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 内容 提要】宋代江南州县城市的物资供应总体上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每个系统具体又包括多种途径和形式，而且不同类型城市物资供应的结构和形态是有所差异的。在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贫富分化十分明显。就商业市镇而言，其物资供应主要依赖于民间工商业；工商业及相关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居民消费以日用品为主，对奢侈品的需求较为有限。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 经济 形态、 社会 形态的变革。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
【关 键 词】宋代/江南城镇/物资供应/居民收入/消费
【 正 文】
宋代社会 发展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州县城市的空前繁荣和众多商业市镇的兴起。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不仅形成了颇为密集的区域城镇 网络 ，而且城镇经济形态也发生重大变革，逐渐形成了不同等级和层次的社会经济中心。有关宋代江南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已多有讨论，本文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江南州县城市和市镇的物资供应、居民收入与消费等方面的情况作一番具体的考察与 分析 。
一、州县城市的物资供应
宋代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两浙路和江南路，其范围相当于今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和江苏、安徽南部。这一地区是当时城镇最为发达的地带，许多方面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州县城市是宋代江南城市体系的主体，其物资供应大致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官方系统的物资供应主要有三种途径和形式：一是政府的直接调拨和配给，其对象主要是官吏、军队和官属工匠、仆役等政府人员。宋朝官员的俸禄，除货币形式外，还包括衣料、粮食、厨料、薪炭、纸张等基本日用品。如衣料供给从“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绢百两”，到“春、冬绢各三匹”不等； 粮食供给从每月100石到1石不等；薪炭供给从“月给薪千二百束”、 “给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余月一百秤”，到月给“薪十束，蒿二十束”，或给炭二十秤不等；食盐供给从每员7石到2石不等。（注：《宋史》卷171 《职官志·奉禄制上》。）军队的供应也是如此。如南宋嘉定（1208—1224）年间，浙东台州驻军的配给物资包括粮食、衣料等。其中属于禁军系统的雄节第六指挥，每名在编兵卒月给白米1石5斗，春冬衣各2匹， 绸缎半匹，绵12两；属于厢军系统的牢城第十三指挥，每名在编兵卒月给糙米1石5斗，春衣绢4匹，冬衣绢2匹，绸缎半匹。（注：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8《军防门》。）州县城市是政府人员的聚集地，因而政府调拨和分配也成为城市物资供应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南宋时，都城临安有大量的军队、官吏及其他政府人员，“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眷、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其中仅粮食一项，绍兴十八年（1148），“岁支军粮百五十万石”；绍兴三十年（1160），“合用米百十二万石”；到南宋中期，“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注：吴自牧：《梦粱录》卷9《诸仓》；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九月丙申，卷184，绍兴三十年正月癸卯；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4《敷文阁直学士李公（椿年）墓志铭》。）亦即年供应量高达170余万石。这些粮食部分来自租税上供米，部分来自和籴米。如乾道元年（1165），来自两浙各地的租税米为80余万石，来自各地的和籴米为70余万石。（注：《宋会要》食货，40之40。）建康府城政府人员的数量也相当庞大，南宋中期仅军队就有10多万人。每年政府都要从附近各地调拨大量粮、绢、帛、绵等供应该城，仅从徽州一地每年调拨的绢就达万余匹。（注：据罗愿《新安志》卷3所载统计。）其它如常州城驻军的粮食供应，旧额每月为米5000石，一年合计6万石；南宋后期虽有所减少，每年仍有近2.8万石。（注：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24《财赋》。）二是官营手 工业 生产。江南许多城市都有一定规模的官营手工业，其产品也是城市物资供应的一部分。如北宋时，宋廷先后在湖州设织绫务，杭州设罗织务，苏州、常州等设织造局。南宋时，临安城内官营作坊繁多，规模很大。到南宋中期，仅隶属朝廷的官营作坊就有各色工匠近万人。绍兴三十年（1160），江西洪、吉、赣三州的官办造船场，各有“工役兵卒二百人”；明州官办造船场初额400人，宝庆（1225—1227）年间为179人；常州作院到宋末“额管八十人”。（注：《宋会要》食货，44之7；罗ｊùｎ＠①等：《宝庆四明志》卷7《郡志·叙兵》；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18《武备》。）不过，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生产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其产品一般不投放市场，在城市物资供应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三是官营专卖商品的供应。