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横竖横的婚姻，一碗汏脚水烧的年糕，一场二十年后才知道的疾病 | 市民大历史
文革还没开始的时候，李刚和其他十多名同学被学校挑选参加公派法国留学的选拔，经过层层筛选，包括文化考试、面试及政审等，他和另一位同学最终被上级教育部门决定保送法国留学。当时定下来的情况是先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接受培训一年，然后就出国。
谁知，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出国留学也被取消。个人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的变化而发生了转折。“当时心情怎么样，失落伐？也没有。我们这批人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很大，思想非常真诚，特別想学雷锋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即使个人命运发生了变化，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准备上山下乡去。”
当时校党支部书记和工宣队负责人找他谈话说：“李刚，你是学校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能否带头写决心书，报名到农场去。至于分配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你的实际情况分配到工矿(指工矿企业，即开始上班做工人，拿工资)去。”用现在的话来说，领导是向他摊底牌了。不过当时李刚觉得，做人要讲真话，说到就要做到。他说：“这种心口不一的事我不做的。我既然答应写决心书，就一定要把我分配到农场去。”校方当然挺高兴的，李刚写决心书既能带动一批同学，又能省下一个工矿的名额。要知道，工矿的名额有限，在当时是很吃香的。
1968年8月5日，李刚和北郊中学的同学们带了自己的被子铺盖，坐上大巴车去吴淞码头。“当时我是满脸灿烂地离开家的，因为我们当时的信仰是好男儿走天涯，觉得留在上海城里的人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真的认为好男儿就要远离家乡，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我爸是厂里的六好职工，我妈是居委会的副主任兼治安主任，他们的思想也都积极得不得了，全力支持我去崇明农场。当然我只能代表像我这一类的同学，还有更多人是迫于各种压力而下乡的，他们很无奈。”
到了农场后，他们这批北郊中学的同学最先被分配到的地方还不错，是东风农场旁的上海农科院良种培育站。在那里待着的都是科研人员，跟着他们学习如何挑选、培育水稻、棉花等优良品种。李刚和同学们都觉得高中生能进入科研领域还真不错。可是当时毕竟是在文革期间，每到晚上对“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批判斗争甚至严刑拷打成了科研站造反派的必修课。
李刚农场留影
有一位科研人员的母亲为躲避当地的冲击住到了女儿所在的科研站，结果她被诬指“地主婆”而遭受精神、肉体双重折磨，每天晚上直到深夜，老人在被殴打后发出的哀号，极大刺痛了李刚他们的神经。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怎么能进行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呢？这批刚刚来到农场的高中生有点想不通了。
“当时我们渐渐也开始考虑起自身际遇，我们应该在一种怎么样的状态下生活？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很贫瘠很空虚的精神、文化生活，晚上还不时听到非人道的噪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难道要生活一辈子吗？”当时正好五七指示发表了，号召广大干部去参加五七干校，开河、种田、实现劳动改造人的目标。“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自己组织一支团队，规划自己的生活蓝图，去开垦一片芦苇荡，白手起家，那不是很好吗？当时我们真的独立了出来，搞了一个五七班，割芦苇，自己搭房子，分了一小块地自己种田。”
