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被日本控制的香港民众生活是怎样的？一个词：水深火热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对香港发起攻击，12月25日下午7时30分英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在日军占领期间，英国籍居民、香港政府相关人员、英国工商业者、重庆政府方面的中国人都被扣留并受到严格监视。前者被关进敌国人收容所，迎接艰苦的生活，后者则在香港酒店受到监视，其中有一部分人为日本统治提供协助，作为获释的条件。
被卷入战争深感痛苦的，不仅是英国人等社会的统治者，一般百姓也是如此。在日本军政统治下，一般百姓在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严重损失，包括粮食、交通、娱乐等，不胜枚举。由于采用军政统治方式，日本军政和香港民众在很多情况下，关系显得千丝万缕。
食物等生活物资的短缺。占领香港的战争在短期内即结束，百姓面对空袭的恐慌相应减少，但是市民的粮食供给问题在日军占领开始后，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战争时期粮食供给问题，也从香港政府疲於寻找百姓需要的粮食，而直接转变成疲于寻求日本军政需要的粮食，并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
日本军政下香港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用品等广泛采用公定价格制。日本军政认为只要管理好香港这一限定区域即可，因此乐观预计统制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当时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混合存在，如果无法强行干预自由经济的情况发生，价格统管基本无法发挥作用。
街道上的商店由于担心被哄抢所以都关门了，随着军政厅设立，表面上确立了由宪兵队统治香港。为了确保百姓可买到所需的生活物资品，商业交易得以重新恢复。
1941年12月下旬，香港岛的一部分商店重新开张，很多市民因为担心以后的生活纷纷前来购买生活物资品，据说呈现了如东京浅草寺门前市集的盛况。1942年1月13日，公布了日军政厅布告《大日本军政厅民政部布告（第一号）》，要求各商店重新开业，以安定民心。
1942年3月15日起白米采取配给制，配给之初各区内只设置一到两处大米供给处，因此据说“买米队伍的长龙，看得到队列的最前面但看不到队尾，每日排队抢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大米供给处清晨一开门大米即瞬间售罄。空手而归的人第二天凌晨又必须来排队，有些人则留下不走，忍耐一晚等到第二天清晨才能买到大米。”
大米配给制度不仅由于给军政财政带来极大负担，因此决定将大米的直接配给对象限于军政相关人员，1944年3月15日，发出预告宣布从4月15日起公平无差别的配给对象，仅限于军政相关人员。该措施立即付诸行动，军政的大米配给量急剧减少，该措施事实上中止了军政对香港一般居民的大米配给。一般百姓因此被迫按大米的市区价格购买，推动了市民抢购大米的现象。
公共服务水平下降。1911年11月，由香港政厅经营的九广铁路（九龙、深圳之间）开通，用以连接香港和广东省，该铁路后来由于日中战争受到日军攻击，最终导致铁路不通。但是在日军占领的方针政策上，铁路运输属必须举措，通过1943年11月广九作战时日军掌握了铁路沿线，同年12月28日铁路全线完成修复工程，广东省与新界之间商业贸易往来的交通路线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乘坐火车的乘客只有经过铁路方面许可才可乘坐便车，每天有三趟往返的混合列车运输。行李方面，只会运送小件行李和随身携带行李，但仍然成为铁路沿线运输蔬菜的有效方法。从九龙到深圳之间的火车三等票，大人票价75钱，儿童票则半价。
市内电车原来是由英国投资的香港电车公司负责运营，电车当时是连接市内各处的重要交通工具。随着战争开始，交通蒙受较大损失，日军占领香港后，交通由总督部直接经营，通过重新修复，至1942年一部分电车开通，3月20日全线恢复运输。
在军政下投入运输的双层电车共112台，车票价格是市内统一价格，三等座开始是2钱，修复后铁路延长，价格上调至5钱，后来上调至10钱。星期六赛马日期间，每隔3分钟运送客人一次，平均一天乘客约10万人。
1942年11月开始，电车的所有站牌都采用日式名称。起初电车行驶时间是7点至21点，后来延长至23点。货物运输设有专用电车，电车装载肉类、蔬菜和其他货物往返运输，有些乘客为了购买食品只乘坐这种电车。
但是随着电力供给困难，1944年4月15日开始，运输时间仅限于早晚的交通高峰期，9点40分至16点设定为停止运输时段。1944年6月4日，以节约用电为由暂停电车行驶。
香港岛和九龙的道路完备，因为被日本占领，这些道路均改用日本名字。例如，与香港岛海岸线平行的干诺道改名为住吉通；从九龙的半岛南端北上的弥敦道改名为香取通。由于新界道路修整较为迟缓，而且该道路是抗日物资运往大陆的运输路线，香港政府持续在新界投入交通建设，直至亚洲太平洋战爆发。
