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丝：开放性的历史叙事——评魏爱莲《小说之家》的晚清“家族”建构及女性问题探讨
魏爱莲（Ellen Widmer），美国汉学学者，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东亚研究教授，宋美龄汉学研究教授。曾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师从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
魏爱莲教授
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女性书写、书籍史、东亚传教史等领域。著有专著《边缘的乌托邦：<水浒后传>与明逸民文学》（The Margins of Utopia：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1987）、《美人与书：19 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2006)、《小说之家：詹熙、詹垲与晚清女性事业》（Fiction’s Family: Zhan Xi, Zhan Kai, and the Business of Women in Late-Qing China，2016）等。
其中，《小说之家：詹熙、詹垲与晚清女性事业》（以下简称“《小说之家》”）1是作者近年来在关注女性书写及相关问题方面的研究力作，其中也贯穿她对书籍史、文化与历史变革问题等方面的关切。
为成此书，作者亲至衢州当地，集采第一手资料，如《衢县志》、《衢州市志》、《屏山县志》、《国民衢县志》、《龙游县志》、《柯城区志》、《光绪嘉兴府志》等各类地方志。她对詹氏家族的研究，填补了晚清文学研究的空白点；书中对詹熙、詹塏、汤宝荣等作者其人以及作品版本的考辨，体现了研究者深厚的史家功力。
《小说之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前夜——晚清。“小说家族”一语在书中有几层不同的含义，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便是指历史上真实的詹氏家族：王庆棣、詹嗣曾、詹熙、詹塏组成的一个“文人家族”2。
《小说之家：詹熙、詹垲兄弟与晚清新女性》，魏爱莲著，陈畅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
魏爱莲通过大胆的假设建构起詹氏“小说家族”，试图将这江南一隅的家族作为整个晚清社会的缩影来加以考察：微观层面家族文脉的传承与变异，透视出宏观层面社会的延续、更新和变革。《小说之家》的作者试图在晚清社会寻找后世社会变革的种子；她尝试通过以“家族”为叙事，寻找阐释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另一种话语模式。
然而魏氏此作的“得”在此，恐怕也不免有所“失”。此书复活了晚清文人詹熙、詹塏的创作及生平历史——虽有韩南的研究作为先导，然而这段人物事迹及历史毕竟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
但是，“小说家族”何以在实体的意义上构成？将单个的“家族”作为现代性生发的一种阐释话语，意义又何在？这都是我们面对海外汉学家的著作，面对他们对汉语文献的材料整合与赋义的时候，应该反思的问题。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小说家族”何以被看做一个整体？王庆棣、詹嗣增与詹熙、詹塏之间当然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相互关联？
据魏爱莲考证，在这个“家族”里，母亲王庆棣（1828-1902），是清末钱塘一带有名的才媛、闺秀，有《织云楼诗词》（1857）传世。父亲詹嗣增（1832-1894，字鲁斋）亦有文名，作《扫云仙馆诗钞》（1862）。
二人诗作均在当地刊刻出版，夫妇相互为对方诗集作序，被视为琴瑟相合的“伙伴式夫妻（companionate couple）”[2]。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詹熙（1850-1927）、詹塏（1861？-1911？）后来成为晚清的江浙一带富有影响力的文人、社会人士。
《花柳深情传》
詹熙（1850-1927）为家中长子。詹熙字肖鲁，笔名绿意轩主人。詹熙少拔贡生，后又成为秀才。他游历各地，曾作为商人和鉴赏家旅行至北京、上海、苏州等；他博文多才，对金石学、书法等各类艺术都抱有兴趣，除文章之外，他也涉绘画，且至少有三幅画作传世，并曾一度以鬻画卖文为谋生之策。
他主要的作品，一是白话小说《花柳深情传》，二是纪实性的《衢州奇祸记》。后者创作于约1900-1901年间，是一篇关于苏州官员和十一位天主教传教士遭遇大屠杀的笔记作品。除这两部作品外，他还在《申报》文学增刊、《游戏报》等一些当地的报刊上，发表描写底层妓女的诗歌、花谱等。
他另编有一部关于当地名人赵抃（1008-1084）的年谱；有一些旧体诗传世。詹熙还是新式教育的推行者，投身于家乡的教育改革，建立小学和贫儿院，尤其推广女子教育，于1906年建立淑德女子小学校，倡导男女平等。日渐增长的社会名望更促使他参与政治，他被民国政府委以公职，几次被选为市级和省级的地方官员，其中包括1907年的衢州教育会和1909年的浙江諮议局。1922年他还担任了衢县的一项编辑职务。詹熙的一生，文德并举，享誉一方，至今为人所敬重。
关于詹塏（1861？-1911？）的生平，较之其兄，没有太多的记载。而他以文人的身份留下的各类文字材料却把他推入后人研究的视野。
《中国新女豪》
他最主要的作品可分为三类：花谱（《柔乡韵史》、《花史》、《花史续编》）、小说（《中国新女豪》、《女子权》、《碧海珠》）与报章文字（即他于1897-1911年间在上海、北京两地的《商务报》和汉口的《汉口中西报》上刊载的文章）。此外，他还与时人李明智合著了一部名人传记《全球进化史列传》。
以上便是魏爱莲教授在《小说家族：詹熙、詹塏与晚清女性事业》中关注和描摹的人物，他们构成十九世纪末中国东部一个孕育着变革的江浙小城中的一个文人家族。
