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古文论研究
百年来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 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一
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究历二千馀年而没有间断。它虽然没有间断，但也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零散、带着随意涉及的性质。有的还时常与其它的学科混在一起，如以经学的面目出现，或杂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在批评作家作品与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附带评论他人的批评与理论。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古文论的研究还是其它学科的附庸。但是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独立成科了。它开拓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个研究的疆界，建构起它的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描述了它的史的大略的研究构架；而且，开始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讨。它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与其它学科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使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对这一学科的名称作了必要的说明之后，就要来简略的说明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经过。古文论研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虽已有零星的古文论研究论文发表，如：1910年陈受颐在《南风》发表《文学评论发端》，2 1913年廖平发表了《论〈诗序〉》，3 1916年刘师培发表了《文笔辞笔诗笔考》4 。但古文论的整体面貌如何，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十世纪初古文论的专题研究也已经进入大学课堂，如：1914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讲《文心雕龙》，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同一时期，刘师培也在北大讲《文心雕龙》，部份讲稿曾由罗常培整理发表。但古文论作为一门完整的课程，也还是后来的事。到了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雏形才算确立了起来。陈先生在这书里虽然还没有对古文论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作出明确的论述，但他已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不同义界。对于“文学”的界定，他举我国传统关于“文”的种种界说，并举西方三位批评家的见解加以比较，特别提到美国人亨德（Thevdore W. Hunt）的见解：“文学者，藉想像?⒏星椤⒓叭の兑员硐炙枷胫淖忠病！痹诒冉衔夜胛鞣蕉杂谖难У牟煌斫庵螅孪壬难铝艘桓龆ㄒ澹骸拔难д撸阈慈死嘀胂蟆⒏星椤⑺枷耄源窃濉⑸桑苟琳吒衅湫巳ぱ笠缰髌芬病！倍浴拔难馈保蛄谐隽耸值姆绞剑谱约航闷渲械乃闹郑矗汗槟伞⑼评怼⑴卸系挠肜返呐览春饬课夜墓糯穆邸Ｋ杂谖难赖牧私猓匀灰彩艿街形鞲鞣降挠跋臁Ｔ诩蚵圆鏊杂谖难Ш臀难赖睦斫庵螅旨蚵缘亩灾泄墓盼穆鄣奶氐阕隽嗣枋觯⑻岢隽恕爸泄难朗贰钡母拍睿治夜墓糯难牢似冢凶ń诘呐兰揖攀? 。在体例上则专家、专著的论述与理论问题的论述交错进行。6 有研究对象性质的界定，有研究方法的选择，有总体规模的简略描述，有自己的体例，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了。
当然，与任何学科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粗糙、幼稚和缺点一样，陈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带着草创时期的特点。他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规模画了一个粗轮廓，没有展开来进一步深入探究。全书仅七万馀字，唐前即占三份之二。我们知道，宋以后的文论在数量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而篇幅仅占三份之一，其简略可知。例如，介绍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尚不足五百字；三袁、钟惺、谭元春的言论一条未引，只引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又如，晚唐诗格，数量不少，而陈书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可以说，陈先生此书，并未对古文论之资料做全面之搜集，只是粗列规模，点到为止。它的作用，是初步的奠基。进一步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先生。1931年，朱先生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一课程的讲稿在出版之前就在高校中流传。7 到1943年，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出版时，在序里说到它产生的经过：“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丶佣┎梗痪湃晖瓿傻诙濉Ｒ痪湃暝傩猩菊瓿傻谌濉！?937年刚开始排印，抗战暴发，稿件丢失，直至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併出版。朱先生的这部著作，虽名为“大纲”，实则较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唯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近二十六万字），而且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性质，也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朱先生在书的序言里，说到他编写的三原则：一是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二是不对诗、文评分门别类的加以评论，而是对每一位批评家各方面的组合加以评论。三是“详近而略远”。 在这三个编写原则之外，他还有三个说明：一是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材料的选择，不可免的带着主观的色彩；二是有自己的史观史识；三是对于文学观念的流变与批评家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不加以判断。他说：“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周勋初先生在评论朱先生的这部《大纲》时，除了朱先生序中提到的之外，又指出了《大纲》的另两个特点：一是参照西洋的学术对我国的古文论作阐释，观点更为明确；二是写入书中的文论家，都作了专题研究。由于有了专题研究的基础，因之也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准。8 在朱先生的《大?