宋朝对酒、盐、茶等物品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实际上垄断了各城市此类物资的供应。其中一部分由政府直接销售，一部分则采取“买扑”的方式，即由私人承包经营。由于这些物品大多是基本日用消费品，销售量很大，政府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如北宋中期，杭州每年的酒税收入高达30万贯，是熙宁十年（1077）该城商税额的3倍多。（注：马端临：《 文献 通考》卷17《征榷考》；《宋会要》食货，16之7。）苏轼曾赞叹地说：“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注：苏轼：《东坡奏议》卷7《乞开杭州西湖状》。）南宋前期，绍兴府城都酒务、比较务等机构的年酒税额有62752贯，是商税额的1.1倍多。（注：施宿：《嘉泰会稽志》卷5《课利》。）淳熙十三年（1186），严州经政府销售的茶叶有258.6万余斤，盐585万余斤，总收入近100万贯。（注：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卷1《课利》。）
民间系统的物资供应具体有两种形式：一是民间生产供应。宋代江南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民间手工业的广泛兴盛。如婺州“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注：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湖州、杭州、苏州、常州等城市的丝织业十分发达，产量巨大。南宋时，临安城除各种一般手工业外，还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油作、铺翠作、金银打＠②作、打纸作等多种加工业，其中仅“专以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者，不下数百家”。（注：《宋会要》刑法，2之139。）徽州的制墨业享有盛名，其上品之墨“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被时人视为珍品。（注：《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土产》。）衢州的蔡氏墨也颇为有名，需求量很大，以致一度出现了假冒现象严重的情况。（注：姚勉：《雪坡舍人集》卷19《赠墨客吕云叔》。）其它如越州（绍兴府）、湖州、杭州、苏州、明州（庆元府）、婺州等城的酿酒业，越州、温州、杭州、苏州、台州、吉州、抚州、信州、宣州（宁国府）等城的造纸业，杭州、秀州（嘉兴府）、湖州、越州、婺州、袁州、饶州、台州、吉州、建康、南康等城的刻书和印刷业，明州、温州等沿海城市的海产品加工业，湖州、睦州（严州）、杭州、温州等城的漆作业等等，都相当发达，使各城市经济的生产功能和消费品自我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在许多江南城市的郊区及周边地带，经济作物种植业、水产业、园艺业十分兴盛，直接为城市物提供了相应的农副产品。如南宋临安城东门外，“弥望皆菜圃”；绍兴府城西郊，“鸡头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建昌军南城县近郊村民宁六，“一意农圃”，颇能自给；镇江府丹徒县居民孙大成有园地30亩，雇人种植蔬果，“不数年，嘉蔬美实，收利十倍”；苏州城郊的花圃种植业尤为盛行，“城东西卖花者所植弥望”。（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 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游节妇》；刘宰：《漫塘文集》卷33《孙大成行述》；范成大：《吴郡志》卷30《土物下》。）二是民间商业供应。相对于手工业等生产领域而言，江南城市的民间商业更为繁荣，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从商品流通到批发、零售的较为完整的商业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成为城市一般居民物资供应的主要途径。如南宋时临安城普通居民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民间市场流通渠道。时人吴自牧说：“杭州人烟繁密……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户。”（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6《米铺》。）周密也说：“杭州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杭州食米》。）建康府城的情况大致相似。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余嵘称城中居民“日食所须，仰给商贩，米舟一日不至，米价即倍腾踊”，“以是数拾万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米”。（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城阙志四·诸仓》。）袁燮说：“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辏，米、麦、薪、炭、ｃｕó＠③、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需者，悉资客贩。”（注：袁燮：《＠④斋集》卷13。）
