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回忆录 | 一袋小米涵养的“硬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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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哲

一袋小米

1940年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

春节前夕，我连奉命向敌方警戒，连长派我带领到上中村去。我们由驻地的山梁向山下行进，战士梁信解手时，从路旁的一棵大树底下，捡回来一袋小米。他高兴地说：“班长，咱们只吃糠和红高粮，弄得我肚子有病，大便都困难。现在捡到这袋小米，该咱们用它改善一下生活，过个好春节啦。”

当时我也有同感，觉得连队常年吃不上油、盐，除了烧糊的烟熏的粮食以外，就靠吃糠菜和红高梁充饥，同志们实在够苦的。快要过春节了，能吃上一顿小米饭多好哇！但我马上又意识到：八路军必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对我们的考验啊。

记得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曾要求部队，要把粮食和村庄附近的野菜树皮让给群众，军队到远处，剥树皮、挖野菜充饥。

想到这里，我把上面这些道理向全班同志讲了，然后问大家：这是群众为反“扫荡”隐蔽的小米，我们能吃吗？

大家一致回答：你说得对，这袋小米我们不能吃。

就这样，我们马上把那袋小米送回原来的大树底下，并照原样把它隐蔽好，让它等待它的主人。

伤寒病 

一九四零年冬季，当时我是连队的政治文化教员，这一年大雪覆盖寒风劲吹的吕梁山（交城山）。

在这非常寒冷的冬季里，日本鬼子在遭到我百团大战给予的严重打击后，实施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特别对靠近太原的交城山更视其为肉中刺，眼中钉，因而实施了对该地区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使根据地村村房被烧，户户有死尸，同时不断的以什么梳芘战术、奔袭战术等实施反复扫荡。

我军为对付敌之疯狂扫荡，只好与敌周旋于雪野荒山之中，差不多整个冬季，部队常是在高山雪野中，白天一把炒面一把雪，夜幕降临后，寻找些仅存的红高粱（带壳的）或被烧糊的小米煮上一锅粥，作为一日之餐，根本无油盐可食。

红高粱吃后肚痛，大便困难，被烧焦或烟熏过的米熏味难闻，为了抗日忍饥挨饿。房子被烧无房屋可宿时，就在有土的地方挖几个土洞，洞内放一些草，三四人挤在一起遮寒过夜。如此的一个冬季，部队是穿着两件单衣中间加点羊毛的冬衣，在高山雪野山中度过一冬。

一九四一年春，鬼子扫荡稍有减少后，部队发生了伤寒病。

大家都说是鬼子撒了伤寒病毒而造成的，本来吃饭的问题就难解决，得了伤寒病就更无药可治了，病得厉害的就送到较隐蔽的地方百草沟，因为无药，能喝点小米汤算是最好了，伤寒病发烧的病号喊的喊，叫的叫，能挺过去的就算活了，挺不过去的死了不少，百草沟成了好多人的埋葬地，全连一百零八人只有一人未得伤寒病，后来连队只剩下七十余人。

我也是伤寒病人之一，有一天天刚黑，我迷边糊糊睡下了，梦见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穿着日本鬼子军装，提着刺刀往我胸膛捅过来，我手脚被捆，动弹不得，急得大喊一声才醒过来，出了一身大汗。原来我也染上了伤寒病，有病没有药治，只能熬点绿豆汤，解解毒。

我迷迷糊糊躺了一个来月，有一天清醒过来觉得很饿，卫生员给端来一碗小米粥，香气扑鼻，我几囗就喝完了，再和他要他不给。

我急了说：“我这么多天没吃饭，就再给一碗小米粥吧。”

卫生员理直气壮地说：“撑不死的痢疾，饿不死的伤寒。你现在肠子很薄，吃多了要坏事的。”

其实，卫生员也不知从哪儿弄点小米，也真舍不得再给我一碗呢。伤寒病人，病好后像饿死鬼一样，特别能吃，必须由人控制或自我控制，否则饱食一餐旧病复发必死无疑。

伤寒病好的人，浑身的風子满把抓，有时用扫把扫，没有条件煮洗，不得已烧块石头，让裤口朝下，像烧热的石头喷水，突来的水蒸气让風子去坐飞机了。

我们连队108人，伤寒瘟疫过后，病好了的战士还有七十余人，部队组织下山行动，打击鬼子的毒化政策，即破坏敌人强制百姓种的大烟苗（鸦片）。

连队有几个战士生病掉队了，领导让我带他们回根据地。夜间下起了小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带着十几个走不动的病号，走的很慢，怕遇上敌人，就一面走一面动员：“这里离敌人很近，咱们要加快脚步，过了这个坎子，就到目的地。”