佟纷魑咝＝惨辶鞔保苡菹壬苍谇寤胙嗑┙彩谖难朗罚宦砑壬蛴?936年在香港大学讲授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先生出版了他的批评史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下册因时局原因直至1947年才出版）。郭先生的《史》，洋洋七十馀万字，涉及的文学批评的面更为广阔了。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更明确的论述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分期问题。他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来划分不同的时段。他把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期八段。第一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第一期又分为三段，即：周秦“文学”与学术不分，是广义“文学”的时期；两汉“文学”与“学术”开始区分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接近现代的文学观念的时期。第二期又分隋唐与北宋两段。第三期则分南宋金元、明、清三段。9不论后来学术界对于古文论是否需要分期与如何分法意见是否一致，郭先生的分期说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上是一种进步。它说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它的整体面貌、对于它的演变特点的认识是深化了。继郭先生之后是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了周秦汉魏南北朝部份，以后修?挠胄矗?943年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出版。五十年代，又重新编订为两册，于1957年出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后来续写的第三册两宋部份，是罗先生辞世之后的1961年才出版的。郭绍虞先生在为罗先生第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时，对罗先生的书的特点作了十分确切的概括，他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由于材料搜罗的宏富，也就拓宽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陈、郭两位先生还没有涉及的问题，罗先生涉及了。在体例上，罗先生也有所创新，罗先生自己说，他采用的是一种“综合体”的编写方法，“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之中的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在罗先生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发展脉络，前后变化；也可以看到不同文体的各种批评的不同特点；还可以看到不同流派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大批评家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就是说，他的这部书的结构是多层交错的。可惜的是，罗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巨著，就过早的辞世了。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陈、朱、郭、罗四位先生当之无愧的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是这一学科贡献最大的开拓者。这当是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同人的共识吧！与四位先生同时或先后而撰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还有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9年朱师维之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46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方著大体是一部按史的顺序以人或专著立章的专论；朱著全书仅六万馀字，范围从文学批评扩及文艺的其它领域，而以思潮为主；傅著则是以理论专题展开的，如在《绪论》中论“创作与批评”；在《本论》中论“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在《结论》中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方、朱、傅著各有特点，在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时期都起到了开阔视野，加深认识的作用。
应该说，从陈钟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到傅庚生等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成立了。以后在专题研究上不断得到拓展、深化，不断地提升其学术水平。但是，作为“史”，它的构架已经基本定型。后来的批评史著作，无论是拓展研究范围，还是扩大篇幅，都未离开草创时期建立起来的基本构架。
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之初，除了各种《史》的编撰之外，大量的专题研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史》的编撰确立了这一学科的基本规模；而专题研究则把这一学科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必得承认，专题研究从一开始就接触到重要的问题，也表现出高层次的特色。如前所说刘师培1916年发表的《文笔辞笔诗笔考》，论述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文体开始，在文学观念上酝酿重大变化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19年王肇祥发表《文笔说》，10 1926年章庸熙、胡怀琛相继发表同一问题的文章，11 1930年与1937年，郭绍虞又就此一问题再次辨析，12 待到1947年逯钦立的《说文笔》发表，13 那已是洋洋洒洒三万馀字的长文了。由于此一问题之复杂难度，不易一时辨析清楚，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也还不断有文章论析，但在学科的初创期，选题与解题的能力，就有如此的高度，我们必得承认前辈学者的学术眼光与识力。对于我国早期文论的研究，也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些重要的专题，如对《毛诗序》作者和诗六义的辨析，在学科建立的初期，就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1913年廖平发表《论〈诗序〉》，14 之后顾頡刚、黄节、胡韫玉、傅庚生相继发表论文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5 。这一时期，对于文质观、载道说、永明声律说和神、气、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等范畴，也都作了相当有水准的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第一次提出永明声律说之成立，是受到佛教梵贝颂读的影响。自陈先生之说出，中国古文论受佛教影响的种种问题就不断的提出来了。陈说之是否正确，虽然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正因了这些争论，问题也就不断的深入下去。总之，古文论的专题研究在这一学科的建设初期就把它引向了深入。