不过，就江南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而言，其物资供应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又是有所不同的。其中， 政治 型城市由于受民间工商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官方系统在城市物资供应中占了主导地位。如地处山区的徽州“舟车不通，商旅罕至”，工商业发展缓慢。绍兴二十二年（1152），城区商税额仅6000余贯。到嘉熙四年（1240年），在当地官员的请求下，宋廷同意裁撤该城的税务。在这种情况下，其民间系统的物资供应显然相当有限。与此相联系，该城的居民数量也不多。直到宝庆三年（1227），城内外在籍坊郭户仍只有3887户，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吏员、杂役等政府人员。至于户籍外的政府人员， 则数量相对较多， 仅驻军就有1300余人。这种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决定了该城物资供应以官方系统为主的特点。（注：《弘治徽州府志》卷5《公署·郡邑》；卷2《户口》；卷4《驻军》。）综合型城市的物资供应， 官方系统和民间系统都占有重要地位，某些方面民间系统更为重要。如前面提到的南宋建康城的粮食供应，大部分仰仗商贩，一旦“客舟稀少，价即踊贵，抑之，则米不来；听之，则民艰食”。（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城阙志四·诸仓》。）经济型城市工商业发达，市场活跃，其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民间系统。如苏州城乡经济十分发达，“田畴沃衍，生齿繁夥”，“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四方取给，充然有余”，“织衽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陆转，无所不至”，故城市居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壮子无不贾贩以游者”。（注：范成大：《吴郡志》卷37《县记》。）显然，其所需物资主要是通过本地生产和市场流通。
二、州县城市的居民收入与消费
宋代江南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现象相当严重，不同阶层和群体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中官僚贵族、地主豪绅、大商富工等无疑属于高收入阶层，是城市消费的主体；一般工商业者和部分士人、吏员等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其消费活动也较为活跃；小商贩、小手工业者、贫寒士人、佣工、游民等属于低收入阶层，其消费需求仅限于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城市官僚贵族的收入首先来自政府提供的货币和实物形式的俸禄，这一点无需多说。此外，还包括地租和工商业收入。大多数官僚贵族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有的是朝廷赏赐的，有的是依仗权势从农民那里兼并的。如神宗、哲宗两朝，执政王安石、吕惠卿、章ｄūｎ＠⑤等人在浙西、江东一带拥有不少田产。徽宗时，佞臣朱＠⑥在苏州等地有田地30万亩，另一佞臣蔡京仅受赐的江宁府溧水县永丰圩就达千顷。（注：《宋史》卷470《朱＠⑥传》；洪迈：《夷坚志》丁志卷5《石臼湖螭龙》。）宋高宗即位初，将蔡京、朱＠⑥、童贯、王黼在浙西的田地籍没出卖，六年后未卖出的还有5000多亩。（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辛未。）迨至南宋，官僚贵族的土地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大将张俊“喜殖产”，其田庄广布苏、湖、常、秀等州，“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强夺常州邵家地20余里；权臣秦桧“田业甚富”，其死后十余年，虽家业渐趋衰落，但岁收粗米仍高达10万斛；恭国公杨存中田产众多，曾一次就献出土地近4万亩给朝廷。（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洪迈：《夷坚志》丁志卷5《荆山庄＠⑦》；《宋会要》食货，63之138。）由此形成了“郡县之间， 官户田居其半”，“一都之内，膏腴沃壤，半属权势”的状况。（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一月丁巳；《宋会要》食货，14之37。）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在《备对札子》中说，官僚贵族“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稍后谢方叔也说，“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注：《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与此同时，官僚贵族还积极参与工商业活动，“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卑商贾之利”，“甚者发舶舟，招蕃商，贸易宝货，麋费金钱”。（注：《宋史》卷388《陈良佑传》。）如杨存中广事买扑酒坊，在临安、湖州等地许多城镇承包酒坊数十处，总资本高达72.5万余贯；徽、高两朝内侍李从之在平江府吴县经营大药铺，“他州异县来者益众”；家居临安城的昭庆军节度使韦渊，在浙西有田地5000亩，又在城里经营房舍租赁业。（注：《宋会要》食货，21之2至3；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39《李从之墓志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己卯。）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大量田产收益和丰厚的工商业收入，使官僚贵族的财富不断增加，许多人“金帛山积”，以至“有拥二三千万资者”。（注：王迈：《衢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
江南各级城市普遍住有不少地主豪绅，称为“遥田户”。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来自 农村 田产的经营。如南宋中期，朱熹在南康军赈灾，曾劝得“在城上户二十五名，共认赈粜米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硕”。（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论上户承受认粜米数目》。 ）这些在城上户能够出米赈粜，其中部分人显然是租米丰厚的城居地主。另一部分来自工商业活动。杭州、苏州等繁华都市的地主普遍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情况自不必多说，就是在一般府州县城也是如此。如吉州城内经营粮食零售的铺户，“初非家自有米，米所从来盖富家实主其价，而铺户听命焉”。而“城郭富家之有米，多寡不一”。（注：《巽斋文集》卷4《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可见供应铺户食米的“富家”，其米的来源主要来自农村的租米。
