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 | 雒有仓：金文族徽的功能及其时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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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文族徽见于商周时期青铜器，前后历时一千余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功能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作为依附于青铜器的铭文形式，金文族徽具有标识铭记、美化装饰、体现身份地位的功能；而作为族氏名号，金文族徽代表着家族组织，具有表示血亲关系、体现家族集体身份的功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身为商人族群共同体的文化符号，金文族徽还有体现职业分工、表示族氏关系、承载民族认同的功能。正确认识金文族徽的这些功能，不仅有助于了解金文族徽自身的发展变化，而且对深入认识金文族徽的内涵及其性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文族徽；功能；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金文族徽与商周族群认同研究”（17BZS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雒有仓，男，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安徽淮北 235000），主要从事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
金文族徽是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族氏名号，常见为一两个标识性或象形性较强的文字符号。长期以来，由于铭辞晦涩以及人们理解与认识的差异，学术界迄今少见对于金文族徽功能的讨论。然而，这一问题却是我们深入认识族徽含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不同角度对金文族徽的功能，谈一些初步看法，以请益于方家。
一、从青铜器载体看金文族徽功能
作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族氏名号，按照学术界目前通行的看法，金文族徽是商人及其后裔的族氏名称，所代表的是商人共同体的族氏组织。这个看法虽然可信，但未顾及商代浓厚的宗教观念和家族情感，因而难免使人将一个个族徽都视作族氏名，而甚少关注其背后的丰富含义。事实上，在商周铜器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族徽的写法不同于一般铭文，显得较为突出。例如鼎铭“ ”“ ”（《集成》1598、1578，以下凡出自该书只标编号），“父丁”的字形相对较小，而族徽 、 的字形相对高大。又如盘铭“ ”“ ”（10030、10026），前者将字体高大的族徽 置于中心位置而将形体较小的“冊冊”排列两旁，后者则将形体较小的“丁”写作小圆点而置于族徽 之上。这种明显突出、美化、强调族徽的写法，无异于告诉我们：在古人心目中，族徽十分重要而且神圣，所以多采用突出、强调、美化的写法以示虔敬。可见，在作器者眼中，族徽不仅仅是族氏名称，它可能还代表着家族力量、家族功业、家族荣耀等。显然，这些内涵的体现，除与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家族观念有关外，还与青铜礼器的性质有关。因此笔者认为，金文族徽应当具有多种功能，需要结合商周社会历史实际和青铜礼器性质去认识和把握。
金文族徽作为族氏名号，依附于商周青铜器而存在，其功能应与青铜器的价值紧密相关。青铜器古称吉金，常用于祭祀祈福，在商周时期十分珍贵，大多为各家族集体所有，因而铸刻其上的族氏名号首要是为了表示铜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性质犹如今人在所有物上签名或盖章。正因为如此，常见的族徽分为两类：一类标识性较强，如 、 、、 、 、 、 、 、 等，它们与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类似；另一类象形性较强，如 、 、 、 、 、 、 、 、 等，学者或称之为“图形文字”，认为这是当时人对族氏名称视为神圣而保留下来的最古型式［1］37。从以上两类族徽来看，金文族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标识铭记
与今人在所有物上签名以示该物品归个人私有不同，在用于祭祀和随葬的青铜器上签署族徽，主要是为了让死去的先人能享用同族后代提供的祭品，所以族徽表示的是同族共有观念，刻写位置大多在青铜器的隐蔽部位，如鋬阴、圈足、腹内壁、盖内或器内底（图1：1-7）。这些地方一般都不引人注意，说明这是作器者有意识留下的标记符号，具有较明显的标识意图。对于使用者来说，无论是实用器或祭祀用器，族徽都是家族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标记。从标识符号自身结构来看，有些笔画简单、形体抽象，例如 、 、 、 、 、 、 、 、 等，应当属于“六书”中的“指事”符号，具有铭记功能。那么，它们究竟是临时记号，还是制铜作坊或家族的标识呢？首先，从年代看，不同时期的铜器上常见有相同的抽象符号，如 、 、 、 、 、 、 、 、 父乙”“ ”“ 祖丙”“?祖乙”（8298、8535、9015、8417、5602、8319、8318）等，说明其性质不是制铜作坊标记而是家族名号。最后，从用法看，许多抽象符号常与族名组合，如“ ”“ ”“ ”“ ”“ ”“ ”（7066、8270、8271、8223、8233、8234）等；有时与亲属称谓联缀，如“ 舌母”“ 羊父丁”（《铭图续》0062、《铭图》13141）等；有时与亞、册组合，如“亞 ”“册SS册作父乙尊彝”（8786、《铭图续》0972）等。以上这些例证说明，金文族徽的性质应当是器主的族氏名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青铜器的族徽已经见于殷墟时期使用的印章（图1：8-10），而且作为陪葬品出现，其中既有肖形印（图1：8、13），也有文字印（图1：9-12），说明金文族徽确有标识铭记的功能。
