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育中 ‖ 运城记忆（41～43） / 开普饭

那些有趣的夏县方言

刚进村时，老乡们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叽里咕噜的，和日本人说话差不多。后来慢慢习惯了，听懂了,也会说上几句。再后来，发现夏县方言很有意思，有规律，也有特色，很有品头。

分析夏县方言，要把语义和语音分开来说。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从语义上说，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古语词特点。由于夏县历史悠久，近百年来又相对封闭，老百姓用语中有不少仍保留了古语词的特点。当地人不让你说话叫“不言喘”，读为“不言烦”。后来看姚雪垠的《李自成》里就有“言喘”这个词，是说话的意思。“不言喘”就是让你别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十分生动。到社员家敲门，他们不问“谁呀？”而是问“哪位？”文绉绉的，显得十分客气。一次看见几个社员蹲在路旁吃馍，只要见了人，都要举起来客气地说一声：“你饥吧。”他们管吃馍叫“饥馍”。这个“饥”字就是书面化的文言词，饥饿的饥。知青开玩笑的也回了一句“你饥吧。”一来一往，重复几遍，让女知青误听成“你鸡巴”，红着脸走开，闹了个笑话。夏县管不好好写字，叫“曲连连”。这个“曲连连”也是古话，元曲《高祖还乡》中就有，意思是划圈圈。管一起走叫“厮跟着”，这个厮字是文言词，要比“一起走”生动了许多。最典型的是把生活窘迫说成“熬煎”，把日子过的清贫说成“稀惑”。有人译成“恓惶”。我看“稀惑”更准确。稀，是说物质的东西缺少，惑，是说精神上的困惑，合在一起要比可怜两个字生动。

二是语言丰富，分类很细。平时，我们说房子、屋子是指人住的地方，没多大区别。这里分得很细，房是房，屋是屋。来了客人，不能说“屋里坐”，只能说“房里坐”。屋是睡觉的地方，生人不能进。还有厦，不同于屋也不同于房，指三面有墙一面空的地方，如“饭厦”。坐具也分得很细，有凳子、椅子、杌子之分。《红楼梦》里常提到杌子，和鼓的模样差不多。绳子也有细分。绑在牛鼻子上掌握方向的叫撇绳，牵着牛犁地的叫索绳。家畜发情说法也不一，牛、猪、羊叫“跑圈”，狗叫“走窝”，猫叫“叫春”。

三是生动、形象，有趣。管眼睛叫眼窝，管鼻子叫鼻疙瘩，管耳朵叫耳朵窟窿，管被子叫被窝，管小板凳叫墩墩，都很形象，比普通话生动了许多。形容生活精打细算叫“细法”，管完蛋了叫“斃了”，管磨磨蹭蹭叫“肉”，管说话张牙舞爪叫“燕炸毛”，管背后瞒着人干坏事叫“日鬼”，管急急忙忙赶路叫“日毛贼过潼关”。不仅生动、形象，还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说打你一个耳光，叫“打你一个鼻窦”。鼻窦指整个脸，没鼻子没脸的打，要比打一个耳光更生动。夏县话的指向很明确，也很准确。如厕所，叫茅后头，指正房后面的茅草房。管爷爷叫牙牙，奶奶叫来来，而姥爷、姥姥前面要加上“舅厦”两个字，叫“舅厦牙、舅厦来”。四是语言简练。管袜子就叫袜，帽子叫帽，肚子叫肚，省略了“子”字。管玩耍叫“反斗”，有时就一个字“反”。说“到外边反去吧”，不是造反的意思，是玩的意思。管女孩子叫女，孩子叫孩。管心情不错，不叫美美的，就一个字“美”。说这个孩子捣蛋，也是一个字“捣”。但也有例外，原本一个字，却加了一个“娃”字，如鸡娃、猪娃、狗娃、兔娃，很有人情味。当然，夏县方言也受思想观念影响，有时代局限性。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一直沿续解放前的说法，凡是新的东西，都带一个“洋”字，如洋车、洋布、洋灰、洋钉、洋火，也反映了这个地方新文化的置后。

从语音上说，夏县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方言的分支，与普通话差异很大，与山西话差异也很大，和陕西关中话倒相近。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语音是由音节组成的，一般分为声母、韵母两部分，再加上贯通整个音节的声调。所以，夏县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声母、韵母和语调上。从声母上说，声母是指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普通话的声母由21个辅音充当，而夏县方言先天不足，没有那么多辅音。如，只有平舌音Z、C、S，没有翘舌音zh、ch、sh，造成平翘不分。把插手读成擦手，把事实读成四十，把筛子读成塞子。还有鼻音问题，当声母n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把农读为龙，把努读为鲁，把男读为兰。另外，不送气音和送气音也分不清。如，把鼻读成皮，把辨读成片，把蛋读成炭，把笛读成提，把跪读成愧，等等。还有，舌尖后音与唇齿音也不分。例如，“喝一杯水，拿一本书，坐在树下，看一下书，喝一口水，你说舒服不舒服”。其中，水、书、树、舒都读成一个音fu，连起来读十分搞笑。再有，零声母音节被读成辅音声母。如：爱，被读成耐，安，被读成案，武读成误，闻读成问。二是韵母问题。把秘方读成蜜蜂，把相向读成行星，把枪读成轻，把光读成功，把黄读成红，把否读成斧。三是声调问题。普通话分别有高平调、中升调、曲折调、全降调四个声调，用反映声音变化的调值来表示，分别为55、35、214、51。而夏县方言往往阴阳不分，平仄不分，上去不分，该升调不升调，该降调降不到位，听起来怪怪的。

