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那年春节，我大块吃肉

这大约是15年前的一篇旧文。文中所讲的故事，曾被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引述。

吃肉、喝酒，依然是人生快事，但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也许春节最重要的，还是收拾行囊，回家见亲人一面。“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少时不明白，如今，年逾不惑，算是明白了。

这则短文，时常在网上被人转发，却不署作者名姓。今录于此，聊以备忘。

徐强，2019年2月1日，于贵港求知斋

东坡肉。（网络资料图片）

世界上最深刻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记忆。

　　很多儿时的事情，都在我脑海中被岁月的砥石渐渐磨灭了，但是捡甘蔗渣吃的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宛然如昨。那时在村子里，嘴巴整天开得老大，却又实在“乏善可吃”，只好从地上捡别人嚼过的甘蔗渣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再嚼一次，聊以解馋。也许有人会说，这么丢人的勾当也好意思讲出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果连一张肚皮最基本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又哪里有资格谈得上丢人不丢人呢？这种痛苦的经历，使我对食物产生了致命的嗜好。只要一听到“吃”字，我的口水总会准时泛滥，不可收拾。一年一度的春节，在我的概念里，除了吃还是吃。要不是在春节可以看见比平时多十倍百倍的食物，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恭恭敬敬地把它称为“节日”。

1982年的冬天，是令人难忘的冬天。那一年我七岁。就是在我七岁那年的冬天，我的胃口第一次接受了酒与肉的洗礼。

　　地里种的粮食，可以留在家里吃了；猪圈里养肥的猪，可以一刀捅死拉到集市换钱了；煤油灯走了，电灯来了；新挖的水井涌出的井水跟山泉一样清甜，新盖的房子墙壁粉刷得像白纸一样光亮……一切都在悄悄改变。一切改变都在说明，1982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同寻常的春节。除夕之夜，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胃口掏出来打开看的话，相信在胃壁粘膜上，一定会非常清晰地铭记着“1982年”的纹样。

　　除了吃肉，在1982年春节，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二个乐趣，就是喝酒。我们村每逢春节都有“祭社”的习俗，“社神”的牌位，就在一棵老榕树下，每家每户备肥鸡一只，作为祭品，烧香、敬酒、上茶，祈求社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出入平安。《荆楚岁时记》有“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的记载，情形大致和我们的“祭社”差不多。“祭社”前，家里买了一斤米酒，我因为好奇兼嘴馋，偷喝了半斤，竟然没醉，只是略感眩晕。就是在这种奇异、微醺的飘忽感的指引下，我深深地爱上了酒。我不但能吃肉，还能喝酒。我一直为这两样能耐而沾沾自喜，既不觉得羞愧，也不怕别人说我是“酒囊饭袋”。梁山好汉的“革命理想”，不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吗？

　　从那年春节到现在，我在滚滚红尘、花花世界之中，又吃了不少肉，喝了不少酒。虽然有些肉嚼起来感觉不香，有些酒喝起来感觉不痛快，但我从来不怪罪于酒和肉。我相信酒和肉是清白的，有罪的只是人。唐伯虎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不用看人脸色的饭局，我想总是愉快的。  

猪年吉祥物。（网络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