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至尊：清宫御玺赏析及历史传承
清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从原有三十九方御用玺印中选定二十五方为国宝,欲以此祈求保佑'大清得享号二十有五之数'，将二十五宝玺置于交泰殿。乾隆还亲修<交泰殿宝谱>对每一方宝玺的应用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
大清受命之宝 高12cm，印面14×14cm。 白玉质，盘龙钮。据《交泰殿宝谱》，此宝做“以章皇序”之用 。
清二十五宝为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
皇帝奉天之宝
高15.2cm，印面14×14cm。 碧玉质，盘龙钮。据《交泰殿宝谱》，此宝做“以章奉若”之用。
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
'大清嗣天子宝',以章继绳
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为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
'皇帝之宝',以布诏赦
二十五宝平时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房中，一宝一房。宝房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
'皇帝之宝',以肃法驾
二十五宝质地有金、玉、檀木；印钮有交龙、盘龙、蹲龙形制，雕制精美，同时也是极具有历史价值的典章文物。
'天子之宝',以祀百神
'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
'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
皇帝行宝',以颁赐賚
'皇帝信宝',以徵戎伍
'天子行宝',以册外蛮
'天子信宝',以命殊方
'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
'制诰之宝',以谕臣僚
'敕命之宝',以钤诰饬
'垂训之宝',以扬国宪
'命德之宝',以奖忠良
碧玉 '钦文之宝',以重文教
碧玉 '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
青玉 '巡守天下之宝',以从省方
青玉 '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
墨玉 '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
青玉 '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
青玉 '敕正万民之宝',以诰四方
墨玉 '广运之宝',以谨封识
这二十五方宝玺中经常使用的只有檀香木'皇帝之宝'，碧玉'敕命之宝'和青玉'制诰之宝'三方，分别用于诏书，颁发文书和给予官员发布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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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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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御玺看御玺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已退居次位。
太上皇与“太上皇玺”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
第二年新正，乾隆亲自举行授受大典，并下诏：“……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
就在宣布传位顒琰的同时，乾隆也为即将来到的太上皇生活进行积极准备，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
乾隆御宝“太上皇帝之宝”
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所谓“太上”者，无上也，为极尊之称。“皇”者，得大于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无上之人。
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现在秦代。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尊为太上皇的例子。
“太上皇帝之宝”
事实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太上皇们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多数是受形式所迫勉强让位。
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属。对于乾隆而言，传位于嘉庆让自己成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动完成的行为，这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玺”倒是极具特色，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唯一枚圆形印面的。
“太上皇玺”
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
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
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
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
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
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2007年，这方“太上皇帝”圆玺出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并以4625万港元的高价，被一位中国买家拍得。这个价格在当年创下了中国御玺单枚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历朝宝玺制度
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
中国的“宝玺”始自秦始皇嬴政。据文献记载，秦设立制度：皇帝印独称玺，设六玺，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纽、绶排定等级。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历朝历代，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
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之为“宝”。
北宋时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
宝玺在数量上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多，体积也不断加大。秦汉时，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时则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
较大者有宋朝“宝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宝”印面达到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数量及体积的变化，可以看出皇权在封建体制发展过程中不断细化。
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且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玉比“信”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纽式则清一色的为龙纽，只是龙的形态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纽，到以后的螭虎纽，而螭龙纽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纽了。
丢失的宝藏
其实在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
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被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它们被存放在故宫内的交泰殿内，而对于带有前任明显个人特征和风格的御玺则会被收存起来存放在景山的寿皇殿。
由于交泰殿位于故宫之内，因此免遭洗劫，而寿皇殿则没有那么幸运。
2001年9月法国巴黎宝蓝-福尔拍卖公司（Poulain & Le Fur）举行的一场中国艺术品拍卖，拍品中包括一套《清康熙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著录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择经语刻小玺。备六十年时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随身携带，驻避暑山庄时，乾隆亦以此小玺受恩，以后乾隆顺利继位，当与此有关。可见此印虽小，作用却非寻常。
2002年北京华辰拍卖推出清康熙寿山石夔龙钮御宝“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两方印章。这对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这两方印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宝薮》中均有著录，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玺。
2004年4月25日香港苏富比从海外征集到一枚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玺，圆雕异兽钮，阴文篆书“契理在寸心”五字。印文“契理在寸心”源于皇帝本人的御制诗文：“盘古实有三，中盘为最幽。我曾坐松下，几度沿溪流。契理在寸心，旷观足千秋。长哮万壑空，彷佛晤田畴。”将其中的“契理在寸心”一句单独摘出刻成宝玺，自我炫耀自我陶醉的意味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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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嬴政命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玺文由嬴政和李斯反复讨论，最终定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八个字的撰写由天下书法第一的李斯足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告成。此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为整块玉石打磨透雕而成，方圆四寸（约合今11.2厘米，可谓巨大），上纽交五龙，通体剔透，气度至尊，堪称人间至宝。
自秦朝以来，传国玉玺便成为天下共传之宝，国之重器。得到她的帝王，于是便可以心安理得坐江山，以为天命所归。没有得到她的帝王，则多少总感觉自己像个偷偷摸摸的小妾，并未经明媒正娶。 对传国玉玺的争夺，前后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传国玉玺的每一次易主，便意味着一次朝代的兴衰更替。
传国玉玺更迭大致流程
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西汉末年（公元前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玉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玉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
公元23年10月，王莽被杀，玉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玄。刘玄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玉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玉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玉玺，返宫后传国玉玺查无下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见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匣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见《吴志》）。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三国时期，孙策为借兵马曾将玉玺献与袁术
曹魏代汉，传国玉玺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传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玉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玉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用三百精骑连夜把它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帝，传国玉玺重归晋朝司马家。
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玉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及太子元德携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
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
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在南宋、金朝长期并存的100多年中，传国玉玺一直没有音讯。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古攻灭金朝，金哀宗自尽，并未发现传国玉玺。南宋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攻灭南宋，宋恭帝奉上传国玉玺投降，但这是南宋自己制作的玉玺，并非秦始皇传下来的。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却神秘地在大都出现了。夏四月，在上都举行的蒙古王公贵族大会上，御史中丞崔彧将玉玺献给皇孙铁穆耳，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此后，传国玉玺在元朝传了数代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闰七月，元惠宗逃往蒙古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以历代传国玉玺未得，遣徐达率精兵15万，分三路攻入漠北，追击遁逃的北元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玉玺。双方一直战到11月，明朝大军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玉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玉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
明清两代，传国玉玺被疑为附会、仿造之赝品
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玉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
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玉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认为这块玉玺“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钦定为赝品。
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地区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