这一学科创建初期，从其已有成果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它的研究目的更多的带着纯学术的性质，而较少政治功利的色彩。陈钟凡在他的《史》中只提到“对于古今各派文艺，略事衡量。”显然是针对古文论自身的评估的。郭绍虞在他的《史》的初版序言中说他写文学批评史的目的是印证文学史。罗根泽提到文学批评家所编著的文学批评史，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过去的文学批评，创立新的文学批评。这与功利主义的史学家有点相近。一是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寻找历史的根据。”罗先生说的这两个目的，其实只是一个意思，都是为了有益于当代的文学批评。方孝岳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序中，说得更为简单，他说：“不过是借他们的帮助，来引起自己的思想罢了。”“凡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随时顾到自己的批评本能，那才是上上等。”他说的也是有助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意思。初创者们创建这一学科的目的，除了对于史实本身的了解之外，至多也只考虑到如何有益于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它仍然限定在文学批评的学科范围内。即使这一类的考虑，似乎也只是停留在概念上，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不出有付之实践的意思。他们都是一些沉迷于自己学科之内的纯正的学者，功利目的并不明显。此种研究目的也牵涉到后来的研究，其中之是非得失，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二是此一学科创建之初，就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一开始就把这一学科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史学科是在文学史学科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学史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从1904年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1912年撰写《宋元戏曲史》起，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就出现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传统学问中对于史料的高度重视，与西方的哲学、文学理论的观念与方法结合，使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了近代的形态。文学的《史》的形式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我国的文学研究史上，这样一种形式从未出现过。《文心雕龙》文体论部份，有各种文体的史的回顾；明人诗话，也常按史的顺序评论诗人与诗作。但是他们并都没有文学的《史》的撰述的严格概念。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显然也是西方观念影响的结果。从初创者的《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的专论中，此种影响更为显著。如引进西方的文学观念，在论及文笔说时，提出纯文学和杂文学的问题；在论及文与道的关系时，提出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论及先秦诗论时，提到真善美的问题；论及古代文论中的创作论时，提到灵感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初创期的古文论研究，普遍的采用实证的逻辑推理的方法，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常用的感悟式表达方法，向着现代的科学研究转变。这当然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有关，但与初创者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他们广博的知识结构也不无关系。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这一学科在后来得到充足的发展。
三是在研究的取向上，初创者们更趋于求真。他们之中，虽然有的着重于资料的清理与彚集；有的着重于理论的阐释，但大都着眼于古文论本身的解读，而更少理论的引申发挥以至附会，当然也就很少后来出现的将古文论现代化、以“古人注我”的偏差。除了傅庚生的《通论》带着较为明显的理论色彩之外，其他各家，更多的是着眼于史实本身的阐发。这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平实，虽说不是非常深刻，但却更有历史实感。
当然，与任何初创的学科难免幼稚一样，初创时期的专题研究虽也有像刘师培的《文笔辞笔诗笔考》、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陈寅恪的《四声三问》那样学术水准很高的论著，但大多数仍不免粗糙，无论在史料的搜集与解读上，还是在事实的梳理分析判断上，都还有待于深入。
二
1949年之后，古文论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向。由于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大陆与港、台地区，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开始出现差异。大体说来，港、台地区，较多的保存着上半个世纪的研究路子，中间波动也不大。大陆地区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大体说来，可分为前十七年和最后的二十三年两段，中间有十年时间，虽有九十馀篇论文，但都是所谓“评法批儒”的产物，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古文论研究的中断期。
前十七年，专著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修订本，和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罗根泽的《宋代文学批评史》；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6。此一时期，开始陆续出版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选辑》17。专题研究只有论文五百三十馀篇，涉及的研究对象，并未超出前五十年的范围；就研究的深度言，除《文心雕龙》之外，在意境理论、风骨理论等问题上，有所进展。而学术思想的最大改变，是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十七年的古文论研究，是研究者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批判继承古代文论遗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是用苏联的文艺学概论作为理论指导，去分析甚至套用古文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是认识到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继承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优良传统，保持民族特色，因之十七年间前后两次提出应该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两次都有较大的声势。