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10日《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和《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的签署，标志着鼓浪屿公共租界（或称“公共地界”）历史的正式开始。《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简称“规例”），首先规定公共地界内一切事务的管理主体是工部局。《规例》共有条例20条，涉及沟渠、街道、垃圾、厕所、疫病、噪音等的查禁与惩罚。在此基础上，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再制订《鼓浪屿工部局律例》（简称“律例”）。《律例》进一步细化《规例》的禁罚规定，将范围扩大及鼓屿公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妓馆烟馆、海边游泳、单车乘坐、轿馆轿资、肩挑贸易、家畜放养、犬羊管理、树木砍伐、岩石开采、广告张贴、码头载客、牛奶售卖、酒类售卖、结队游行、风筝放飞等等。1932年12月，《江声报》特地刊载《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在以后的日子里，报章对工部局在鼓屿上的禁罚行为屡有披露，行动大多与“规例”和“律例”有关。
1932年10月，工部局发布公共卫生事务通告。宣称将于当年12月1日起，对敢于将粪扫秽物倾倒于公路、沟渠、旷地之人，予以拘捕。并于同日起，禁停各处“公共垃圾坑”。各住户、商店、工场的垃圾，必须收存于各户自备的垃圾桶内，垃圾桶又必须是铁质的，并带有铁盖和握柄。垃圾桶的样式规格，由工部局指定。使用者可向工部局购买，也可按照规格要求自行定制。从12月1日起，各户的垃圾由工部局派清道夫挨家收集，住户商铺无需交费，但须提前将垃圾桶置放在方便收取之处。（1932年10月17日《江声报》）据工部局统计，全屿垃圾（“粪草”）每月约有60车，每车每月约15担。清道队将垃圾从各户收来后，在海边分三处堆积，然后作进一步集中化处置。1934年12月，工部局向社会招标将垃圾集中化处理的承包单位或个人。其要求，承包人将海边的三处垃圾，运送到运输船上，然后再将船上垃圾，运载到离鼓屿三英里之外的海中倾倒。为了方便污染外海域，工部局特别备有专门运载垃圾的运输船，可供承包人借用。（1934年12月12日《江声报》）《律例》对养犬规定是很严格的：“本公界内所有畜狗之家，须于每年正月间到本局领给牌照，若无领牌之狗，肆行公路，一经巡捕触见，立即击毙。”30年代，针对屿上的犬只有过几次大的行动。1933年6月，厦门市区发现疯狗伤人。工部局闻风而动，立即通告：屿上公共场地发现无人管理之狗，立即予以捕捉；屿上无牌照和染病之狗，一经巡警发现，立即予以捕捉或当场击毙。由当日起至再发通告日止，未经许可，不准任何人带狗上岛；经许可带到鼓屿的狗，也应有6个星期的隔离关闭期。（1933年6月18日《江声报》）1936年3月，工部局再次行动，要求有主之狗，必须注射“狂犬病”预防针；无主之狗，则坚决扑杀。从3月6日，工部局连日大捕街头的犬类。3月6日一天，共捕狗23头。其中无主的4头，被当即执行枪决。有主有牌照的19头，每头必须缴纳罚款2元才允许领回。