电力、煤气的供给。香港的电力事业是靠煤炭火力发电，煤炭燃料全部依靠进口。在香港岛由香港电灯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在九龙则由中华电力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英国持有的资本占50%，掌握了经营权，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日军从1941年12月16日开始占领九龙，着手修复受损的电力设施，26日开始军事送电。1942年1月3日，香港岛也开始军事送电，并公布电力供给方面的暂时规定。军政厅在九龙和香港岛分别于1942年1月1日和1月15日开始供给民用电力。
总督部后来设立总督部直营电气事务所，1943年1月1日开始把电力经营改成委托民间商家负责。不过，随着发电燃料的煤炭供给日趋困难，于是开始对煤炭实行供给统管。香港的公共服务、工厂和一般家庭主要都依靠电力维持运转，因此该措施给香港各产业和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1943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限制用电。
自来水、电话。香港的上水道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耗费了80年时间建成的，开战后被英军摧毁。日军占领后实施重建工程，在香港军政厅、总督部的直接管理下，九龙于1942年1月1日开始供水，香港岛则于1月20日开始供水。九龙方面的重建工程由台湾拓殖会社负责，该公司还协助上水道的运营工作，1943年8月受命负责上水道的业务。
香港的上水道供水用户相对人口数量来说极少，这是因为香港不是每户安装一个水表，而是按每栋建筑物安装，高层集体住宅也只安装一个水表。开战前，因建筑物结构上的理由，很难给每家用户安装水表，因此水费一般由房东负担。
开战前，每1,000户住户中仅安装了27台水表。日军占领后执行人口疏散政策，人口逐渐减少，1943年末每1,000户住户安装的水表减至17台。 开战前一般市区家庭水费价格为每1,000加仑25美分，但是市区、山腰、山顶等不同位置的水费也有所不同。日军占领后，水费每1,000加仑价格为军票40钱。1944年7月1日，水费为全市统一价，每月基本底价上涨。
之后因通货膨胀，供水变得愈加困难，1944年11月6日，香港自来水厂遵照总督部命令，11月5日开始对山顶和半山腰地段实行减少供水量甚至停水，以控制供水量；12月1日起上调水价，规定最多供水量1,000加仑水费为5日圆。
开战前，香港的电话业务由香港电话公司负责。电话设备中的电话交换器和地下电缆未受战争损毁，1942年1月17日开始重新恢复电话业务，由总督部直接主管。
1942年4月28日，公布了《电话规则》（1942年香港总督部令（以下简称香督令）第19号），该规则追溯至2月20日开始施行。日军占领后，由于经济稳定，电话用户逐渐增多，1943年12月电话用户超过1万人。
电话费因距离等略有不同，但大部分为每年120日圆，新客户需要缴纳设备费200日圆和保证金50日圆。1943年2月20日，香港和九龙的邮局开始开设窗口电话通话业务，给非电话用户带来很大的方便。
1944年2月1日，电话保证金从50日圆上调至100日圆，1944年7月1日通信业务和电话业务委托给国际电气通信会社香港支局负责经营，同时将电话费用上调至原来的两倍。
医疗服务。日军占领期间，有几家医院由日军接管，此外也有军政下的医疗单位。1942年6月12日，《医师齿科医师令》（1942年香督令第23号）及其施行令（1942年香督令第24号）公布，8月1日开始施行。
依据该规定，原来的西医（学习西洋医学的人）中，对曾留学日本经过正规学习的医生，给予无时间期限的开业资格，对其他医生给予最多一年的开业资格。允许中医（未经正规学习随意开业的中医）和牙医（未经正规学习随意开业的牙课医生）从事医疗活动，同意其进行医生、牙医业务范围外的医疗活动。
除了日军接管的医院以外，总督部在1942年6月3日把六家医院、两所医务室设立为总督部医院和医务室，并将现有医疗设施直接转为由总督部直接经营。提供医疗服务是日军占领时期安定民心必不可少的举措，因此不得不着手经营医疗设施。截止1943年11月末为止，从属于总督部直营的医院，有香港市民医院门诊部、香港市民医院第一医院、香港市民医院第二医院、香港产院、香港精神医院、香港癞医院、香港传染病医院、九龙传染病医院以及九家各类诊疗部门。
除了这些设施外，还有博爱会医院这些专为日本人提供服务的医疗设施。在占领时期，日本人作为占领国的国民，能享受特别待遇。
此外，还有以救济贫民为目的的慈善团体经营的医院，这些医院主要依靠委托其他单位经营，或者依靠赞助补贴维持经营。由慈善团体经营的医院中，较有名的是由东华三院经营的三所医疗机构，该医院主要依靠捐款和房地产收入经营。其中东华东院被日本接管。日军还接管了属综合医院的玛丽医院和九龙医院。
东华三院是难民救济团体之一，开战前已开始从事救济事业，包括保护难民和协助回归的活动。1942年前半年由于药品及医疗器材不足，住院患者被限制在300人以内。其后虽然重新恢复门诊治疗，但是由于医生、看护人员、医药品经常缺乏，资金周转恶化。因此，患者蜂拥到被日军接管的其他医院，这些医院的医疗服务包含受伤者的治疗、急救活动、注射预防疫苗等。
1944年开始的空袭，令很多香港居民受伤，导致医疗需求量激增。另外，鸦片中毒患者因鸦片官方定价大幅上涨，未能买到足够鸦片，因此很多吸食者出现犯隐症状。为了治疗这些患者，东华三院甚至被迫充当独立病房楼。
医疗费也未能摆脱通货膨胀的影响。1944年6月1日，总督部医院、公立诊所和九龙医疗班的诊疗费、住院费、药费等的费用上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1945年1月1日一口气将总督部直辖医院的诊察、住院、药费上调至原来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