魏爱莲推断，是詹家父母的文学爱好，尤其是詹母的家庭培养，对兄弟二人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观念造成持续影响；她指出，贯穿在詹家的几个文学生命之中的，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对女子才能的重视、对她们社会地位的关切，这种观念及其与现实之间的交互，随着代际和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积累，乃至最终汇聚成为推进中国现代性生发的一束力量。
不难看出魏爱莲在研究中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她将之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性生发的主要视点，这也与她一贯的关注点相符。书中，她着力论述了詹家人如何以其文学生命为主体参与到世界中去，对现实中的女性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本书以詹家为个案，展示出“女性”如何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历史地呈现在现代性话语之中。
《小说之家：詹熙、詹垲兄弟与晚清新女性》原版
对詹家的父辈来说，詹嗣增珍视妻子的才华，与妻子之间有诗词的相互唱和；詹母身上，已有了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异质性特征，她的诗作虽未踏出旧式闺秀的主题范围，但已具有对女性问题、社会历史问题的个体性体认，是为女性意识发觉之始。而下一代詹熙和詹塏，更是在文学创作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关注女性方面的问题，使之成为牵动其一生之关切的思想源头。
据魏爱莲考证，詹熙大约在1895到1897年间创作了《花柳深情传》，此为他应西人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求著时新小说”的征文比赛而作。小说中，魏家几位公子分别沉溺于“三害”：鸦片烟、小脚女人、八股文之中，这是对傅兰雅要求写作者对“三端”:“鸦片”、“时文”、“缠足”进行批评的是要求的回应[3]。
尽管“缠足”只是詹熙所批评的“三害”其中之一，但《花柳深情传》却成为一部在中国近代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女性的重要作品。詹熙把改变女子地位作为改革中国社会的先导，他相信小说作为受大众喜爱、传播范围广的文体，具有启蒙民众、引社会变革之先声的作用；魏爱莲指出，詹熙的作品虽是响应传教士应召之作，却实具启蒙先觉的特点。
弟弟詹塏的花谱——《柔乡韵史》（1898）、《花史》（1906）、《花史续编》（1907），脱开传统花谱作品陷于访艳指南的窠臼，对各女子命运身世细致描摹，对其形貌情感生动刻写，无不浸透他对这些女子的体察与叹恨、同情和共情。
他的小说创作更集中地以女性为写作主题。青楼女子出入于这些作品文本内外，同时也有对闺秀淑女的摹画书写，对后者詹塏寄予更殷切的希望。
《碧海珠》
詹塏的三部小说都出版于1907年，其中，《碧海珠》被他自己称为 “艳情小说” ，《女子权》则为 “国民小说” ，另外一部作品是《中国新女豪》，它在主题方面更接近于所谓“国民小说”。相比《碧海珠》，后面的两部小说主题都更为严肃，涉及女子解放、政治改良等问题，它们是詹塏的观念与思想、抱负和情怀的主要寄托。
与其兄相比，詹塏的小说创作在时间上推后了近十年，中国的社会思潮、思想观念在其间发生了变化和推演。相较其兄，詹塏对女权问题的关注更为明显，《中国新女豪》、《女子权》等都对此进行了更为集中和充分的探讨。
同时魏爱莲也指出，詹塏本人的创作，自1898年第一部花谱《柔乡韵史》始，至1907年的两部改革小说，自身也呈现出一个演进的过程。哥哥詹熙的小说，设定的读者群主要是男性；而詹塏《柔乡韵史》的目标读者则主要是青楼访艳的男性文人，商人和旅行者也可算是期待读者群的一部分；到了《花史》、《花史续编》，目标读者便是闺秀、淑媛了——詹塏希望作品所塑造的那些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国运的青楼女子能成为上层阶级女性的学习榜样。
《绘图花柳深情传》
詹熙、詹塏作为清末进步知识分子，拥有开放的胸襟和传统文人的济世情怀，希图改良，渴望救国。魏爱莲注意到，兄弟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女性。
不论是詹熙对缠足的深恶痛绝，还是詹塏对“兴女权”的呼号和展望，都将女性问题放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层面，将女权与救国联系起来；他们“文以载道”传统理想渗入到新时代的氛围之中，以小说为启蒙，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先声，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愿景。
书的最后，魏爱莲又将话题转回“小说家族”的概念上。王庆棣作为晚清的旧式“闺秀”，她的身上有着“现代”女性萌芽的种子；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不仅给予后代以生命，同时给他们以未来革新的可能性。
魏爱莲继而论道，詹氏家族各成员之间并非是孤立的，对女性的关切似乎成为一种“基因”，隐含在家族的所有成员当中，使家族在历史的变迁中保持精神血脉的延续3；詹氏家族的经历变迁可被看作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历经变革而仍血脉相延的一个“隐喻”，因而这“基因”又是中国历史得以绵延相续的条件。
作者所译部分章节
