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何平：单旗的“子母相权论”与货币的层次结构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一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19年第1期，是作者对《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国语·周语下》）的导读。
春秋晚期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通过反对铸造大钱的同时废弃原有小钱的论辩，鲜明地提出了重要的货币理论范畴，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环境与单位基准货币的设定、先王制币说的铸币起源论，以及货币职能与货币的社会功能观。
一、文献来源与周景王铸大钱的货币环境
本篇选自《国语·周语下》的《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它是单穆公向周景王提出的劝谏记录。东周景王，名贵，周灵王之子，公元前544年－前520年在位，对话的当年指公元前524年。单穆公，名旗，春秋晚期政治家，单静公的曾孙，曾为周景王和周敬王（公元前519年－前476年在位）的卿士。卿士为周朝的执政大臣。
《国语》是一部西周到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资料汇集，系当时周王室和诸侯各国史官在这一很长的时期分别写作而成。《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和《越语》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借着朝聘赴告机会进行交流。到了战国初年，某国史官将手中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便是今本《国语》。
《国语》的成书模式，是王侯卿大夫针对特定时政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诸简帛。因此，其中的各篇文章是王侯卿大夫与史官共同劳动的结晶。它的主体是记载治国言论，属于说理文字，主体内容的前后均记载了言论的前因后果。记载的时间跨度，上起周穆王下讫鲁悼公，大致在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514年。
就这篇劝谏文书而言，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加藤繁有《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专文进行辨析。认为以子母相权为骨子的周景王、楚庄王的故事，以及《逸周书》里大匡解中的记载，都可以看着是战国中期以后编撰出来的。《国语》里的这一篇，“不过是为了说明适当地运用所谓子母相权的制度的办法，并且说明妄自变更货币是苦民病国的原因，借来了周室衰亡史的一页，所以，既没有景王真正铸造大钱的事情，也没有单穆公真正加以谏止的事情。”
当今学者吴良宝利用新近考古成果和文献互证，对本篇的真实内涵提出了新的认识。已有的研究表明，春秋中晚期的中原地区，既不铸造刀币，而圜钱远没有出现。当时周、郑等国铸造的是平肩弧足空首布币，这就可能是周景王铸造的“大钱”。《国语》周景王铸大钱，是目前最早将铸币称为“钱”的例子。在战国早期，才出现大、小钱并行的“二等制”货币流通。单旗的“子母相权”说，从钱币的流通实践看应是在战国时期。从货币形态来看，单旗之前的“古代”是以布帛为货币，而不是本篇中“作重币”所指的金属货币。整个先秦、秦与西汉时期，只有战国时期铸行过呈等制关系的钱币。所以，从事实真相的一面而言，周景王铸大钱可能是战国中晚期所伪托。也有人认为，从秦以后中国铜铸币只是手握一个的铜钱即“一钱”这种单一货币安排来看，先秦时期所谓的“子母相权”更可能是“在金属铸币的体量、面额由大变小并最终统一于铢两圜钱这种漫长过程中大小铸币暂时并行流通（这是本质）的表象而已。”在我们看来，在初始铸币流通的情形下，人们对货币仅有朴素的认识，不完全识别和货币伪造，单一货币安排的目标在降低伪造的监管成本。由此推论，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毋宁说是一种在保持单一货币原则之下以新钱代替旧钱的善后安排，它体现了“轻重论”宏观经济思维路径下，货币在与商品相对比较中体现价值的理念，发展为货币与货币在相对比较中进行替换的策略。“替代”而不是“互补”并行流通的解读，既符合中国后来货币形态演进的单一货币走向，也符合单旗劝谏的目的在保护“小钱”持有者的原来利益，他只是要求在流通新货币时将旧货币折算使用替换，不侵夺民财并引发社会问题。他没有提出大钱适于大额交易，小钱适于小额交易，形成今天纸币条件下的不同面额，因为本身有价值的金属货币价值的大小与重量成正比，面额大钱币就更重，并无通行的方便。
《国语》历史记录的目的在于启示后人。周景王姬贵是周平王东迁雒邑之后的第十二位周王，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距平王东迁有246年。在这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东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关系经历了巨大变迁，随着一些主要诸侯国国力的增强和相继称霸，东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已是形同虚设。周景王本身的处境，政治上，早已成为任凭诸侯国摆布的“傀儡”，经济上，国力复兴苦无良策，王室财用日渐衰竭，最终只能选择“铸大钱”，推行货币贬值政策。在当时各个诸侯国政治经济竞争日渐加剧的情形下，周景王的这种货币政策选择势必导致“厚取”和“离民”的严重后果，从而进一步加速王室的衰败。因此，遭到像单穆公这样的有识之士的竭力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们抛开其历史记载真实性的一面不谈，它在讽谕论辩中却体现出深刻而重要的货币思想和原理。
二、周景王铸大钱相关的几个货币理论问题
单穆公通过“子母相权”的论辩，提出了单位基准货币的确定及其根据、灾荒条件下“先王铸币说”的铸币起源论，以及货币职能及社会功能等基本货币理论问题，弥足珍贵。
宏观经济环境与单位基准货币（均衡货币）
文献首先提出了单位基准货币的概念。一个单位的钱币大小，体现了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对单位基准货币的要求。单旗用“轻重”来表达宏观经济状况，也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态，体现为物价水平。如果物价上涨，就货币的购买力而言，钱币的价值便 “轻”，物价下跌，钱币的价值便“重”。适应经济冷热物价高低的变化，在单一货币形态流通的情况下，就应当按照“子母相权”的原则，调整单位基准货币的重量。由于金属货币条件下，不存在面额与钱币实体的分裂，一个钱币就是一个货币单位，一个钱币重量的调整体现为一个单位货币重量的变化，也可视为货币单位的调整。