一个地方的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积淀的反映。夏县方言就充分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渊源，体现了河东文化的雄浑大气，体现了农耕文化、内陆文化的纯朴、真实，体现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情、民风。

学说夏县话，也增进了知青与夏县的情缘。夏县知青张亭在农村插队将近十年，学得一口正宗夏县话，现旅居美国，是加州知青联谊会的会长。每每回北京，必定回插队的村住几天，和老乡们攀谈，当然还是那口流利的夏县话。他说，夏县人有个习惯，常用“四六句”表达想法，张口就来，出口成章。那时，老乡对北京知青的概括是：“穿皮鞋，戴手表，身上都是大衣袄。戴眼镜，要手电，吃的都是带金烟”。话虽不多，句句精彩，透着夏县人的朴实、幽默和灵气。

那个村里的百草园

1969年开春，我们史庄知青开始分队，十七个知青被分到四个生产队。我和苗凯、稽立群、郭旋、王岚被分到七队。队长把我们领到一个长期没人居住的小院。院里杂草丛生，一棵高大的皂荚树、一棵枝杈古怪的花椒树，还有一棵挂满槐花的大槐树，把院子占了个严实。让人感觉好像是到了鲁迅笔下三味书屋的百草园。队里安排我们三个男知青住在这儿。我们先是动手把草拔了，把地平了，又用石板支了一个小桌子，找来几块石头当凳子，一个情趣盎然的小院焕然一新。院里有一间里外相通的小土坯房。稽立群住里间，一个不到一米六长的土坑，也就是他能凑和。我和苗凯在外间各搭了一张床。躺在床上，才发现屋顶有好几个洞，能望见蓝天，几缕和煦的阳光从小洞中射在床上，反倒增加了几分情趣。

苗凯，是著名画家苗地的儿子，人很实在，也画得一手好画。一次队里给我们俩派了个活儿，给队上办一个宣传栏。苗凯一点也不犯难，三笔两笔就成了。他先是在白纸上用各种颜色随意一抹，然后用墨笔勾边。绿的成了叶，红的成了花，还有一条长长的飘带，一束鲜花跃然纸上。稽立群，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稽文甫的孙子。喜欢文学，听说附近有个司马光墓，一个人冒着雪就去了。平时，总在小本子上记些新鲜事儿和生活感悟，这也为他后来在《黄河》上发表的知青纪实文学积攒了素材。三个人都爱看书，一到晚上，点上小油灯，各看各的书，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每个人鼻孔都熏黑了。每每下工回来，小院就热闹起来，聊聊天，拉拉琴，唱唱歌，一天的疲劳也随之而去。

郭旋，王岚两个女知青住在一墙之隔的芳兰家。这家姓张，大儿子叫芳兰，我们就称他家人为芳兰爹、芳兰娘、芳兰媳妇。芳兰家十分热情，腾出新盖的上房让知青住。每天早上，芳兰娘早早就起了，冲着上房女知青轻声喊：“孩子，起吧，走地了。”又隔着墙着冲男知青大声喊：“走地了，北京来的娃！”每次听到这喊声，我就想起小时候母亲喊我起床。我有一首诗写的就是芳兰娘，题目是：《我有一个村里的妈妈》，诗中写道：

我有一个北京城里的妈妈

日夜为我牵挂

我还有一个村里的妈妈

让我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她的脸上挂满惆怅

却没掉过一滴泪花

她的双手布满老茧

却能织出五彩的云霞

她的小脚

整日围着锅台

却丈量了半个世纪

她不会讲更多的道理

只是每天早上叫一声：

“走地啦，北京来的娃”

几十年后，每次回运城，我都要专程回村去看望芳兰娘，把几百元钱塞在她手里。芳兰说，老人临去逝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提到几个知青的名字。芳兰爹是个红脸汉子，少言寡语，说话慢条斯理的，忧郁的眼神露着一丝看破红尘的冷漠。后来才知道，解放前他被抓过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成了历史污点。好在大哥张洪博是南下干部，在晋南颇有声望，才免遭歧视。一次，我看见院里小桌上摆着象棋，和他下了一盘，结果三下五除二我就败下阵来。芳兰爹笑着说：“下棋不能急，干什么事都不能急。”这话在理，让我记了一辈子。芳兰媳妇叫花兰，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苗条的身材，脸上总挂着腼腆的笑。花兰喜欢文艺，是村里小剧团的骨干。那时，村里有个丈八高的戏台，村民喜欢眉户戏，队里还有不少压箱底的戏装。每到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小剧团就活跃起来，锣鼓点一敲，一出一出的演。正好郭旋也喜欢文艺，俩人成了好朋友，还不时帮小剧团排个节目。