这些狗的主人，怀疑工部局的行动力，以为之前的4元牌照费，已被工部局纳入囊中，岂有反复破钞之理。就在主人门观风等待之时，有12头有主之犬因无人认领而遭格杀。第二天捕狗行动继续。这一天巡捕们又成功捕获游走户外的犬类17头。厦大校长林文庆的家犬，也不幸落网。幸好有主人迅速营救，据说该犬甚通人性，被赎出时，朝着主人前足跪地，叩头摇尾不已，作知恩感谢状。但并不是所有狗都有这般幸运。岩仔脚黄氏寡妇，有黑色爱犬一头相依为命。黑狗被捕，黄氏深悔是无牌照所致，便借来大洋4元办照，以求赎出。工部局收了4元的牌照钱，接着又要2元的赎狗费。黄氏囊袋空空，只好再度借款。等得凑足钱款，去领爱狗回家，然而爱狗早已魂归西天。从6日起至10日止，工部局战绩累累，共捕获有主无主之狗56头，其中枪决33头，毒杀6头，领赎15头，在押2头。毙命狗尸，葬于内厝澳海滩。（1936年3月7-11日《江声报》）1938年又有战绩。是年工部局警务处长巴世凯报告：“本年间，本局警探计杀除无主逸犬126头。”（1938年《鼓浪屿工部局报告书》）与养狗一样，《律例》对居民饲养家畜，也明令禁止“放在路上肆行”，一经发现，畜类充公，主人罚款。1933年6月工部局发布通知，声称将对游走马路上的畜类，将予以捉捕。一周后，工部局出动巡捕，在鹿耳礁、安海角、内厝澳等处巡查，对无视预警的鸡啊、鸭啊，一律予以捉拿，盛于垃圾车内，押解工部局。短短两天行动，就缴获鸡鸭数百头。被捕的鸡鸭，允许主人讨回，但须交纳罚款，2斤以上的每头交小洋6角，不及2斤者的价目减半。若是无人认讨，鸡鸭一律没收充公。一批好贪便宜者，得了浑水摸鱼的好时机，纷纷迁往冒领，工部局也乐于被蒙。（1933年6月18日《江声报》）(1)凡肩挑贸易在鼓浪屿者，必先到本局给执照牌，其牌资每月大洋5角。(2)华民肩挑贸易在本界内贩卖杂货所自过外国楼前者，宜肃静而过，不可大声贩卖，以免喧嚣，并不准立街中以碍行人。(3)凡肩挑贩卖一切食物者，如鱼类水果等物，须用网盖遮。(4)不准于本界内贩卖冰冷水或割开生果等，违者究办。1934年，鼓浪屿建设公共市场。到了年底，眼瞅者工程即将完工，工部局迫不及待地发布通告，通知所有的鱼肉、鸡鸭、蔬菜等商户，一律要迁入市场内，租赁摊位营业。承租摊位的登记时间为，1934年10月20日起至11月4日止。（《江声报》1934年10月19日）然而小商小贩们的反应迟缓，实在出乎洋人的预料。11月27日，工部局派人在龙头街一带鸣锣呐喊，要求周边的店铺，务必在12月1日迁入新建市场营业；自12月1日开始，禁止肩挑小贩沿街自由售卖。这种《律例》以外的新规，引起小商小贩的强烈不满。（《江声报》1934年12月2日）12月7日，鼓浪屿小贩三四百人，齐集华人议会请愿，请求华人兄弟能出面交涉。又有小贩在乌埭角散发传单，这种挑战权威的行为立即遭到取缔，散发传单的小贩被拘入局。华人议会不辜负小贩要求，派代表向工部局交涉，要求释放乌埭角被捕人员。工部局答应，若能缴交25元保证金，就可以保外候审。小贩们岂肯交这笔冤枉钱，拒绝工部局的要求。工部局索性再把小贩请愿代表扣押起来，冲突进一步升级。小贩们发布告各界书，道：“工部局重一己权益，向王其华包办新市场税租，剥蚀小贩公民应享之自由，更令形似虎狼之巡捕，任情挥棍鞭挞，甚焉妄加人罪，据局罚金，或拘系囹圄。兹向各界泣陈，望主持人道。”（《江声报》1934年12月8日）12月11日晚，鼓浪屿的木业公会、洋务公会、码头公会、区商会、三区一分部、海员四支部等6团体和7名个人，在黄家渡小贩合作社开会，一致同意对小贩的请愿行动予以援助。