这个五七班有点乌托邦，它很短命，只有半年之久，因为它不符合农场的体制。后来贫宣队进驻农场，置换一批学生去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住到农村去，真正地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李刚和同学们积极报名遂了心愿。真正和崇明当地农民生活了一年，李刚他们的感受是：农民们人格很朴实，生活很贫困，而精神生活完全缺乏。“到了晚上，大概是为了节约用电，他们很早就睡觉了。所以农村里子孙满堂也是有道理的……”
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过了一年，他们又回到了农场。
李刚他们这批66届高中生是第一批去崇明的知青，但在他们之前，还有一批年轻人早就在农场安家落户了。他们是一批没有考取高中大学的待业青年，用当时的话说是社会青年。和知青一样，他们也把户口迁到了农场，参加围垦、种地等劳作已有多年。所以当第一批知青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刚去的时候，女同学会叫我们去她们的寝室参观一下，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有男朋友来串门的社会青年已经把帐子放下来了，就只有四只脚露在外面。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挺不好意思的，也不敢再去女生寝室了，不想打搅人家，不想做电灯泡。当时没什么特别的娱乐活动，所以这是很多社会青年的生活状态，那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晚上四只脚。你问我当时对这样的情况怎么看，那时我就觉得沉湎其中是胸无大志，没出息的表现。”
“现在回忆起来，并没有特別的诱惑和刺激。因为我当时觉得，人和人之间重要的是心和心的契合，先是以心相许，再是以身相许。我们都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这样的书长大的，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契合和沟通。我们不排除异性之间会产生好感和互相吸引，但我觉得我们还有更高的追求和想法。”
其实，李刚说这话是打了埋伏的。说没有特别诱惑和刺激的原因还在于，他当时已经和一位女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而他们俩，同时到了东风农场。
李刚的爱人小刘和他是初中校友，高中同学，他们一个是团支部书记，一个是团小组长，工作上接触比较多。那时又提倡团干部要带头，特别是在学习上，所以高二的时候李刚常常在晚饭后到小刘家里一起复习功课，在这段交往过程中，两人产生了一定的好感，保持着一段较为密切的同学关系。“临毕业分配之前就想确定一下关系。我记得有一天在家里，我给了她一张自己的照片，是自认为拍得比较端正的学生照。那时的恋爱方式很特别，如果女同学肯送照片给男同学，那就是定情了。她说要回去考虑一下，那时谈恋爱就是为了今后要在一起的，是很慎重的，因为第一步就决定了最后一步。她考虑了三天，第三天拿来了她的照片，我们就这样确定了恋爱关系。”
自恋爱关系的确定到去农场有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李刚和恋人在上海偷偷地谈着恋爱，体验着初恋的甜蜜。等到了农场，李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里的干部，“到农场里要带头了，要带领团员青年战天斗地，怎么可以沉湎于谈情说爱呢。于是我俩达成君子协议，一致同意不要公开两个人的恋人关系。那时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俩的秘密，他们只是看出来，我喜欢和小刘说话，稻谷脱粒的时候我会走到她旁边去，电动脱粒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我们俩就借此说点悄悄话。他们也看到，我在割稻插秧时，都会有意识地排到她旁边去，帮帮她的忙。不过这一切都很正常，那时男同学帮女同学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谈朋友了，才'哦’的一声，说怪不得以前在寝室里学习的时候，你们经常用眼神交流。”
李刚和小刘的恋爱一直瞒得很紧，直到面临上调的时候，他们俩的关系才被公开。1970年，李刚担任连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和他一起谈论上调的人选，征询他的意见。李刚在这个时候坦诚布公地说：我有个私下的想法，我可以留下来，但我希望这一次上调可以让小刘和其他同学先走。