（二）美化装饰
金文族徽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商人的族氏名称而已。但在宗教观念十分浓厚的商代，它还代表着祖先形象、祖先功业、祖先恩泽对子孙的佑助，代表着人们对血缘关系的崇拜，对祖先神灵庇护下美好生活的期待等。正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祖先崇拜和宗族情感支配下，人们往往通过对“族徽”的美化装饰来表达对祖先神灵顶礼膜拜的神圣情感，从而使金文族徽具有美化装饰的功能。金文族徽的美化装饰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早期青铜器较少出现花纹装饰时，一些象形性较强的族徽出现在青铜器的颈腹部（图2：1），或与花纹同时出现在腹外部（图2：5），具有较明显的装饰功能。在花纹装饰较多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有些青铜器的颈腹部也有族徽铭文（图2：2-3），同样具有装饰功能。其次，在青铜器花纹装饰大量出现且较丰富的商代晚期，有些族徽与动物纹、兽面纹、几何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图2：4-6），有些则通过改变族徽形体与几何纹融为一体（图2:7-8）而难以分辨，表现出相当鲜明的装饰功能。最后，在金文族徽流行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有些族徽如与青铜器上的同类纹饰即双身龙纹相似（2133、2505），有些族徽通过特殊构形的“美术体”，有些族徽采用类似于图画或图形的象形性写法，使族徽具有明显不同于当时通行文字的特点。具体做法常见有五种［2］74-78：一是将文字加以图画化；二是重复书写以造成相互对称的装饰效果；三是利用借笔装饰方法构造字形；四是采用几何变形字体的写法；五是加边框使族徽更加醒目。以上方面，其实就是金文族徽美化装饰功能的具体表现。
（三）体现身份地位
青铜器是商周社会“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器物，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族徽，自然也具有体现身份地位的功能。从商代考古发掘情况看，常见有成组的墓葬排列在一起，数量有几座、十几座或几十座不等，时代有的相同、有的不同，规格有的大体相似、有的差异明显。其中，只有一两个或几个墓葬出土族徽铜器。这种情况表明，在一个家族内部，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够随葬族徽铜器。能够随葬族徽铜器者，其身份很可能是族长或是对家族有特殊贡献的成员。从保存完好的墓葬看，凡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所出土的族徽铜器数量和种类往往明显多于中小型墓葬。这种情况说明，只有那些身份地位较高、掌握祭祖权的大族长，才能随葬大量的族徽铜器。换句话说，族徽往往体现着族长身份高低及其社会关系。从甲骨文、金文对比看，金文族徽有许多见于甲骨文的人名或地名，其中有不少是“男子称氏”，即以土田族邑“命氏”构成分家立族的标志，所以不乏地名、人名、族名三者重合事例。这种情况说明，金文族徽作为家族名号，其中也有因“胙土命氏”而得名者，除与身份地位关联外，还有表示经济地位的功能。从社会学角度看，经济地位高低往往是社会地位高下的基础，所以这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体现。从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看，在殷墟一期铜器族徽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官名，如“宁”之“宁”、“ 冊”之“冊”、“亞弜”之“亞”等［3］193-198。这种附加有官名的族徽，明显具有体现政治身份地位的功能。
二、从族氏名内涵看金文族徽功能
金文族徽一方面依附于青铜器，使青铜器的性质与作用得以彰显；另一方面作为族氏名又有独立性，它能脱离青铜器载体表现自身价值，建构自身功能。
（一）代表家族组织
作为家族名号，金文族徽代表着家族组织。作为最早出现的铭文，金文族徽反映着早期社会的家族组织情况。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中已发现有成片的墓地和墓区①，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存在家族组织。在属于二里岗下层的铜器上，也有一些族徽文字如、臣、 、 、 、 、 、等［3］187-190，说明最初的金文族徽应为家族组织的名称。在罗山天湖商周墓地，先后发现有殷墟二期至四期的12座墓葬出土了铭“息”铜器30件②，前后时间跨度200余年。这是不同时期的家族成员使用同一族徽（图3：1）的典型例证，说明族徽确实代表着家族组织。从青铜器铭文记载看，在陕西扶风县庄白村窖藏出土的微氏家族铜器铭文中，至少有折、豊、 三代人（祖、父、孙）都使用同一种族徽“ ”（图3：2）；在传世铜器铭文记载中，也有商代晚期三代人使用同一族徽的例证，如“ 示己、祖丁、父癸”（5265），还有祖、父二代共用同一族徽的例证，如“木祖辛、父丙”“ （81-128） 祖己、父辛”“亞 祖乙、父己”“ 祖丁、父乙”等（图3：3）。以上这些铭文记载，都是子辈为父、祖、高祖作器，说明金文族徽不仅是父、祖以上三代，而且是子孙辈世代沿袭的家族组织名称。
