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一样的那种时代？
谈及西方艺术史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长期接受中学教育的我们，似乎一提起“文艺复兴”，就在潜意识里为那个迷人的时代自动镀上了一层梦幻的颜色。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艺术附属于宗教，呆板死滞，毫无生机，而似乎上帝突然眷顾了他们，“空降”了三位文艺复兴的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
的确，我们看“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他确实太超前了。他手稿里面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现代物件图纸，而且他本人的思想做派完全比我们现代人还要放得开。以至于有人调侃，这简直是现代人穿越过去的。
然而，达芬奇和其他两位艺术家一样，确实是那个历史中生活的人物，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
这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在当时的欧洲，怎么会就产生了这样一批艺术上的巨匠呢？文艺复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要比欧洲文艺复兴还要早的几百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文艺推崇到了极致，他们把复兴推向了极致。我想，透过东西方这两次文艺盛宴，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看他们他们共同的本质，来为我们文艺的发展作一个借鉴。
我所说的这个时代，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期。
宋代艺术成就相当高，上至皇帝，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对艺术抱有痴迷心态。当时南北宋的皇帝不仅善书画，而且重视文官集团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宋朝皇帝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标举文官。
虽然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日后像他一样的武将拥兵作乱，保持大宋子孙安全稳定，但是这无疑在客观上为文人至高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在北宋，文官虽然不能拥兵作乱，但是皇权也不可能一人专断，文官以祖制、成法乃至于修书的形式限制皇权，与皇帝达成了一种近乎于微妙的平衡关系。
如此一来，皇权专断之事似乎暂时不复存在，文艺自然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得以发展。
而实际上我们往前回顾，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这样一种趋势，文艺总是趋向于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产生，这样的环境其中既有来自时代特殊性造成，也有出自当时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刻意营造。
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艺自由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乃至由于时代特殊性使然，统治者无暇用强权禁锢人心，相反春秋各地诸侯还要放宽“政策”以吸引人才，帮助他们促成霸业。
而汉朝和唐朝则是出自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汉唐时期，国力达到鼎盛，疆域辽阔，因此汉唐则以开放的姿态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让他们自由发展。
而唯独宋朝和元朝是比较特殊的。宋朝特殊就在于皇帝不是真的想放权，而是不得不被大臣限制，因此，宋朝皇权和文官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这种平衡是脆弱的，稍有不慎就会被打破。
元朝则是当时统治者自由放任的结果。元朝当时一心跟世界各地做生意，没空搭理国内其他人的想法，所以文人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晋升的机会，也难以施展他们从小儒家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抱负，但总体而言，相对自由。
所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称赞元朝的统治是“小康”，而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则认为宋代是中华文化“造极”之时。
宋元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给文艺发展带来了一丝生机，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文艺可以称得上登峰造极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元时代的文艺巨匠在复兴上没有做多少功夫，相反的，他们确实在开拓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宋代词体的发展和革新，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向于文人化、诗化、散文化，这些变化都有开创意义，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复兴”。
到了元代，赵孟頫几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文人画的转型发展，并且在总结了中国书法艺术近五百年的成就，因此人们赞誉他是“集五百年书法之大成”。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宋元时代，并不能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们就是处在文艺发展最高的成就期。
相较之下，西方文艺的发展是经历了一段颇为黑暗的中世纪，在呆板死滞的中世纪艺术基础之上，孕育了文艺复兴之花。而文艺复兴是一个有着明确发展过程的文艺活动，它不是从欧洲中世纪的艺术直接蹦到了文艺复兴的人文艺术，而是有过渡、铺垫。
早期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从观念上就完全和中世纪时期的绘画割裂开的，它有一个缓慢发展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所起的变化不是剧烈的观念革命，而是对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比如吉贝尔蒂、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在雕塑、建筑等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开拓，马萨乔、阿尔伯蒂、乔凡尼·贝利尼、梅西纳在绘画等艺术中注入人文、科学和理性的因素、开拓透视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文化已经积弊重重，所以必须要变革才可以。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则真正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此后印象派、后印象派以及西方现代艺术涌起，和文艺复兴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但实际上，我们细细品味文艺复兴，它并不是把希腊的一切古老观念给搬过来，而是以老破新，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他虽然是一场“复兴”运动，却从来没有真正照搬过古人。即便有，也只是在技术上、表现手段上。
即便我们从复古论的角度来谈赵孟頫的复古思想、来谈欧洲文艺复兴，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复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再现古人、不是为了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仅仅把“古”当作他们艺术创新的工具，是桥梁，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和内容，他们的复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创新。
所以，欧洲文艺复兴和宋元时期复古思想浓厚的文艺时代，文化艺术看起来是在往最古老的地方学习去重复、去模仿，但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正在从以往岁月中提取出创新的因子，他们的复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创新。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他们都是创新者，都是艺术上大胆的开拓人，而不是什么守旧者，这就是那个时代为什么会产生文艺复兴和宋元文化繁盛局面的原因。
但是明清时期的人们却完全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缘故，以为模仿古人举动就是复兴，完全接受古人观点、思想就是复兴，实际上这是守旧罢了。明代和清代不乏有复兴古人的文艺流派，但是他们都有因循守旧的毛病，比如明代前后七子，尤其是李攀龙，所作诗文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抄袭，往往一首诗改动几个字，就把他收录在自己的文集中，这是不可取的。
总之，我们必须从对以往历史的学习中，看到他们成功和繁荣的本质所在。至少我们从文艺复兴来看，文艺的发展，没有创新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