城市大商富工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 自然 是工商业活动，但许多人也在农村购置田产，收取租米。如平江府“城北民周氏，本以货麸面为生业，因置买沮洳陂泽，围裹成良田，遂致富赡”；原籍大梁的张勰，因从事海外贸易致富，遂“买田婺州郭外”。（注：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7《周麸面》；吕祖谦：《东莱文集》卷7《大梁张君墓志铭》。）
上述这些城市高收入者，资产殷富，生活豪奢，所消费的除了日常生活用品，还包括各种奢侈品。如杭州城内豪富之家云集，早在北宋时就已是“风俗轻靡”，“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注：欧阳修：《居士集》卷2。 ）南宋时更是“侈靡相尚”，“衣不肯著布缕绸绢、衲絮ｙùｎ＠⑧敞、浣濯补绽之服，必要绮罗绫＠⑨、绞绡靡丽、新鲜华粲、ｃｈī＠⑩缯绘画、时样奇巧、珍贵殊异，务以夸俗而胜人”；“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粝、豆麦、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凿稻粱、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馐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缕簋雕盘，方丈罗列”。（注：阳枋：《字溪集》卷9《杂著·辨惑》。 ）时人袁说友曾感叹地说：“销金衣饰，顷岁有司屡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宽，随即纵驰，累岁以来，其侈日盛。”（注：袁说友：《东塘集》卷10《禁蕺销金札子》。）为了满足豪富之家的奢侈生活，临安城的相关工商业十分兴盛。如在融和坊北至市南坊有著名的珠宝市场；在官巷有大型花市和众多奢侈品店铺，“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有之”。（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3《团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如绍兴（1131—1162）后期，镇江府城有个酒务官，“夸多半靡，务以豪奢胜人”，“饮食极于精腆，同官家虽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诸其家”。“尝令匠造十桌，嫌漆色稍不佳，持斧击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注：洪迈：《夷坚志》丁志卷6《奢侈报》。）
城市的一般工商业者，其收入基本上来自工商业经营活动。他们的经营规模不大，收入也有限，一般只能保持生活的温裕。如“湖州人陈小八，经商贩缣帛致温裕”；饶州市民汪乙，“居仓步门外，贩鱼鳖以供衣食”；鄱阳城“市民许二，与弟许三居于行春桥北，多酿酒沽，而日输官课，稍致富足，遂买马乘骑”。（注：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10《陈小八子债》，支甲卷3《汪乙鳖》，三志壬卷6《许生坠马》。）此外，部分吏员、士人等也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这类城市居民的消费一般以基本生活品和日用品为主，奢侈品的需求量不大。
小商贩、工匠、佣工、贫寒士人之类在江南城市人口中占了相当比重，他们收入低微，且很不稳定，“一日失业，则一日不食”。（注：《宋会要》食货，12之6。）如临江军城“为牙侩者例皆贫民， 虽有百斛求售，亦无钱本可以收蓄”；临安城“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始终“无分文之储”；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鄱阳城寒士刘十二，“居槐花巷东，以佣书自给”。（注：《双溪类稿》卷21《上赵帅》；《武林旧事》卷6《作坊》；洪迈：《夷坚志》支癸卷8《鲁四公》，支甲卷4《刘十二》。）临安官营作坊里“和雇”的工匠，虽收入相对较为稳定，但每日只有食钱170文、米2升，除了自己生活外，还要养活家小，处境艰难。（注：《宋会要》职官，16之23。）显然，此类低收入者的消费完全局限于米、盐之类的基本生活品，而且往往连基本生活品也不能正常保证。
此外，江南城市中还有许多完全没有收入的流民、乞丐之人，他们靠政府的救济和他人的施舍为生，常陷于“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的悲惨境地。（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8《恤贫济老》。）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如：“李次仲季与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见乞丐者蹒跚行前，满股疮秽”；“严州东门外有乞丐者坐大树下，身形垢污，便秽满前”；“鄱阳有郑道人，不知从何来，不肯入道堂，日行丐于市”；“明州有道人，行乞于市”；“豫章丐者李全，旧隶建康兵籍”；“吴江长桥侧居民郑氏媪，年八十余岁，独处茅檐之下，日丐于市”。（注：《夷坚志》乙志卷1《小郗先生》、卷13《严州乞儿》、《海岛大竹》，支丁卷10《郑道人》，丁志卷2《李家寓仙丹》，支景卷3《吴江郑媪》。）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城市居民，已谈不上正常的消费需求了。
从江南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消费特点来看，在政治型城市，消费奢侈品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在综合型和经济型城市，各种物品的需求都相当旺盛；港口型城市的消费品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海外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