（二）表示血亲关系
由于金文族徽常与父、祖、妣等亲属称谓联缀，说明族徽具有表示家族成员血亲关系的功能。首先，家族铜器多用于祭祀，“凡家造，祭器为先。……养器为后”［4］1258，说明铸刻在家族铜器上的族徽，主要是为了表示致祭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血亲关系。这样一来，族徽自然就会成为家族成员共同的血缘符号。其次，由于商代的家族不仅是一个血缘团体，祭祀同一祖先，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和军事集体，他们拥有领地、族众及武装，所以作为家族标记的族徽铸刻在兵器上用于征战，往往具有对外表示同族血缘关系的社会功能。对于家族内部而言，最重要的关系无非是父母兄弟乃至祖父母以及后辈子孙，所以族徽常与父、祖、妣等亲属称谓结合出现，说明族徽作为联系几代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血亲符号，其所涵盖的血缘范围不仅包括已经离世的父、祖、妣等受祭者，还包括在世的作器者及其子女，即为三代及三代以上的亲属关系③。最后，由于铜器铸成之后常列于宗庙，而族徽依附于铜器常用于祭祀，或用于陪葬，在献祭仪式举行过程中，献祭者可以通过族徽将同族关系昭告于祖先神灵，并祈求祖先常佑后人，同时又提醒参与祭祀活动的人群——我们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这样一来，不仅族徽自然成为全体成员共同的血缘标志符号，而且在长期祭祖过程中，它可以使同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得到不断的认同和加强，从而使世代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形成同祖同族的认同观念。从商代金文记载看，商人的同族观念主要指三代以内的父系亲族，即所谓“祖日乙、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11403），说明在一祖多父的家族中，父辈不仅包括加大、中等长幼关系词的大父、中父即作器者生身父亲的嫡亲兄弟，而且还包括未加大、中等词的多父即作器者生身父亲的堂兄弟。如果加上作器者本人及其兄弟，则一族之中应包括祖、父、子三代亲族。这个例证说明，在商人家族内部是区分直系与旁系的，直系在父、祖称谓前加大、中、小等关系词，旁系不加，即以父某、祖某相称，而族徽作为共同血缘关系的标志，显然没有区分亲疏长幼之别的功能。因此，正确认识族徽作为共同血缘符号的功能，就不会产生“族徽是亲属称谓”的误解［5］71-122。
（三）体现家族集体身份
家族是商代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单位，而族徽作为家族名号，则是家族成员集体身份的体现。从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看，在属于二里岗上层的兵器上已经有族徽出现，此后兵器上常见铸刻族徽，还有一些与征行有关的“旅彝”也铸刻有族徽（2173、5773、9545）。这种情况说明，族徽的使用范围不限于家族内部祭祀，其出现在对外征战的用具上，明显有体现家族集体身份的功能。商代晚期以来，在日常生活中，有些青铜礼器常用于聚餐和宴享宾客，铸刻在这类用器上的族徽，也有体现家族集体身份的功能。因为，祭祖活动是展现家族成员关系的平台，在祭祖仪式上使用铸刻有族徽的铜器，也有向世人和祖先神灵展现家族名号的用意。这样一来，既可以使已故家族成员在家族过往历史中的位置得以确立，也可以使活着的家族成员重新确认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在家族中的身份，从而形成家族集体意识，增强家族凝聚力。
三、从族氏名称变化看金文族徽功能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族氏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会在族氏名称上有所体现。因此，通过族氏名称变化可以观察出金文族徽的功能。其中，有以下几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
（一）体现官职与职业分工
族徽作为族氏名称，常见为单一族名。但是，随着族氏的社会职能改变，其名称往往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殷墟一期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了“族氏名”附加“官名”的形式，例如“冊”“宁 ”“亞犬”（8256、792、516）等，这是族氏首领担任“册”“宁”“亞”等官职而形成的体现政治身份的族徽。与此类似，有些族徽虽然为单一族名，但往往体现着当时社会的职业分工，例如“皿”可能与擅长制作器皿的族氏有关，“弓”为擅长造弓或操弓者，而“ ”为作壶者，“ ”为战士，“ ”为刽子手“乃司杀者也”［6］47，51，93，36，23。最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族徽 出土于刘家庄北地手工作坊区，“说明 族与手工业有关，可能是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氏族”［7］40。