党支部书记等知道了李刚的恋爱以及决定之后，都有点疑惑：你不怕她到上海去飞掉？在当时的恋人关系中，由于一方上调回了上海，而另一方还留在农场，分手的不在少数。李刚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对他们说，我对她是真心的，只要她开心，我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就这样，小刘上调回沪，分到了建工局。由于她有文艺方面的特长和—定的组织能力，在单位里发展得很不错。有一天公司党委书记问她，有男朋友了伐？一开始小刘说还不想找，后来反复几次后，她坦白说：男朋友有了，还在农场。领导当时—听就说：搞啥百叶结，农场的还是分手算了。小刘解释说，我们两人既是同窗又是同志，有很深的感情基础。于是单位同事们让小刘把李刚带去给他们看一下。”我这个人，有很大的自信，从不怯场，很豁得出。那次是他们建工系統的文艺演出，我坐在台下，与座位两边的小刘同事对台上的节目品头论足，侃侃而谈，我对文艺有自己的审美眼光。最后他们都觉得我虽然是农场的，但不卑不亢，谈吐不凡，'不过皮肤黑了点，’他们事后对小刘说。要知道，我那个时候一直在干农活，晒得黑不溜秋的。”
1976年，李刚一家三口合影
一个人在上海，一个人在崇明，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理所当然受到了挑战。小刘的母亲等亲属开始并不同意甚至反对，她希望女儿找一个户口在上海的男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李刚写了一封信给小刘：“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两个人的事情，当初谈恋爱是我选择你的，现在，你来选择一次。如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你不能和我在一起，我也没有怨言。”过了几天，小刘的回信来了，信中模仿了《雷锋之歌》中的诗句：“让我重新选择，一千次一万次的选择，还是你，李刚！”
李刚说当时看到这封信，让他很感动。其实农场里已有流言，说李刚和小刘分手了。为让流言不攻自破，小刘从上海赶到了崇明，去看望李刚。这一趟回农场，她还做了另一件事，专程跑去和党支部书记面谈并去见了场部领导，询问能否在近期的上调机会中考虑李刚。领导的回复是：“一切都要服从党和国家需要，只要你们俩感情好，人分两地不是问题。”
“后来有一次全场干部开会的时候，一位党委领导不点名进行了批评，说是有些基层干部受到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情调侵蚀，让对象找领导要求上调，动摇了扎根农场的决心。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当即写信给当时的场党委书记说：我们所提出的是正常的要求，组织上可以不同意。但我不接受'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指责。眼看上调无望，为不至于高龄婚育，我向小刘提出，我们横竖横就结婚吧，以后可凭婚后人分两地的理由提出上调。”
1975年9月26日，李刚和小刘结婚。婚后，两人继续过着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崇明的分居日子。“这个时候，领导又改口表扬我们人分两地结婚，是扎根农场的好榜样，证明农场知青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真让我啼笑皆非。”而就在那时，农场局宣布，要留一批人在农场，当国家干部用，这就是“定干”，李刚成了定干对象。“定干啥意思侬晓得伐，就是没有上调机会了。”
定干了之后，李刚的儿子出生，小刘一个人带孩子还得翻三班，确实有难处。于是李刚对领导说不奢求调出农场，只要进农场局在上海的任何一个办事机构，能让他在市区有机会照顾老婆和孩子就行。申请工作调动的信一直在写，回信永远是我们会考虑的，你们对农场的贡献我们是知道的，却始终没有被批准。而李刚对于能回到上海还是很有自信，“我当时想，上海有不少农场的办事机构，难道就找不到我一个小小的位置吗？”
不过李刚最终回到上海，并不是因为工作调动，而是因为1977年恢复了高考。“第一届高考对我们老三届来说是小菜一碟，我们是1977年年底去崇明的南门港考试。我只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复习，4门学科考分都在80分以上，被上海师范大学（当时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和教育学院三校合一，名称为上师大）中文系录取。”
1978年3月李刚收到录取通知书，5月拿着户口转移证明回到上海。小刘当时喜出望外，叫了出租车到吴淞码头接李刚回家……单位的同事说小刘眼光好，没有选错人。她面对母亲也扬眉吐气了。“那个时候我们真有头顶一片艳阳天，一种如负重释的解放感觉。”李刚说。