但是，每一次过后又接着出来“纠偏”。两次都强调应该尊重民族传统、民族特色；又都在研究的实践上常常背离自己的传统，自觉不自觉的以苏联的文学概论去解读我国的古代文论，把古文论作为苏联文学概论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观点的注脚；而不是从古文论的实际中总结出自己的理论。这种矛盾的现象与其中的原因，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现象一样，有着甚深的值得深长思之的地方。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三年，是大陆古文论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进展是研究者观念和方法的多元化；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研究范围的极大拓宽。《史》的著作，较前多样化也深化了。除了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1979年之后陆续出齐之外，后二十三年撰写的，最早当然要数1981年出版的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和同年出版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7年出版了蔡钟翔等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1989年起，陆续出版了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1995年出版了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9年出版了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些《史》在写法、侧重点和广度深度上各有特点。至七卷本的《史》出来，文学批评史的规模，在现有的体例框架内，无论在材料的搜集，还是在材料的解读上，都已经做得相当充份了。作为《史》，它不可能做得像专题研究那样细密，也不可能涉及到所有问题。它只能取其要。篇幅如果再无限扩大下去，大概就可能做成资料长篇，就会失去史的意义。
此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虽非《史》但却类史的著作，如1987年出版的湛兆麟的《中国古代文论概要》，1988年张乃彬的《中国古代文论概述》，1991年出版的樊德三《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和赖力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学》，1995年出版孙耀煜《中国古代文学原理》。这些著作，虽以论为纲，但也可以从中见到史的脉络。
上述的各种文学批评史，虽详略不同，对于理论批评的史料解读与评价各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就理论形态作分析与判断。从此一学科建立之日起就如此，似乎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的局限，提出只有结合文学创作实际，才有可能对理论批评作出正确的解读。就是说，对于批评家所论及的作家作品，应加以分析，而不只停留在他的理论上。程千帆先生与王运熙先生就一再提出这样的告诫。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板样。事实上，要把古文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光是从创作实际来印证理论批评之正确与否和它的价值所在，也还是不够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批评是否代表了批评者的真正的想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儒家思想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人生信仰、生活情趣甚至个人的情操品行，却未必样样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因此就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公开的场合，在公开的文章里，往往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他们的真实爱好、他们的情趣，却常常流露在他们的创作中。在他们的创作里，不知不觉的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只有把他们的理论批评跟他们在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他们的理论批评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在我国历史上，有的时间段落，理论批评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潮却相当活跃，新的文学审美趋向、新的文学观念，大量的反映在文学创作里。仅就已有的理论批评结合所批评的作品进行研究，并不能反映文学新思潮、新观念的全貌。基于此种考虑，八十年代初，罗宗强提出把古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结合起来考察，撰写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第一部断代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1995年，他的学生张毅出版了《宋代文学思想史》；1997年，罗宗强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这一套八卷本的文学思想通史至今尚未出齐。除罗宗强主编的这套思想通史之外，此时期尚有其他的几部断代文学思想史问世，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等。
综合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外，这段时间，出版了大量的各体文论史，如1982年出版的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1988年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诗话史。1995年出版的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则重在理论的阐释。同年，王先霈、周伟民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出版，是最早最系统的小说理论史，以材料丰富见长。1989年又出版了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1991年出版了刘良明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待到1992年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出来，小说理论的史的清理，脉络更加清楚，发展过程的不同特点也更加明晰，而对于且重要小说理论批评家的小说观念的叙述，也就更加细致深入了。词学理论方面，1994年出版了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分体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把不同文体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引向了深入。从这些分体批评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所形成的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从特有范畴的演变，到不同文体自身的本色当行批评，到这种批评自身的理论系列，都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这些相对的独立性，在综合型的文学批评史中，是不容易显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分体文学批评史的出现，是对古文论总体把握的深化，从主干上长出分支来了。从目前的情形看，似乎可以说，古文论史的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它的分体的发展脉络已经大体清楚。当然，我们也只做到了这一步。至于各体之间理论批评的交错与差异，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我们在综合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没有深究，在分体的批评史中也还没有深究。而这一点，我以为是至关重要的。
