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下嫁：如何分析这段隐晦的历史，正方反方到底哪个更可靠？
太后下嫁：这事儿真实性有多大？为何有人说八九不离十？
太后下嫁：如何分析这段隐晦的历史，正方反方到底哪个更可靠？
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意为"天降贵人")，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其父是贝勒科尔沁贝勒宰桑-布和。天命十年(1625年)，布木布泰被嫁给后金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为妃。第二年皇太极便继承了汗位，于崇德元年(1636年)改号称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年)，她生下皇九子福临。顺治元年(1644年)，当福临即帝位后，尊其生母为皇太后，后来孙子玄烨嗣位，则尊其亲祖母为太皇太后。由于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谥号孝庄，又因儿孙都做了皇帝，故称她“孝庄文皇后”。
关于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朝皇室子孙受到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太后下嫁”之说是不光彩的，为了遮盖此事，他们尽力毁书灭迹，致使后人难以认清这段历史的真相。尽管如此，只要人们努力寻觅史料，并结合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研究，还是有可能洞察其本来面目的一些蛛丝马迹的。
孝庄文皇后是蒙古族的一位聪明能于，颇有谋略的女性。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她就“赞助内政，越既有年”，“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很受皇太极的赏识。可是，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暴疾身亡，就在孝庄文皇后痛不欲生之余，她发现在诸王之间正进行着一场争夺皇位的角逐，所谓“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
当时诸王中最有实力争取皇位的是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地争夺。足智多谋的孝庄文皇后，不甘心袖手旁观，听人摆布，而是想利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办法，努力寻求让自己儿子福临登上皇位的机会，于是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笼络了各方力量，求得众贝勒的同情与支持。最后，多尔衮虽然想做皇帝，但是深感力量不足，被迫让步，主动提出立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八高山(即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个隐藏了形形色色内心奥秘的神奇方案，竟然被各派政治势力接受了。就这样，年幼的福临继承了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
福临登上皇位，显然是以诸王为首的各派政治力量暂时达成平衡的产物，年幼的顺治皇帝不仅受到他们的控制，而且随时都有被废黜的危险。尤其是摄政王多尔衮想夺皇位的野心并没有消除，而是随着他的权势不断扩大，想做皇帝的欲望也日益增加。为此多尔衮植党营私，打击异已，独专朝政。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多尔衮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建碑纪绩；二年，命史官按照帝王礼制为他记摄政王起居注，以皇帝自居；三年，多尔衮私自取大内信符贮入王府；四年，停止御前跪拜礼，私制御用服饰；五年，他自称皇父摄政王，至此郑亲王济尔哈朗被罢去辅政职责，肃亲王豪格也被迫害致死，因此“关内外咸知有睿亲王(即多尔衮)一人”，每当“王入朝，满洲诸臣皆跪”。由以上可见，顺治皇帝不过徒有其名，实为傀儡，皇位是很不稳固的。
此时此刻，孝庄文皇后深感多尔衮随时可能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皇位。可是用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种形势，保住儿子福临的帝位呢?有人进行的合理地推测，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她为了儿子的皇位是极有可能依照蒙族和满族的习俗，下嫁给摄政王多尔衮，以此来缓和矛盾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人们对以下史料和史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首先，是清人的记载，据蒋良骐的《东华录》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条材料明显是说太后下嫁了，不然多尔衮称“皇父”，又深入“内院”，无疑是把太后置于妻子，皇帝置于儿子的地位，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然而奇怪的是此事却得到太后的默认，当多尔衮死后，竟破例被追封为成宗义皇帝，这就十分清楚的说明太后下嫁极有可能是确有其事。另外，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书，书后有刘文兴所撰的跋，谓“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坨。时家君(即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佐证。
其次，在朝鲜史料中也有所反映，据《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廷曾派遣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信看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便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朝使臣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右议政郑太和说：“勒中虽无此语，似是己为太上矣”。国王李棕也说：“然则二帝矣”。这里说明朝鲜君臣也看出了“皇父”的含意，既然多尔衮是顺治皇帝的“太上”、“二帝”，那么太后就应为其妻了。
再次，当时的南明人也有记载，如南明鲁王大臣张煌言在《建州宫词》的一首诗中写道：“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诗就是指的孝庄文皇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一事。如果说那时在清朝统治下的文人墨客不敢书录此事，那么，在清朝敌对的一方则是无所顾忌的，所以张煌言写下此诗，从而说明太后下嫁一事也是可信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实值得关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当孝庄文皇后病重时，她对康熙说：“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这种做法是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太后一直强调事事要遵奉祖法，为什么她不愿与太宗皇太极同穴合葬呢?我认为这是有她的难言苦衷的，自清入关至此已四十多年，满洲贵族也受到中原地区汉族封建礼教的影响，孝庄文皇后也不例外，由于她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一事，再同皇太极同穴合葬是会惹世人耻笑的，所以要求死后不去昭陵，而是葬在其子顺治的孝陵附近。当然康熙是完全懂得和理解祖母说这段话的真实用意的，不过他也怕世人非议，因此只好把祖母太皇太后的灵枢停放在东陵，并未葬入地宫。
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太后下嫁一事又过了三十多年，此事已不为世人所注视，再加上此时满洲贵族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更深，所以也不愿送往昭陵安葬，而是按照太后遗嘱，正式葬入东陵地宫，称之“昭西陵”。
近年来，有些人在写文章或讲述孝庄文皇后的事迹时，常用用轻蔑的眼光鄙视她，把太后下嫁视为伤风败俗的清宫丑闻，大加讥讽嘲笑。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并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其一，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有严格的历史性，应该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即使在一国之中，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还有不同的特点。如太后下嫁一事，从汉族的封建礼教角度来看认为是不光彩的丑事，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标准来强求一个明末清初出身于蒙古族的满洲贵族妇女，因为当时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这在蒙古族与满族的社会习俗中是完全允许的，在他们的贵族和平民中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不能用汉族婚姻观来评论蒙古和满族的婚姻制度，从这点来看，太后下嫁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其二，太后下嫁一事，正像恩格斯所说：“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孝庄文皇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包含政治目的的行动，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多尔衮篡夺皇位的作用，使他始终未能称帝，从而稳定了清初的政局，保住了顺治的皇位，同时也协调了清王朝满洲贵族内部的斗争，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使其力量始终一致对外，这对于巩固刚新建起来的清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因此，说孝庄文皇后是清朝开国的极有功之人，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