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荣 ：四进孝中
毕业于孝义中学，自然关心与孝义中学有关的人和事，近日又与学人谈及孝义中学，有人认为尊德中学应为孝义中学的前身，如果把这两所中学联系起来看，孝义中学的建校时间会更早一些，我没有研究过孝义的教育史，不敢妄置可否，但说起孝义中学来，还是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我不仅是孝义中学的学生，还是孝中的家属子弟，而且后来又在孝中当过几天老师，“学生”、“子弟”、“老师”这几个角色使我前三十年的命运与孝义中学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如果把这一段经历写下来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老家大孝堡乡西盘粮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在我们那帮孩子中，中学就是一个神圣的殿堂，谁能考上中学读书，就会令人羡慕不已。我上初中那个阶段正值“文革”末期，学校成天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由于我在“大批判”中练就了一份美术书法特长，所以1972年县里举办暑期美术培训班时，联校便推荐上了我。我高兴极了，一放假便打点行装径直来到孝义中学。那时候孝中还在旧城城隍庙，宽广的操场、全副武装的军乐队直令我兴奋不已！给我们上素描课的任根生老师、上人体解剖课的武岚根老师、上水彩画的武胜老师都是当地的权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贪婪地听着每一节课，认真地完成着每一项作业，唯恐学不好被人笑话。结业时我还搞了一个创作，题目叫“再教育”，画面是一个老农民在教一个女孩子怎样制作“骨碌子”(牲口脖部的衬垫圈儿)。这幅画后来还参加了孝义县美术作品展，在文化馆挂了好长时间。第一次到孝中，我除了认识几位美术老师外，还认识了体育老师刘明信、卢厚斌，他们带的孝中排球队曾经和省队在这里进行过几场精彩的比赛，令人赞口不绝。当时校党支部书记李杰是家父郭铁民榆次一中时的学生，所以不管是这次培训还是后来正式在孝中上学，他对我都客气些。暑期培训班结束后，我回到西盘粮学校读书，希望将来也能考上这所中学。谁知1974年那年高中招生根本就不用考试，而是靠“贫下中农”推荐。我家在村里没有人，自然不会推荐上我。好在家父郭铁民那时已调回孝义中学，我的本家叔叔郭锡麟又在孝中担任教导主任，孝中便以“特长生”的名义破例录取了我。孝中的新校园据说是参考榆次一中的图纸设计的，看起来还很壮观。我到孝中报到时已经晚了个把月，学校就把我塞到了那一届最后一个班即19班，班主任张国旺是一位数学老师，由于我数学比较差，心里有些压抑，总希望能有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开学不久学校搞阶级教育课，老师带领全校同学参观富家滩煤矿“万人坑”，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参观记。我逮住了机会，憋足了劲儿，洋洋洒洒写了六七千字交了上去。不出所料，这篇作文果真一炮打响，冯法霞老师把它带到好几个班级宣读、讲评，之后又把它挂到了学校的阅览室，上面圈圈点点写了好多评语。这篇“状元”之作不仅使我在学校崭露头角，而且当上了这个“土记者班”的通讯组组长。第二年学校调整班级，把我调到了“美术书法班”(高18班)，我更是如鱼得水，经常在黑板报、墙报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同学们也不敢小觑。我会拉几下二胡，曾在学校宣传队呆过，也算懂一点文艺。毕业那年学校组织文艺会演，班主任由李国有换成了韩仁富，韩老师一个劲鼓励我自编自创，搞好这次演出。于是我被班长李清良关进了一间办公室，用一周的时间炮制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方言快板剧本，题目叫《出工之前》，反映“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爷孙三人的误会和纠葛；一个是话剧，叫《毕业之前》，反映两个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剧本编好后，我便在班上挑选郭晓梅、杜丽萍、石更生、赵云鹏等几名同学，自编、自导完成了这两个节目。由于剧本的较好创意和演员的出色表演，这两个节目在会演时竟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出工之前》演出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平息；《毕业之前》也普受老师们的好评。这两个节目一俗一雅，相得益彰，成了那年文艺会演的压轴戏，我也因此风光不少。后来学校油印的《文艺节目》还专门收入了《出工之前》剧本，把它作为优秀节目推荐。