按《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殷民之族有绳索工“索氏”、酒器工“长勺氏，尾勺氏”、陶工“陶氏”、旌旗工“施氏”、马缨工“繁氏”、锉刀工“氏”、篱笆工“樊氏”、锥工“饥氏、终葵氏”等分别迁封于鲁、卫［8］1536-1538。诸如此类的族氏名称的出现，应当是当时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各族氏按本族所从事的手工业命名族氏名号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商代的家族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每个家族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所承担的职能不同，而且所从事的职业往往是世代沿袭的，所以作为家族标记的部分族徽在长期传承过程中，自然就具有体现职业分工、表示族氏谋生手段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族徽“乃是为表示其氏族之社会情态而成立的东西，它的作用是在一定的秩序与体系之中，表示自己应有的存在方式”［9］18。有学者将具有这种功能的族徽称为“职徽”，认为它具有三方面的作用：“一则标志其出身和专业职守，二则以炫耀其光荣，三则证明其所有权。”［10］94
（二）体现族氏之间关系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族氏内部分化以及外部联姻、联合、联盟等关系，在同一件铜器上会出现两个以上的族氏名组合在一起的情况，例如殷墟两期铜器上的 文、鸟、山 、 象、鼓 出、束泉、子束泉等，这就是复合族徽。复合族徽以殷墟三四期和西周早期较为常见，通常构成复合族徽的几个族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因而是族氏之间联系趋于紧密的一种反映。“从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来看，族氏是构成商周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既有族氏内部分化，也有族氏之间相互联姻、联合与联盟，还有族氏在不同地域的迁移及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因此，复合族徽的含义，应当不外乎如下三方面：一是族氏分化关系；二是族氏联姻、联合或联盟关系；三是族氏迁移与流动关系，即因族氏的居住地、封号、职事等变化而造成的族氏名的改变，这种改变实质上反映着族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11］230-239由此可见，体现族氏之间关系的功能，主要见于复合族徽。我们认为，复合族徽所体现的族氏关系，与同一墓葬或同一家族墓地出土有几种族徽类似，它是一个族氏与外部各种社会关系的反映。
（三）体现民族认同
金文族徽作为“自称”的族氏名，往往具有自我认同的功能，而作为“他称”，则往往有“非我族类”的含义。现有资料表明，族徽的使用者主要是商人及其后裔，周人不用族徽文字④。因此，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尽管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是商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商代是族徽产生和大发展时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些原本不使用族徽的族氏，开始接受和使用族徽，这实际上是他们与殷商文化融合认同的表现。反映在考古材料中，就是除典型商墓即常见腰坑的墓出土族徽铜器之外，还有一些不带腰坑的墓葬也出土族徽铜器，并且数量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使用族徽的人群逐渐扩大化，说明族徽已逐渐成为殷商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符号。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之后，由于受殷商文化的影响，仍有一些部族继续使用或开始使用族徽，这是西周早期阶段殷商民族认同仍然存在的表现。
（四）体现共同文化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凡使用族徽者，墓葬多见腰坑，墓向多为北偏东，铜器组合以爵、觯等酒器为主。这说明族徽实际上也是殷商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日本学者白川静指出，商代诸氏族在服属于商王朝的关系上，用图像标识（笔者按，指族徽）表示各自的身份与职能，其用意是在整体秩序中标定自己的地位，并且从这些职能化的氏族中产生出后世称作“百工”的职业团体以及与《周礼》方相氏、治氏等类似的官职；族徽体系的确立，意味着这个建立在古代氏族制上的王朝已经完成统治；当他们把各自的族徽刻藏在彝器上并用于祭祀时，即自己承认本氏族是根据王朝统治体制而存在的，所以族徽体系无疑显示了建立于古代氏族制度上的殷王朝之统治形态［9］22。这是从身份职能角度对族徽“共同的文化符号”功能的解读。事实上，除在商代外，族徽作为殷商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在西周早期也大量存在。这一时期，由于商王朝统治秩序被推翻，殷商遗民各个族氏的族徽已不再具有构建王朝统治秩序的意义，而主要作为殷商遗民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从而使其与不用族徽的周人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当然，族徽作为昔日商王朝辉煌文化的一部分，在新形势下也有个别周人部族因仰慕而使用者，但这只能是商文化与周文化在西周早期相互融合认同的一种反映。