小贩方面的请求有二：（1）于人烟稠密之处，力争相当地点结市，自由营业；（2）恢复贩业原有范围（即指全屿）自由挑贩并禁止巡捕蹂躏小贩人货。（《江声报》1934年12月13日）局面僵持，眼看年关迫近，小贩们家境越发困窘，便相约于12月31日早晨，分头挑担到龙头街，在各空店内排担贩卖。地段巡捕当即行使威权，加以制止驱逐。小贩不听，工部局长亲率巡捕五六十名，前往龙头街增援。当场逮捕小贩四五十人，每人判罚款3元。小贩表示宁愿坐牢，也无钱可交。眼看着事体步步扩大，工部局也心生害怕，终于将小贩无条件给放了。获得初步胜利的小贩们，磋商着继续在龙头排摊。工部局骑虎难下，便与市场业主商量，暂借市场楼顶的大厅让游贩们摆摊聚卖，期限到该事件的最后解决，同时准许拿出安海角一带地面，让小贩摆摊贩卖。（《江声报》1935年1月1日）这样的市场管理，其实很难有最后的圆满解决。1935年11月，工部局再度开展查验商贩牌照行动。一次性就查获无力交钱领照的小贩二百多人，人被拘，货被扣，并罚款1元。贩卖蠔仔煎的小童张美，也不幸被拘。张美的祖父闻讯，就扶着拐杖到工部局诉苦，说家中现今只能以米汤度日，还全要依靠孙儿每日赚得的一元半钱维持。工部局听罢婆心发作，通知巡捕，今后凡有小童贩卖食物，不许进入龙头街，却准许在岩仔脚、鹿耳礁、田仔学、乌埭角、大宫、内厝澳等处叫卖。（《江声报》1935年11月9日）
1934年6月，工部局通告：每日夜间11时起，禁止影响邻居安静的无故喧闹、吹口琴、弹手弦、唱歌曲和其他有声动作。违者将受拘罚。同时禁止夜间12时后的海边游浴。工部局通知末尾还加一句，“各色人等，一体遵照”，也算有了一点公平。（《江声报》1934年6月27日）1937年2月，旧历年关将近，洋墓口玩物店因儿童争买沙炮，发生爆炸，妇孺多人受伤，老板娘伤势最重，周边橱窗玻璃震破。工部局紧急派人沿龙头、乌埭中、洋墓口、大宫口、岩仔脚、鹿耳礁、内厝澳等处，检查各店铺售卖的爆烈品，如儿童玩炮、电光炮，沙炮、箭炮、电光炮、天地响等，发现后一律抄搜入局。为了迎接春节，屿上的商家店铺大多都有备货待售，工部局如此而为，将工本尽失。炮贩们纷纷向工部局请愿，要求发还没收物品。理由为：（1）炮类向来没有禁售；（2）如一定要禁售，必须事前公告；（3）如有公告禁卖，违者被拘罚，咎由自取；但现在突然没收，实在让商人遭受莫大的亏。（《江声报》1937年2月9日）商家们说的，也道理充足。《律例》对纸炮虽有禁条，但也仅仅是“不准居民于夜间11点至晨7点以内燃放爆竹及种种花炮”而已。如今，临时增加新规，动了炮商们的“奶酪”，难怪商家们不服。烟赌在鼓浪屿上是格杀不误的。《律例》明文规定：“不准于本公界内私运鸦片以及设烟馆，如有不遵守者，定则拘捕究办”，“于本公界内不准赌博或开设赌馆，违者定则拿办。”1932年12月底，工部局在黄家渡旷地焚毁本年度破获的“烟饼600两、烟膏1600两、烟灰96两、烟枪47枝、烟灯60盏、烟具数百件”。焚烧完毕，所有烟滓全都倾倒入海中。（1932年12月30日《江声报》）1934年12月22日，工部局以垃圾车装载本年度破获没收的“鸦片276两、烟饼144两、烟土104盏、烟秤30支、烟膏、烟枪、烟具等”，以及十二支纸牌等赌具，在黄家渡放火焚毁。（1934年12月19日、23日《江声报》）破获烟厕赌场，捉获烟徒赌棍，赌资没收充公，另外还有一大笔的罚金收入。1933年10月29日，工部局在龙头街、乌埭中、内厝澳等处，捕获“十二枝”赌赌头、赌徒数名，每人须罚交保证金才能取赎。