几十年过去了，队上5个知青都各奔东西，都选择了自己的路，找到了人生位置。稽立群成了文化学者，研究生导师，主编了《中华五千年智谋宝库》一书，有《文明的支点》、《科技发展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等多部专著。郭旋先是到云南军区文工团当了独唱演员，是反映老山前线歌曲《老山兰》的首唱。后又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和蒋大为、德德玛一并成为团里的压轴演员。她主演的歌剧《伤逝》还到东南亚各国巡演。王岚秉承家传，下海经商，成了一家国外品牌的总代理。苗凯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事事如意，但总有一些值得回忆的过往，一些值得留恋的时光。闲下来，也就时常想起那个槐花飘香的小院，想起小院里飘出的琴声。

那些承载岁月的歌曲

说到知青岁月，就不能不说到知青歌曲。我这里说的知青歌曲，并非指自己创作的和知青生活有关的歌曲，而是指像《山楂树》、《小路》、《喀秋莎》这样一些当年知青喜爱的歌曲。这些歌伴随着那一代人，度过了苦涩的青春和艰难的岁月，成为知青文化的重要符号。

我们村大部分地是山坡地，最远的地块在峨嵋岭上，要扛着锄头走半个小时。一路上，知青们边走边唱，唱的最多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高原之歌》。歌中唱到：“翻过千层岭/爬过万道坡/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野马似的雪水河/冰山埋藏着珍宝/雪水灌溉着田禾/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呦/放开喉咙好唱歌。”这首歌，曲调优扬，唱腔嘹亮，站在峨嵋岭上吼上几嗓子，甭提多痛快了。

有一首巴西民歌《在路旁》，当时十分流行。歌词是：“在路旁啊在路旁/有个树林/孤孤单单人们叫它撒力登/在那林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下工的时候，路过一片小树林，郁郁葱葱的，唱起《在路旁》总要回头望望，好像小树林里真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生活也多了几分情趣。

那时，经常挑灯夜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村，已是掌灯时分。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透着黄润的灯光，温暖而亲切。我们不由唱起《灯光》，一天的疲劳也随之而去。歌中唱道：“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那个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这首略带伤感的苏联歌曲，用“灯光”这一富有诗情的意象勾勒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知青离愁的真实写照，唱出来也是一种宣泄和寄托。

当时，苏联歌曲是知青最喜欢的，《山楂树》十分流行，人人都会哼几句。歌词是：“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光辉煌/哦/那茂密的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我的山楂树啊/你为何要悲伤。”村里和水头相距八里地，水头是一个小站，原来很偏僻、冷清，知青来了之后逐渐热闹起来，进出夏县都要从水头上下车。那个跑着绿皮火车的小站，就成了知青们心灵的驿站。站在山坡上，就能听到“轰轰隆隆”的火车声，还能看见一串串飞驰列车的灯光。唱起《山楂树》，别有一番感慨。

想家了，就唱《鸽子》。《鸽子》是一首曲调优雅、充满柔情的西班牙民歌。歌曲用询问的口吻开头，恰中知青们无人问津的心怀。“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天上飘着明亮的七色彩霞/心爱的姑娘靠在我的身旁/亲爱的我愿同你一起去远洋/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飞翔”。知青们爱唱的歌曲还有很多，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纺织姑娘》、《红莓花儿开》、《喀秋莎》等等。躺在松软的打谷堆上，仰望天上的星斗，哼起这一首首富有生活气息、接地气的老歌，知青们也找到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

后来，有人从北京听到消息，说主持八个样板戏的那个人，主张学一些有难度的外国歌曲，有助于练声，比如《重归苏莲托》。这又勾起知青们的好奇和兴趣，也想尝试一下练声的感觉。《重归苏莲托》是一首著名意大利歌曲。苏莲托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一个小镇，被称作“苏莲女仙的故乡”。唱起来，不仅旋律优美，还极富画面感和想像力。“看/这海洋多么美丽/多么激动的心情/看/这大自然的风景/多么使人陶醉/可是你对我说‘再见’/永远抛弃你的爱人/永远离开你的家乡/请别抛弃我/别使我再度痛苦/你回来吧/重归苏莲托。”每每唱到这里，知青们都潸然泪下。歌曲唱法的确很有难度，音调一节比一节高。“可是你对我说‘再见’”，一下高了六度。“永远抛弃你的爱人”，乐音再高。“请别抛弃我”，到达高潮，没有十分的功力的确唱不上去。还有一首适合男生练声的歌曲《越飞山》。

那年，夏县排球队组队，都是清一色知青，有廖重远、李小平、王文波、吴锡光、于凡和我。王文波还带了手风琴去。歌词是：“越飞山/英雄山/俯瞰着千里南海/巍然耸立在祖国海防线上”。这是一首朝鲜歌曲，据说国内男高音歌唱家没有一个能唱上去的，只有新冒出来的一个叫李双江的男演员能唱。知青们也很好奇，扯着嗓子吼。唱不上去了，就站在土坑上唱。他们说，练声要站在凳子上，摸着房顶找感觉。听起来十分搞笑，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