在最后一章，作者把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放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闺秀的“演进图”：从管元翰（汤宝荣的母亲）、到王庆棣、到魏阿莲（詹熙小说中的人物）、黄绣球（汤宝荣小说中的人物）、詹雁来（詹熙的女儿），直至英娘/贞娘（詹塏小说中的人物），她们由缠足到放足、由旧女子到新女性、由足不出户的闺秀到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公共事务的女性国民，构成了象征着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人物谱系。
由此，魏爱莲将中国现代性生成的问题聚焦到一个点，即女性问题——文学中的女性话语、历史现实中的女性地位及文人对女性社会地位改变的不断增进的认知——上面，“女性”成为了审视中国历史变革的一块透视镜。
可是，“小说家族”的概念，果真可以在女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关系问题上形成独具价值的阐释，又亦或，它不经意地堕落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能指“壳子”？而此书对女性与现代性问题进行讨论的宏图构想，是否也可能沦为仅仅刻画晚清人物历史踪迹的“史料钩沉”？
不排除有这样的危险。不难看出作者虽然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对问题予以细致的推究，但论述中的薄弱之处依然比较明显。将几个人物串联起来不免显生硬，对“家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何处，依然较为模糊。例如，詹熙詹塏与上一代人（即父母）之间，差异其实很明显。
詹父、詹母处在历史变革发生之前，他们的创作均以旧体诗为主，而詹氏兄弟却在晚清风云变幻的时代选择小说这一新兴文体为其思想和观念的主要载体。
《花柳深情传》
詹熙、詹塏活跃于清末的文化界、政治界，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二人的创作不再是抒发个体情怀的私人化作品，这些作品借助媒体进入公共领域，表达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父母的作品更多是寄寓个人情思之作，而詹熙、詹塏的创作，不论是卖文求生，还是服务于市场传媒，均具某种营利的性质。
在作者对“兄弟纽带（brotherly ties）”的论述中，即詹熙、詹塏二人之间的关联性方面，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一方面似乎更加乏迹可陈。詹熙和詹塏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他们成年之后各自生活，经历彼此不同，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人生有明显的交集；二人的作品，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影响或渊源关系。
为了加强论述的力度，魏氏引入《黄绣球》的作者汤宝荣（颐琐室主，1863-1935），作为建立家庭成员之间联系与纽带的重要环节。以詹熙和詹塏之间的关系为例，她通过汤宝荣将詹熙和詹塏联系起来。“汤（宝荣）把詹熙使妇女放足的这最初的一个步骤加以放大，这可被解释为通向詹塏小说的一个桥梁（a bridge）”[4]。
魏爱莲猜测，汤宝荣与詹塏相识——詹塏所作的花谱的序言中提到过汤或颐琐；还有一些资料表明，由沈敬学、吴趼人等当时文士的人际关系网来看，汤和詹塏也很可能彼此熟识[5]。
《黄绣球》
而在詹熙的一方面，汤宝荣与詹熙可能虽然并非直接认识，但因其处在共同的文人圈子之中，而很可能知道彼此[6]；詹熙女儿放足的事迹可能传到汤宝荣耳中并影响到《黄绣球》的人物塑造，《黄绣球》中的一些情节也与詹熙在家乡实行教育改革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之处[7]。
魏爱莲认为，这些都意味着汤宝荣可能将詹熙的经历化入了其小说。不难看出，以这样的论述作为建立“小说家族”概念的基础，是较为薄弱的。论述中。许多地方还需要文献、史料的进一步证明才可成立；有很多地方作者坦言仅为假设。不少论述也有过度阐释之嫌。
有趣的是，魏爱莲似乎意识到了“家族”概念在研究中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直到书末“最后的反思”一节，她依然向读者、似乎也是向自己发问，“为什么要将家族和小说放在一起研究？
家族是一个极其狭窄的焦点，没有家族这一框架，这项研究的很多方面仍然很有道理”。[8]而另一方面，魏爱莲则在书中提到她想要在詹氏研究中打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虚构（fiction）”一词，本就是“小说家族（fiction’ s family）”这个多义的概念所隐含的意义要素之一；在对詹熙小说《花柳深情传》的阐释中，她从詹家的真实经历论到小说中关于“魏家”的虚构情节，从现实世界论到文本建构。
《开放性的历史叙事》
这是否提醒我们，亦可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小说家族”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它是具有某种“虚构性”或曰“建构性”的、不排除“空白点”的、“未完成”和“未论定”的开放性的存在。
在全书第一章的开篇引言中，作者坦率地称她的研究是一个“半满的杯子（a glass half full）”，承认了作为中国现代性女性话语叙事的动因及体现，对所谓“小说家族”的研究并非完美无缺，它尚需随研究的深入不断完善,因而具有开放性的面向。这或许也是除丰富的史料搜集和具洞察力的历史叙事之外，《小说之家》这部论著的“张力”和“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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