从理论阐述与理论评价的角度考察某一文体的理论问题的，有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李壮鹰的《中国诗学六论》，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袁行霈等的《中国诗学通论》，宁宗一、孟昭连、罗德荣、李忠明的《中国小说学通论》，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赵景深的《曲论初探》，蔡镇楚的《诗话学》，刘德重、张彭寅的《诗话概说》，张伯伟的《中国诗学研究》，张法的《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等。
研究一个时期或某一文体的理论问题的，如张少康的《先秦诸子的文艺观》，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等。
如果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大陆地区古文论的研究时不时的与当前政治相纠结的话，港、台地区的古文论研究则更带纯学术的性质。研究者主要着眼于古文论本身，对于学科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并未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给予关注。这一时期，通史性质的撰述仅见张健的《中国文学批评》。此书介绍二十位文论家和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叙述平实而简略。王金凌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则只写到南北朝。这是一部有着自己的写作特点的文论史。分上下两篇，上篇从上古至汉末，稍涉魏晋。下篇自魏晋至南朝结束，而开头又自汉末起，与上一篇稍为重复以示衔接。各章以所述内容之特点标目，如先秦文学观，标题为《礼文的廻响》；魏晋时期的文学观念叙述，以性质之不同分别标为《清谈映照》、《礼义与才情》、《言意之间》；论《文心雕龙》而标以《儒玄叠璧》等等。此书既论文学理论与批评，也稍涉社会文化背景，如叙魏晋而论及士风之变化与清谈之情形。可看出受文学批评史的传统写法的束缚较少，时见新意而论述稍嫌散漫。徐复观先生曾有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计划，且写有部份章节，终因病未能如愿完成。断代史则有张仁青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是书分历史背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三部份。作者之本意，似为重视古文论之社会文化背景，而三部份分论，则未能做到融合无间。断代的研究则有廖蔚卿的《六朝文论》，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张健《明清文学批评》，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龚显宗《明洪建二朝文学理论研究》，邓仕樑《两晋诗论》等。
三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学科的研究目的，是一个常常引起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作一番回顾与反思，来稍为深入的加以探讨。其实，这一问题在学科建立之初，并未受到充份的注意，几乎可以说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初创者们似乎只是模糊的意识到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于当代的文学理论会有益处。至于益处何在，并未作深一层的思考。到了本世纪的后半，研究目的在大陆才成了这一学科的一个非常严肃、反反复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1957年，邹酆发表了《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一文，18 批评了在大学教《文艺学引论》的教师，开口闭口只谈外国的文艺理论家，而不谈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说：“今天，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就在于：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我们新文学的创作。”从作者的口气看，他是带着一种民族自尊的感情来说话的。在文章的末尾，他说：“在蕴藏丰富的文学理论宝库面前，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言不称中国古代，对之报以轻视与回避的眼光？”这一年八月号的《新建设》发表了应杰 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遗产》，也是批评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只讲外国而不讲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倾向，不过作者把这种现象上升到“教条主义”的高度，这似乎就不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了！不过这一次对于古文论的重视没有正常发展下去。接着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之风，似乎把它引向了一条怪异之途。这一年，茅盾先生出版了他的影响很大的著作《夜读偶记》，19 把我国古代的所有文学，分成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部份，说这两部份的斗争贯穿始终。这种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可以说在文艺界成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想当然也影响到古文论的研究。古文论研究的开拓者、国学素养深厚如郭绍虞、罗根泽先生，也受到此一思潮的波及，被卷入到这一思潮中（研究思潮史的学者从此种现象可以思考许多的问题）。郭先生发表了《从文和“文学”的含义说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20 罗先生发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古代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产生和发展》21。罗先生在文中把我国的古代文论的“现实主义”分成三个阶段：从远古到春秋时代的不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从春秋到中唐元、白、韩、柳的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从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用西方关于现实?