罚金多的达百元，少的也须10元。同时在岩仔脚也破获烟厕，涉案人员被罚的保证金，由5元至100元不等。一些烟犯赌犯，交不起款项，就只好滞留工部局中。（《江声报》1933年10月31日）妓寮、烟厕、赌窟藏污纳垢，一加查搜常常收获颇丰。1936年3月16日凌晨，工部局特探队搜查大埭巷妓寮，搜获窃犯4名，缴获赃物一批，计有“王宗仁住宅楼下被窃之六角式德国时钟1个，三达灯2支，衣服10余件；杨家园被窃之鸭7只、鸽9只；怀德女学被窃之鸡25只；旭瀛书院被窃火鸡2只；陈金芳被窃鸡2只”。又在另一房内，搜获“新造壳七手枪1杆，子弹7粒”，疑犯3名。（《江声报》1936年3月16日）对吸食鸦片人员，除罚款之外，也进行强制戒毒。1936月11月，工部局将21名在押烟犯，解送厦市，交由中山医院附设的戒烟所强制戒烟。此后又“先后捕获烟犯多人”，也解厦戒毒。工部局也告诫染瘾君子们，能前往医院自觉戒毒。凡自愿戒烟的本屿居民，“每名只收膳宿医药等费6元”，如是贫寒之家，将会酌情予以补助。（《江声报》1936年11月22日）1936年12月厦鼓两地，联合开展大型“清毒”运动。12月19日，各团体机关学校齐集于延平公园，进行“化装游行”。大会特制棺材一具，由12名穿军装人员监押数名化装为烟犯的人员抬棺出游。参加游行的各团体单位人员，达4000人。会审公堂、监督署、华议会、区商会为游行前导，工部局巡捕全体参加。航空处派出飞机，环鼓散发传单。因有抬棺行动，此次鼓屿“化装游行”被称作“出殡式的消毒”。厦门通俗教育社，也应邀在鹭江戏院出演禁毒话剧，连续三天。清毒大会制定有口号数条，其中有些口号杀伤力极强，如“制造及运售毒品者一律枪毙”，“自（民国）26年1月1日起，吸用毒品者枪毙”等等。（《江声报》1936年12月19、20日）
鼓浪屿有全国最早反蓄婢组织“中国婢女救拔团”，影响力直达海内外。但是，鼓浪屿禁婢的，却是“短板”。1935年鼓浪屿领事团接到“国联”办公室发来的一封建议书。建议书重点介绍香港地区的“禁婢”先进经验，如奴婢登记、减少蓄婢数目等。其意下在告诉鼓浪屿当局，香港的做法，既不难做，又能奏大效。鼓浪屿是“万国居留地，定必急起直追”。工部局董事会经讨论，同意遵照执行。（1935年《鼓浪屿工部局报告书》）禁婢的第一步，自然是摸清家底。工部局的婢女登记，却到1936年的5月1日才开始进行，并至31日结束。工部局声明，如家有婢女有匿藏不报而被工部局查觉的，婢主以匿报论罪，婢女则送交救拔团收容。此时预算，全屿大约有婢女千余名。但工部局仅派侦探一名，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9时，挨户进行登记。（《江声报》1936年7月22日）凭一人之力，漏报漏记的想来一定不少。因此到了11月，工部局再度发布通告，再次规定婢女的登记期限至11月30日前，“凡有婢女之家，应一律向本局登记”。并明确规定，凡女性未满21岁而寄寓人家，又与该家没有亲戚关系的，就认定为婢女。此次登记，免交手续费。但超过期限才登记的，每名必须交纳登记费5元。凡有蓄婢之家，如果到了本年12月31日以后还没有进行婢女登记、领取婢女登记证的，“本局定即依法起诉”。（《江声报》1936年11月7日）
鼓浪屿是著名的富人区，要想真正禁婢、废婢，其任务要比厦门和禾山地区艰难得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