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当了民办教师，并被评上“优秀教师”、“教学能手”。这对我来讲也算是知足了。谁知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有几个同学考上了大学，一下打破了我心里的平衡。这时孝中老师不断给我传话，希望我能回校复习。于是我又第三次来到了孝中，“回锅再炼”。那时侯学校虽然重理科、轻文科，但历史老师王千成、地理老师黄秀蓉却非常出色，我的功课很快就补起来了，没几个月便以较高的成绩考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那时候跟我接触较多的老师，除了家父郭铁民和王干成、黄秀蓉等文科老师外，任兴恩、张心容、梁国威、张国强、董文元等理科老师也对我帮助不少。郭耀五书记比较了解我，有时跟我一谈就是深夜，对我也鼓励不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恐怕现在最多是个“转正”的老师。时光荏苒，198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孝义县政府办当秘书。但在很多人看来，我还是个当老师的料，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张道明、教育局长苏承统一见面就“忽悠”我，千方百计想把我“舞弄”到孝中来。1984年孝中语文老师魏盘山请假，张县长没跟我商量便直接安排我到孝中代课，我只好恭敬从命。正当我秘书、教学工作“双肩挑”的时候，省委组织部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省社会科学院。对于我的走，孝中领导、县里领导以及吕梁地区领导都很惋惜。孝中领导要给我一些代课费，我坚推不要，并对他们说孝义中学是我的母校，能到孝中代课是一种荣耀，也是我回报母校的机会，我怎么能计较区区几百元报酬呢？每个学校都是一个“文化圈”，它的波及面大小、辐射力如何，主要取决于母校的历史文化。我在山西大学上学时，就与张清典、李达新、陈旭老师有较多的来往，他们在孝中时是我的老师，但到山大后却成了我的同学，这种关系自然非一般师生、同学关系可比，在外工作的孝中家属子弟彼此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像孙医生的孩子孙远进，任兴恩老师的孩子任家骏、梁国威老师的孩子梁孝平、李志英老师的孩子李海波、杨书忠老师的孩子杨红波，马医生的孩子吴建玮、吴建丽等，都与我们有较多的来往。孝中老师武国屏、梁守撰、陈俊英调到太原前后，我们还不时举办一些同学聚会，不管是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薛延忠、阎永康、杨淑萍、郝全梅、梁镇海，还是我们那两届的同学赵树林、赵长青、贾超英、王丽英、李景萍、田新兰、郭建聪、杨上游、郝东平、任志敏、段少清、向秀梅、武秀兰、李春林、赵述武，亦或是比我低两三届的同学张森、李达秀、任晓东、郭辛安等，一有机会便会三五小聚，共叙友谊，同学相识是一种机会，相交则是一种缘分，由于这种感情是最原始、最纯洁的，所以彼此帮忙自然不会讲究代价。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时马呈元老师就给我不少的帮助，我孩子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时任晓敏同学也提供了不少无私的帮助，其情其景令人十分感动。
家父郭铁民
2005年家父郭铁民去世时，孝义市政协、统战部和孝义中学联合组织了一个追悼会，人大副主任刘旺珠、副市长闫孝敏和杜洪涛、孝中副校长武汉臣和家父生前好友张心睿老师作了很好的发言，其他老师、同学也来了不少。我握着他们的手，好长时间说不上话来，有什么还能比这师生感情、同学感情更真挚、更纯真的呢？我离开孝义中学已经三十多年了，先后在山西大学读过本科，中国政法大学读过研究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搞过研究工作，期间也结识了不少专家、学者，但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孝中的老师们，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我。近年来我做了律师，回孝义的机会多了，偶尔也去拜访他们，与他们谈学术，谈人生，但每次攀谈都会有感人之处。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绝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也不是用三言两语能够评价的，即使不从尊德中学写起，孝义中学的历史也是一本厚重的教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