饕宓奈难Ю砺郏ヌ孜夜墓糯穆郏庵职压盼穆巯执难芯浚比徊换嵊懈嗟姆⒄箍占洹Ｕ庵侄源糯难Ю砺垡挪募虻セ⒍乙槐叩沟乃汲背鱿郑蚱奈丛印?958年“大跃进”思潮席卷之处，伴随着在学术界展开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在那场斗争里，许多著名的学者纷纷遭到批判。学术问题深深的纠缠进政治里，结果可想而知！受到一时政治取向的左右，要正确的面对历史的真实，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几十年来的事实已经无情的说明了这一点。记得林庚先生就曾因从艺术上解释“建安风骨”而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22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学术探讨的自由思想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次的古文论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就这样的不了了之了。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1960年学术环境有了松动，古文论再一次受到重视。《文艺报》该年第五期开辟了《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专拦，并连续几期发表了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弢、王朝闻、王瑶、朱光潜、游国恩、陈翔鹤、郭绍虞、王季思等一大批学者的文章，谈论古文论的“批判继承”问题。这些学界的泰斗们又出来说话了，虽然他们当时之敢于出来说话，仍然是“上面”放话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仍然可以看出因他们深厚的学术素养在政治松动的缝隙中所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于学术的真诚追求和严谨学风。宗白华先生绕开了政治，谈论古文论中有关艺术的虚实问题。23 （附带说一句，宗先生令人景仰之处，是他作为一位学者，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对于学术的至诚追求。）他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拦下的，但他一句未及“批判继承”问题，只在结尾说：“由舞蹈动作伸延，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而造成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特殊风貌。他是和西洋从埃及以来所承受的几何学的空间感有不同之处。研究我们遗产里的特殊贡献，可以有助于人类的美学探讨和艺术理解的进展。”他说到古文论遗产的民族特色，但他从这里说到“人类”，没有落实到“为今所用”、而且是为其时的“当前”所用上。他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比之于一些至今仍只看到为“当前”所用、急功近利而且把古文论庸俗化的学者，眼界真不可以同日而语。当时有好几位学者和宗先生一样，热情的进入了古文论学术研究的领域。王瑶先生提出辨析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术语的真确含义的重要性。他举了许多例子，说到在辨析那些术语时，应该把术语产生的时代、作者与论述对象的实际联系起来，说到术语的变异，说到术语辨析时材料考据的重要性。他特别举了朱自清先生论“风调”一语为例，说前人论诗，常有“不失风调”一语，那是指一首好的七绝说的。于是考察唐人七绝的创作实际，一一加以论证。那些论证的平实和真确，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高的水平。24 郭绍虞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到古文论术语含义的多样性时，提到一个术语往往“各指其所指，没有固定的含义。”25 朱光潜还就此提出编一部古文论术语辞典的必要性。26 在这一次对古文论重视的风气中，最为主要的一篇文章，是唐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7 。这篇文?轮灾匾撬形舜蔚墓盼穆垡挪绾巍芭屑坛小倍ǖ鞯囊馕丁Ｕ馄恼滤担骸岸杂诿姥Ш臀囊绽砺垡挪恼恚壳盎勾嬖谧偶扰械貌煌福布坛械牟还坏南窒蟆！彼淙磺康髋械募坛校有形目矗聘嗟闹厥蛹坛械奈侍狻Ｎ恼戮佟吧裨稀薄ⅰ案竦鳌薄ⅰ靶粤椤薄ⅰ凹±怼蔽驳接Ω昧档笔钡拇醋魇导视氡尘埃拍苷防斫夤盼穆鄣暮濉Ｌ乇鹛岬酵跏快醯摹吧裨稀甭塾朐甑赖摹靶粤椤彼档募壑邓凇Ｕ庠诘笔蹦侵盅员爻迫嗣裥浴⒔准缎浴⒄媸敌缘奈囊张赖耐骋槐曜嫉幕肪诚拢欠浅２灰话愕摹Ｒ簿褪窃?961、62这两年，出现了论“气”、论“风骨”、论“形似与神似”等专业性很强的具相当水平的文章。这一学术上的松动，与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环境较为宽松有关。
但好景不长，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左的思潮再次出现，古文论研究又出现了一个转折。从1963年开始，开始了对于古文论研究的若干成果的批评。1963年第六期的《文史哲》，发表了江行的文章《究竟怎样继承文艺理论遗产》（附带说一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批判文章，大多不用真名而用笔名。这是一种具有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意义的现象，似乎还没有人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评论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和《刘勰论创作》，说陆、牟二书把刘勰的“道”说成是“自然之道”，没有指出它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说两书作者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抬高了刘勰的理论水平。结论是“因而忽视了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它加以批判。”1964年，陆侃如发表了《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说“过去我们常常夸大了刘勰理论中的优点，而对其中封建性的毒素不注意分析批判，是不应该的。”自我检讨之外，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学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28同年，霍松林发表了《正确地对待文艺理论遗产》，更为明确的提出“对封建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不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或者把其中的论点用新的术语装扮起来（从而掩盖了阶级内容），说它们直到现在还不失其正确性；或者复述其中的论点而加以赞扬，连‘原道’、‘征圣’、‘宗经’之类的东西都全盘肯定，说他们对我们还是‘药石’和‘南针’：这只能让死人支配活人，而不是让死人为活人服务。”29 类似的文章还有好些篇，观点大致相同。政治进入学术的气势已经灼热可感了。当然后来就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古文论研究再次活跃起来。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了有关古文论的座谈会，《纪要》刊于该刊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