腥就算是打牙祭。所以，想打牙祭的欲望高过一切。
那时在肉店割肉，一般家庭都愿意买猪肥肠，肥肠油水多，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而且两斤肥肠的价格也只有一斤肉的价钱。所以肥肠当时都很俏，想买肥肠的人半夜就要到肉店排队，排在队伍的前几名才买得到肥肠。
我家也是这样，每月的肉票都买肥肠，吃了肥肠的那一天，感觉油水重很舒服。但总是会拉肚子，因为锈迹斑斑的肠子突然接受了大量的油水服不住，胃消化不了，最后都是吃进去又全部拉稀排出来，一点营养也没有吸收。长时期的恶性循环，那时的人看起来都面无血色，枯瘦如柴。
那时，我最羡慕班上的三个女同学。一个是张素英，她的父母都在李家坪合作商店小食店工作，至少偶尔可以吃一顿饱饭；另外就是曹永秀，她的父亲是嘉陵中学的厨师，做得好一手粤菜，每当我从嘉陵中学食堂边路过时，总要在那里站一阵，闻闻食堂散发出来的香味，最后无奈地、依依不舍地离开；还有就是唐令英同学，她的母亲是猫儿石小学的炊事员，父亲是猫儿石肉店的屠夫，猫儿石地区的每个家庭买肉都要从他手上过。这三个女同学脸上的水色自然要显得好一些。
那时我很腼腆，和这几个幸福的女同学都没有说过话。我经常想，如果我能偶尔把唐令英父亲那把割肉的刀借来，在我家锅里煮一煮，熬一下水，然后煮一点萝卜或其它菜在里面，至少也能见到几颗宝贵的油珠珠，总比清水煮菜要好多了。
有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到外面野草地里抓了几个蚂蚱，也要把它用火烤熟，放几颗盐，就吃下去。虽然觉得不是很好吃，但也算是打了个小小的牙祭。
暑期总要到磨墩河或任家坡下面雷打石湾湾那条河沟，去捉小鱼小虾和螃蟹，来打个小牙祭。有时在河沟里捡到贝壳，也要煮来吃，腥味重，但还是要吃。有时也用弹弓打麻雀，或者取鸟窝里的鸟蛋。总之，任何一点沾荤腥的东西都不放过。
虽然那个年代人没有吃的，但老鼠（耗子）却很多，一年总要捕捉到几只耗子。当然，每捉到一两只耗子，都会把它弄死，然后剥了皮，把肉洗净放在锅里，加点豆瓣，煮来吃了。虽然算不上美味佳肴，但味道还不错，也算打了一次牙祭。
如果在那个年代，有人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工作，或有什么理想？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当炊事员、卖肉的屠夫，或者在糖果店工作；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能吃饱饭还打牙祭！以后长大了，是一个红头花色、身体强壮的胖子。
庆幸的是，我终于从那个生活物资短缺的几年熬过来了，但那些年有好些人没有熬得过来。现在想起那个年代的事情，真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打牙祭”这个词，对现代人来说比较陌生了，因为现在各方面条件都比60年前要好了很多，肉基本上可以随时吃够了。但我们已经上了年纪，不敢随便放开肚子吃了，怕自己的胃消化不良。正印证了那句话：吃得的时候没得吃的，吃的东西多了又吃不得了。
我们这一代人，以前经过了许多不平常的岁月，经历了几年的大饥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枪林弹雨，活到现在已经不错了。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到处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让我们的夕阳更红、更灿烂！
饶学锋，1969年下乡到铜梁插队落户，1971年招工到重庆101化工厂工作，后为重庆川庆厂，化工局下属企业，曾经有3000多职工，地址在渝北区洛碛。201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