“量资币，权轻重”，是指国家在调查物资和货币之间比例关系的前提下，权衡货币的轻重，也就是货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看货币的大小是否适应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以便解决由于货币的大小不合适给商品交换带来的困境。当货币购买力低，物价高企时，人们感到货币太轻，就应当铸行“重币”投入流通，以“重币”为基准货币单位来计量原来“轻币”的价值，进行折价替代善后。这就是“母权子而行”，“子”是“母”的若干分之一，“母”为价值尺度，二者相权在于不让即将退出货币体系的“子”受到财富的损失。在相反的宏观环境下，物价下跌，物轻币重，单位货币购买力提升时，“重币”又显得不便，这样就应当铸行“轻币”，以“轻币”作为单位基准货币来度量“重币”的价值，来解决“重币”的退出和善后问题（此时“重币”是基准货币的若干倍）。这样，既能通过单位基准货币重量的调整来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和物价变动对货币提出的要求，又不至于让本可以购买物资的原有货币化为乌有。所以，“子母相权”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单位基准货币重量大小的精妙制度机制。
从汉代便有“二品”之类货币品类的观念，如同今天以信用货币的面额观念来解读“手交货币”一样，与东西方同种币材金属货币流通的历史实践（都是一个铜钱一枚金币地流通）相悖。
先王铸币说与货币起源论
单旗劝谏周景王铸大钱论辩的第二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对铸币起源说的解读。
长期以来，学者都将“先王制币说”解读为中国古代占主流的货币起源论，认为这是违背马克思从价值学说出发提出的货币起源论。这是错误地将货币的特殊形态“铸币”和“货币”混淆起来产生的误读。事实上，从市场视角出发，我国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古代士人都从交易活动来描述货币的起源。但是，民间市场主体顺应市场需求创造的货币服务于特定的市场圈。超出民间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和自发约束机制，要在一个国家内流通行使的货币，便必然需要法权的力量。在缺乏宪法体系的古代，这便是帝王的职责，“铸币”便是法权货币的最早形式，具有鲜明的公法色彩。这样，如果我们不是将这篇文章的灾荒铸币记述看成货币起源说，而是看成通行全国的法权货币的“铸币起源说”，其思想的重要性自然就得以彰显。
但是，货币一旦与帝王发生关系，它就成为帝王或者说政府管理社会并分配财富的工具。他们通常通过货币的减重多发，利用强制储蓄的机制攫取社会财富。而从官方货币的发行机制而言，这里明显体现为解决饥荒的措施。也就是说，铸币发行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和利用货币重新分配财富的过程。其新增货币的来源，非常态的表现就是要么减少货币的重量，要么不讲求新旧兑换肆意改变货币形式。从交换活动和市场行为来说明的货币起源论，与从政府利用货币发行管理经济的铸币创造说，是对不同层面货币理论问题的解读。地方市场创造出的非官方货币，真正反映了货币的起源，它存在的根据在于地方共同体的市场行为和自律机制。一旦货币成为官方货币，尽管它也受民间货币相同的货币流通规律所制约，其价值决定也从来没有与官方权力（近代的“法权”）脱离开来。
然而，我们从单穆公对周景王劝谏的整篇文献来看，周景王铸大钱的意图明显是弥补财政亏空。他是决意要通过铸造与以前的小钱不成比例的大钱，来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既不讲求新旧兑换，更不谈以合理比例来进行兑换。对于百姓来说，政府早先以货币发行来救灾，现在反而成了利用发行大钱进行财富掠夺在灾害之外火上浇油的败政（“夺之资以益其灾”）。最早将铸币称为“钱”的这篇文献，由于周景王铸钱意在国库财政的充实，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一开始货币与财政便具有的这种天然联系，别有深意！
货币的多重职能及货币的本质
单旗的劝谏论辩，对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货币与货币的关系，均是在相对的数量比较中来计量其市场价值，没有触及到劳动决定价值的方面。但是，它基本涉及了货币的主要职能。
“子母相权“，用哪一种货币来度量另一种货币，用来度量其他货币的那种货币就是价值尺度。“以母权子”，就是以大钱来作为价值尺度。这是讨论的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量资币”，是考察商品物资和货币的价值关系问题，根据“轻重”及货币购买力及物价情况，来寻找和投放合适的“重币”或“轻币”，就是在实践中落实价值基准，确定价值尺度。
同时，“权轻重”是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中观察货币的价值，自然蕴含着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单旗论辩中提及的“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绝民用以实王府”，“若积聚既丧”，都充分体现了他强调货币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职能。而周景王与单旗的最大分歧，在于周景王只是重视货币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职能，而单旗特别重视价值贮藏职能及以它为支撑的价值尺度职能在金属货币条件下的可持续性。这里的分歧，也反映了货币实际在发挥职能时，它的五大职能并不是同时地体现在同一个钱币上，而货币的本质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正确地认识特定时点货币在发挥怎样的职能，或者说同一时点发挥不同职能的货币的区分和度量，即使在今天都是认识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
这篇文献提出了重要而基本的货币理论问题，是一篇闪烁着思想光辉的货币文献。我们在阐发古典文献的“微言大义”时，不能随意将古人现代化，比如将“民失其资”的“资”解释为今天与生产活动相结合的“资本”。这只要看一下《周语》下一篇《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中的“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就知道“民资”是指人们持有的既有财富了。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 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