好不容易爬上坎子，我眼前一黑，脚下一滑，便摔到沟里。沟深几十米，当我苏醒过来时，听到坎子上喊：“王教员！”我用全力喊：“我在这里！”上面也听不见，我只好抓着树枝、草棵子向上爬，天快亮了才爬上坎子，带着战士们回到根据地。半月后背后还肿得很高，身上的皮一块儿一块儿地可以撕下来，伤寒病没病死，掉山沟里没摔死，捡了条命。

从此，下决心“死了算，活着干”。有命就继续革命吧！

一次重要的考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于12月2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表明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同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为推进全国的抗日高潮，红军于10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入晋，在山西五十余个县与阎锡山晋绥军作战，无数次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声威，揭露了阎锡山所宣传的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的谎言，在群众中扩大了共产党红军的良好印象，除扩军筹款播种下革命种子外，特别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红军于1936年5月返回陕北，于5月25日声明表达了“联阎抗日”的诚意。

山西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红军声明的影响下，抗日热潮迅速高涨，抗日的呼声到处喊起。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眼看群众的抗日呼声日见高涨，在他的“存在哲学”思想指导认为群众问题不组织是个空子，组织了是个乱子，为了以旧制新，乱了再抓，阎提出了“守土抗战（不提收复失地）”，允许建立群众组织，由此经过多方曲折和斗争后，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

本来应是抗日救国牺盟会（简称牺盟会，下同），但阎怕刺激日本人，不让提抗日二字，故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就是这个名称，在当时蒋介石所谓的“内不安何以攘外”，决心搞内战的情况下，山西的牺盟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似乎看到一线光明，纷纷投向山西牺盟会。

牺盟会迅速扩大，很快各县也成立了牺盟会，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同时牺盟会迅速组建了教导团，即后来的决死一、二、三纵队。山西的抗日救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8年11月8日，日寇攻入太原城后，沿汾河东西向南进犯。各县牺盟会组织的人民武装决死队、政卫旅、工卫旅、暂一师等迅速扩大，各地方的人民武装组织起游击队、县大队、区小队等等。旧军仓惶后退，新成立的队伍却在敌后活跃起来。

我的家乡孝义县牺盟会领导人曹诚同志组织了游击三团，因为是由牺盟会所组建，所以阎锡山表示同意，并给予少数武器，经费。

部队迅速扩大一个连，200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孝义人，团长曹诚从阎锡山给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支援八路军，我们团只保证了有饭吃，对此，大家没有意见。

虽没有月薪，但人们觉得能参军抗日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部队表面上看似有点是新军样子，实际我们团的领导除团长曹诚，政委李文俊是党员外，副团长、参谋长、保卫股长、锄奸股长、民运股长，各营的营长都是老红军。所以后来就有曹三团及一一五师陈士渠支队三团之名称。

当日寇向临汾进攻时，阎锡山还是极力用新军的，待后来阎退到秋林后，战况稍有稳定，阎便与日寇勾结，旧军挑拨阎与新军的关系，对过去所谓“群众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一说，进而要抓这个乱子了。

他今天派旧军官到新军任职，明天派人检查新军有无共产党，有无政治指导员，并派电台，明为装备实力，实为派出特务，最后在秋林组织新军干部训练团，利用封官许愿等手段进行利诱拉拢。当时新军的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

阎锡山认为政治指导员不合法，把列宁室改称俱乐部，并且与日寇勾结，要求新军向灵石、蒲县、汾西县的日寇进攻，将旧军置新军之后，企图前后夹击新军。阎以命曹三团到某地领棉衣的机会企图围歼。旧军于1939年12月3日包围了一九六旅，12月5日夹击新军决死二纵队，偷袭了孝义抗日政府。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晋西事变”。12月12日新军誓师声讨旧军。在此紧急情况下，我们团在旧军占领的蒲县、汾西、康城、湿县、永和之空隙地带展开游击活动。

时值12月初的严寒季节，我们身着单衣在旧军的空隙中一晚要爬十八座山，或上下六十里的大山与旧军周旋。

12月16日，旧军17团分三路向八路军晋西支队在孝义县的大麦郊、水关、石囗一带发起进攻，曹三团（陈支队三团）参加了这次战斗。尔后我们转移到孝义兑镇附近山区。

孝义人民群众见自己的子弟兵身着单衣，纷纷捐出自己的棉衣棉裤，有三四百件，解决了我们部分老弱病残的冬衣，有些战士从战场上旧军死者身上剥下衣服穿上，有些人仍穿两件单衣。

1939年12月27日，我们团从孝义兑镇一带转移到交城的三道川，在1939年的12月“晋西事变”中，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叛变了，有的经不起艰苦危险逃跑了。

大浪淘沙，坚决革命的人继续跟共产党走。

组织上称这些人为经过“晋西事变”的重大考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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