四、金文族徽功能的时代变化
从商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看，金文族徽自二里岗下层最初出现到春秋中晚期最终消亡，前后历时长达一千余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金文族徽的功能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
商代早期，最初出现的金文族徽是由仿制陶器刻画符号发展而来，因而多数族徽的标识性较强，有的笔画简略，多见于器底、鋬阴、圈足等隐蔽位置，具有较明显的标识意图；有的笔画象形，时常出现在口沿、颈部、器腹等显著位置，有时融入于装饰图案之中，具有较明显的美化装饰功能。作为祭祀礼器，族徽铸刻在青铜器上，往往体现着祭祀权。作为生活用器，族徽铸刻在青铜器上，则代表着家族组织及家族集体所有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族徽从最初的单独铸刻于青铜器，逐渐发展到与亲属称谓、日名合刻在一起，其功能随之转化成为表示祭祀者与受祭者的血亲关系。在现实生活层面，由于早期铜器铸造不易，弥足珍贵，族徽最初依附于“尊彝宝器”具有较鲜明的表示身份地位的功能，同时又与权力秩序相联系。对于当时的一个家族而言，族徽不仅是家族的标识，是家族成员共同的血缘符号，而且能够体现家族成员的集体身份，并由此逐渐形成族群意识和集体心理结构并且世代传承，从而具有增强家族凝聚力的功能与作用。
商代中晚期，族徽自身出现了两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与官名或职事结合，二是出现了复合式族徽并不断发展。族徽与官名的结合，使族徽具有体现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功能；族徽与职事的结合，使族徽具有体现社会分工和职业地位的功能；而族徽之间的相互结合，则体现着族氏之间联姻、联合、联盟以及迁移、流动等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金文族徽就从单纯的家族名号标识，发展成为在殷商王朝统治秩序中表示本族存在，并不断与其他族氏发生密切联系并日益融合认同的政治文化符号。从总体上看，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族徽所代表的族氏对殷商王朝政治统治秩序的承认，另一方面是对家族自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定位。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族徽已发展成为殷商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符号。
西周王朝建立之后，新的统治秩序打破了殷商原有的社会结构，家族政治的社会关系在新形势下被重新定义、组合，而金文族徽作为殷商遗民的固有标识，已经失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并从最初的被动或主动地适应政治形势变化，逐步转变成为殷商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随着周人统治逐渐稳定，周文化的强势影响亦随之扩大，大量的殷商遗民作为周人统治者的附庸被分封给各诸侯公卿而迁入不同封国，虽然他们仍能保持原来的家族组织，使用原来的族徽，并在诸侯封国内得到了“国人”的身份与地位，但这时的族徽已无受土受田、分宗立族、“胙土命氏”的实质内涵，而仅仅作为殷商遗民的共同文化符号而存在，一些族徽开始被摈弃不用，原有的族徽在被沿袭的同时呈现出多变的特点，有些“因官为氏”的族徽在新形势下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失去了稳定性。西周中后期，随着周文化影响加强，商周文化融合进程的加快，许多殷遗民纷纷摈弃族徽不用，最终导致了金文族徽趋于消失。在这种形势下，金文族徽在春秋中晚期最终消失，成为殷商遗民共同族源的记忆符号。这是商文化最终融合于周文化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参见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②参见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③赵林先生认为，甲骨文“家”的概念上有祖先、下有子孙、旁及家臣，而“族”只计算在世的人，常参与军事行动，从事狩猎、农耕，但重要的是它同时又是一种亲属组织，所以商代“家族”是指同一亲属团体具有多层次血缘关系的族群。参见赵林：《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④参见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考古》1995年第9期；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族徽说”》，《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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