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1939年4月7日，马相伯虚岁百年寿诞，举国为之祝贺。国民政府颁发嘉奖令，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贺电：“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当时的时尚杂志《良友》破例没用时髦女郎，而以马相伯的照片作了封面，仿佛这位百岁老人能给这个战乱的国家带来祥瑞。一百年间，马相伯眼见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任清帝尘归尘，目睹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任总统土归土。柳亚子有诗赞曰：“一老南天身是史。”
一日，胡愈之探访，卧病在床的马相伯谈及自己前三十年虔诚信奉天主教，相信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间三十年效力政治，把最好的时光都搞了洋务运动；后四十年献身教育，参与创办了震旦公学、复旦公学以及辅仁大学。最后，老人不无悲怆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那年，马相伯出生于镇江丹徒，父母给他取名建常，字相伯。他家是一个殷实的天主教家庭，所以他生下来不久就接受了洗礼，教名为约瑟。与一般中国家庭里的孩子不同，他先接受天主教教育，然后才学习儒家典籍。十一岁时，马相伯拿着偷偷攒下来的钱离家出走，用了十一天到达上海，进入徐汇公学就读。这是一家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马相伯很快崭露头角，精通八国语言，尤其擅长演讲。
法租界很欣赏他，邀请他前去做事。马相伯说：“我学法文是为了给中国用，而不是为了给法国人服务。”十四岁时，马相伯就担任了助教。三十岁时，以特优的成绩通过耶稣会考试，获得神学博士，并成为一名司铎神甫，第二年担任了徐汇公学校长。无论性格上还是文化上，马相伯都与西方管理者有着摩擦，而且矛盾渐渐不可调和。有一次，为了是否搬出一间朝南的房间，双方各不退让，马相伯和弟弟马建忠就离开了教会。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对马氏兄弟慕名已久，招募他们协助搞洋务运动。1879年，马建忠在法国留学两年后获得法学学位，归国后负责对外交涉。当时，清政府争斗激烈，有人指责马建忠是市井无赖，搞得李鸿章很被动，不得不亲自跟皇帝解释。马相伯也不顺利，去高丽担任新政顾问，却因亲日派政变无功而返。
中法战争期间，招商局的轮船被封锁，马氏兄弟采取了抵押赎回的权宜之计，本是利益最大化之举，却备受指责；还有为海军筹款一事，计划筹二千五百万两，没想到，美国投资者愿意提供五亿美元，有人怀疑优惠的背后有猫腻。《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遭到举国唾骂，马氏兄弟更是坐实了汉奸之名，甚至有传言说他们是李鸿章的私生子。马相伯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事无成也就罢了，居然成了千古罪人。
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不幸死于海难。两年后，马相伯的母亲去世，临死前对他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连番不幸，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
马相伯赴美公干时，顺道考察了几所大学，他深刻意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将从兄长那里继承来的松江、青甫等地的三千亩田产全部捐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他以此为投名状，1897年重返教会。
1901年秋，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要跟马相伯学拉丁文。马相伯说：“你都中年了，一个人学没有用，不如多找几个年轻人一起。”蔡元培喜出望外，马上挑了二十四个才俊，其中包括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学习班名气渐大，有志之士纷纷来投。
不久之后，因为“墨水瓶事件”，学校闹起了学潮，导致一百多学生集体退学。马相伯情急之下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创办震旦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六十三岁的马相伯为学校定下三个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梁启超来信称：“吾喜欲狂。”
于右任因写诗讽刺慈禧太后，遭通缉潜逃前来报名。马相伯亲自驾舟相迎，让他化名“刘学裕”入读，还免了学杂费。于右任曾为马相伯撰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过了几年，耶稣会想将震旦学院改成教会学校。学生哗然，大怒，集体退学。 看到密密麻麻的退学签名，马相伯老泪纵横，决意抗争。在张骞、严复等人的鼎力支持下，马相伯筹建复旦公学，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复旦”之意有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光复震旦，恢复中华”。后来，震旦大学迁址到卢家湾。马相伯不计前嫌，捐款四万元、捐地八处，帮助办校，是为今天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此外，马相伯还参与创办辅仁大学，短暂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
1912年，马相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市市长。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特意把他接到了北京，想借他的名声笼络社会精英。看清袁氏称帝的野心后，老人家痛斥道：“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随后隐居上海徐家汇，不问世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九十二岁高龄的马相伯破门而出。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十二次国难广播演说，大声疾呼：“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
“西安事变”爆发，于右任急忙向马相伯寻求对策。九十七岁的马相伯亲拟电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这一举动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而蒋介石归位后，老人也给他写信，要求释放政治犯。
1937年7月，“七君子”获释后赶去与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词“惟公马首是瞻”。
不久上海沦陷，马相伯移居去了广西桂林。后应于右任之请前往重庆，因战事而绕道越南境内，因病滞留谅山。
在百岁诞辰半年后，1939年10月，马相伯接到抗战大胜的捷报，喜出望外，因过于激动而病情加重。同年11月4日，终于不治，弥留之际仍念叨着：“消息……消息。”
在各界的哀悼中，马相伯的学生于右任撰写的挽联最为恳切：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