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五箱国宝，在四川的山洞里藏了十年
《炮火下的国宝》是一部让人飙泪的佳作遗珠，
2020年11月在央视播出后获100%好评，
有人说自己“边看边哭”。
片子讲的是抗战期间，
普通中国人为了保护珍贵古籍而付出和牺牲的故事。
这些古书大量都是绝版、孤本，
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脉，
却在炮火下岌岌可危。
有胡适、竺可桢、郑振铎这样的文人学者，
振臂高呼，出钱出力，要与古书“共存亡”，
也有抛妻弃子、在山洞里一待十年的黄包车夫，
就为了守护五箱古籍珍宝。
“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
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
“土地可以丢失，文脉不能断，
中国还要复兴，还有人才，需要这些东西。”
“它们一定会传下来，
它们的精光，若隐若现地直冲斗牛之间。”
一条采访了纪录片总导演杜兴和制片人刘鸿彦，
聊起了这段隐秘历史背后的种种故事。
自述 杜兴
撰文 鲁雨涵 责编 石鸣
总导演杜兴接受一条采访
《炮火下的国宝》，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书怎么办？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看实体书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都喜欢刷手机，或者看电子书。但其实迄今为止，文字和书籍仍旧是人类抵抗遗忘最重要的一个发明。
宋代类书《事物纪原》
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知道两千年前孔子、孟子说了什么，就是因为有书。古籍界经常会讲一个概念叫“孤本”，意思就是如果这本书没了，书上记载的东西也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从古至今，战争对书的毁坏是最大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二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部分就是抗战。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在重庆轰炸中被焚毁，负责护送的馆员救出了一部分“焚余书”
1932年日军空袭上海，东方图书馆被焚毁
战争中，敌人最想掠夺和攻击的目标，也是书。1932年，位于上海的东方图书馆——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以及隔壁的商务印书馆，就被有针对性地炸毁了。
1938年后，整个江南地区都失守了，当时盛传日本人要来杭州文澜阁抢《四库全书》。当年，乾隆一共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3部放在南方，但是幸存下来的只有文澜阁的这一部，其余两部被太平天国的战争毁坏了。
文澜阁的这部《四库全书》，也被视为是江南地区几百年来文脉的象征。
郑振铎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1940年，以他为核心，上海一批文化界名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郑振铎在1938年为国家抢购的稀世孤本《古今杂剧》
这个组织不计时间、金钱的代价，致力于搜集江南一带因战火而流落民间的古籍文献，两年间在上海收购了3800多种流落市集的古籍，相当于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这些故事，我们都拍下来了。为了拍这个纪录片，我们前前后后拜访过50多家机构：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
我们采访了上百人。有图书馆、文物以及抗战史的权威专家，也有亲历者、知情者以及当事者的后人。
山东博物馆所藏的汉朝官印封泥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经
片子里面提到的所有珍贵古籍，我们也尽量找到它们进行实地拍摄，这么大规模地让抗战时期保护的国宝古籍集中亮相，应该也是第一次。
一个人在离乡千里之外的山洞里
守着五箱书，过了十年
守护“炮火下的国宝”的这些人，有一部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学者，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默默无闻的图书馆职员，普通的工友，甚至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普通群众。
护送齐鲁古籍文物南迁的三个人，分别是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
有一个叫李义贵的山东大汉，早年是拉黄包车的。后来变成了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一个私人秘书，帮着他打理馆务，做一些体力活，放在现在估计连合同工都算不上。
1937年，他奉馆长王献唐之命，护送上万件古籍珍本、商周青铜器、名家字画、秦汉砖瓦等文物离开济南，转移到后方。
一路迁徙，非常艰辛。求爷爷告奶奶，从山东到武汉，又到宜昌，然后到重庆万县，最后终于在乐山才安定下来，走了7000多里路。
但是幸亏迁徙了，转移途中传来消息，山东图书馆被日军焚毁，馆藏的23万余册书籍付之一炬。只有这5箱馆藏精华幸运逃过一劫。
山东图书馆南迁的古籍文物之一：敦煌写经
李义贵走的时候，他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刚出生的儿子还不到一岁。1937年走的，1950年才回来。
那时候抗战早就胜利了，新中国都成立了，但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回来。等于从1940年开始，他一个人在乐山守着那五箱书，守了整整十年。
他是山东人，不懂四川话，语言不通，又不能吃辣。内战期间，当地物价飞涨，他经常跟省里面失去联系，只能靠去江边搬运、清洗泥污、摆地摊来赚生活费。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动过变卖藏品的念头。
李义贵全家合影
1950年回家之后，因为长期杳无音讯，他的老婆已经改嫁了，儿子对他几乎没有感情，甚至有点埋怨他，对他非常冷漠。
我们去乐山的时候，特意去找了他藏身的山洞。去了那个现场，你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寺庙里面还是香火缭绕的，各种各样诵经的声音，你能感受到，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外乡人，告别自己的妻子儿女，跑到这个地方来，一米九几的人，就委身在这么一个黑暗逼仄的山洞里，一呆十年，真是太难了。可为了护宝，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贵阳地母洞
杜甫和陆游，跟着我们一起去逃荒
当时很多古籍在转移时，明明都是无价之宝，却只有两三个人护送。
很多参与文献抢救的人，抗战胜利之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图书馆事业或者学术界奉献了一生。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因为牵挂被运到美国的国宝，主动申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了这批书的监护人，直到他过世。
1935年，清华大学要求，除了教学和研究生论文必需的图书馆设备以外，即刻开始一周内完成秘密装箱
还有一些很普通的人，用非常乐观的态度面对抗战劫难。比如清华大学一个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写了一首《装箱歌》。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要跟着学校一起转移，朱自清是馆长，带着大家把书装箱。《装箱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这是前辈人智慧的遗产，我们应当郑重的保藏，把它们寄到幸福的遥远，把它们寄到安全的地方，快点装，慢点装，又是一箱。”
到了昆明之后，大家把箱子打开，马文珍又写了一首《开箱歌》：“丁丁当，丁丁当，大家一齐来开箱，拿刷子刷刷书面的霉呀，让陈死的微尘因风扬。”
战争是劫难，但他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去面对：没问题，我们把书擦一擦，放到架子上，又可以开展教学研究了。
西南联大图书馆
大家都知道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知道抗战期间很多学校、政府、兵工厂搬到了重庆和昆明，甚至听说过南京的一些科研机构，赶着一群种猪、种鸡过三峡。
这些古籍的迁徙路线，其实跟故宫文物、学校、政府机关和鸡鸭鹅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在同一条船上。
山东省图书馆的那批书，运到乐山之后，王献唐还是觉得不放心，决定要把书从城区再次转移到郊区的寺庙里。果然，转移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
五箱书物在乐山大轰炸之前被转移到了凌云寺中
王献唐在日记里描述，他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城里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这么惨痛的轰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幸好自己把书转移走了。
我们在乐山的时候，正好碰见当地纪念“乐山大轰炸”的周年活动，当时全城警报响起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王献唐对这批书劫后余生的庆幸。
《开箱歌》里面唱， “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其实《炮火下的国宝》说的就是杜甫和陆游逃荒的故事。
纵观中国整个历史，这些古籍善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逃荒中流传下来的。我们的文脉也是这样被继承下来的。
文澜阁《四库全书》书页
当时的中国很厉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张
前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见台北故宫的一个年轻的业务员，他负责协助展览。我听他讲，每次一些珍贵古籍要展览了，像《周礼》，或者杜甫、陆游的珍贵版本的书，他说我就能决定把哪一页摊开，让大家看。他为此非常自豪。
我曾经近距离看到过王国维的手稿，他在《人间词话》里面写过人生的三重境界，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一页。它是立体的，它是物理的，是一个可触摸，甚至有气味的东西，这就是书本有魅力的地方。
山东省立图书馆南迁的国宝古籍——宋代赣州州学刻本《文选》
我觉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书还是会有它的作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亲眼、近距离地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和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这个片子，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国人。
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八路军成功抢运《赵城金藏》的消息
船靠岸了，村民帮忙把书运到岸上。听说日本人要来抢书，大家一起把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书掉了河里面去了，周围的群众自发下水打捞。
这真的太难得了，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信守然诺，有始有终，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侠义精神和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文化人舍身取义的文化自觉。
山东省教育厅为拨发李义贵保管费用给王献唐的信函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40年寄给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购书汇款单
当年抢救、转运留下的档案都非常丰富，也特别细致。每一笔拨款多少钱都有电报留档，数字细致到了零头。
我们现在想起抗战，想起兵荒马乱，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惶恐，甚至恐惧，会觉得那人怎么活？
但你会发现，其实人们还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依然存在，很多东西是保持流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有东西都崩溃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个人心里面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各司其职，内心的职责感很强。来了什么事都不慌，我们稳住。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是超越了时空的。
尤其是今年以来，可能大家感受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多。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这个片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