农场年代的李刚
今天的李刚，经常和农友们踢球
1973年6月21日，我穿着隔壁邻居送的一套军装军裤出发了。那时行淡的，所以衣裳被我汏得像米色一样。鞋子行高帮，高帮篮球鞋，回力牌，踩在烂泥地上，一个印子会印出来——“回力”。行李都装在一个网线袋里，里面有脸盆，搪瓷碗，碗都是爸妈或亲戚从单位拿来的，印着厂名，搪瓷杯，上面印着安全生产的字，毯子帐子被头铺盖。还有自己的一些换洗衣服，我连姐姐穿过的一双黄色褡裢的布鞋也带去了，那时可没人管侬男式女式，布鞋的底部还加了块橡皮胶，用订书钉钉好，防止后跟坏脱。我还带了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连环画。
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了吴淞码头，坐轮船去崇明。船要开2小时3刻钟，我以前从来没出过远门，也不知道过去是什么世界，没想过未来怎么样，只知道好赚钞票了，那时是猪脑子，没其他想法的。阿拉到农场去的人是有工资拿的，每个月18元，10元是以饭菜票的形式发放，3角6分扣脱订《红旗》杂志，阿拉每个月拿到手有7块6角4，我为什么会记得噶牢，是因为当时上海有一双很流行的猪皮皮鞋叫765,7块6角5，阿拉每个月的工资要贴一分钱才能买。
轮船停靠在南门港，再乘45分钟公交车，就到了红星农场。
到了农场，我被分配到厂里，做机修工，任何事体皆不懂的，就跟着师傅学。师傅就是比阿拉早几年到农场的人，有老三届，有70届的，也有文革前就去围垦的，这批人交关都已经成家了，阿拉叫伊拉小家户。农忙的辰光我也曾被分到大田班里去插秧，根本插不来，插下去之后秧就浮上来了。天也太热，一天下来皮都掉了，只能躺在排水沟里。哪能办？同学就把插秧卖脱，把阿拉十个人的任务卖给做农活熟练的大田班的农友，给他2包或3包香烟。
农场里过的是集体生活，一间寝室4、5张上下铺，每人有一张写字台。食堂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吃饭要么立着吃要么就拿到寝室吃。要好的人会吃在一道，就是把饭菜票放在一起，一起吃饭，当然是男的和男的吃在一道，女的和女的吃在一道，男的和女的吃在一道是不可能的。谈朋友的都暗箱操作，不会明朗化。谈朋友是属于走偏脱的，侬不考虑上调了吗？那时，大家都默认，谈朋友影响不好，严重点的是属于违反乱纪，如果被举报，是要被斗的。阿拉看到很多，一个人脖子里带一块小黑板，站在食堂的乒乓台上，黑板上写着他的名字，画上叉。这些人犯的错误是偷东西，偷看别人洗澡，或是一些政治原因。阿拉脑子里都是想着上调回来，不好犯错误，出门时家里都关照过的，自家规矩点，多赚点钞票。所以青春期几乎没有骚动，不只是我，几乎人人如此，有骚动是属于走偏脱的。
白天工作，晚上没事体做，就每天兜圈子去看电影。每个连队每天放部电影，阿拉就天天去看，最远的连队要走3刻钟呢。电影大同小异，《地道战》、《地雷战》……台词都背得出了不想看了，就开始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毛选》这样的书是明着看的，如果躲在帐子里看书，那肯定是看“禁书”。《飘》、《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手抄本，偷偷看，《飘》上中下三本，我看了一晚上，看到天亮。有的人还做生意呢，出借一天2分5分。
日子过得是很拮据的，大家肚子里都没油水。后来就懂了，大家回上海探亲的辰光会带菜回来，猪油，炒辣酱，炒麦粉，一只只瓶子放好。一个人回去，会到周围几个农友屋里兜一圈，帮伊拉把菜都带好，大大小小几只广口瓶拎回崇明，老重的，所以车子下来大家会来接的。有同学住在巨鹿路，屋里条件不错，还会带鱼松来，这个级别属于老高的。本来屋里准备这些菜，是让阿拉吃上一段辰光的，不过带回来，一般一天就吃光了，大家都是饿狼。
记得有一趟我和一个同学到另一个同学那里玩，伊在田里干活，要天黑才收工。阿拉在伊寝室里看到一块小油肉吊着，还有一些年糕。那时是饿死鬼投胎啊，一看到肉，马上把洋火炉点起来，想烧年糕汤吃。农场里没水的，用的都是河水，阿拉看到伊床底下放着一盆水，很清，只有脸盆底部有一层烂泥，阿拉就用了上面那层清水。烧好后，呼噜呼噜全部吃好，给同学留了一碗。等到伊回来后，讲要到食堂打饭去，阿拉讲年糕汤都帮侬烧好了，快点吃。伊准备先汏脚，结果找不到水了。阿拉这才知道床底下的那盆水是伊昨天的汏脚水，阿拉讲：“侬只脚味道蛮鲜的，侬要吃伐，不吃阿拉分脱。”伊马上拉过碗吃光了。
偶尔有一点可以补营养的机会。我一个同学分到了舒服的工作，在养鸡场。阿拉去看伊的时候，在腰上放一个自己做的袋子，可以偷偷地塞几个鸡蛋进去。鸡是不能偷的，因为总数每天都会数，好的鸡阿拉也买不起。如果实在很想吃只鸡，同学会帮阿拉想个办法。有一趟伊拎着一个有点木木的鸡过来，讲站长同意便宜卖给阿拉，只要1块5角。伊其实是做了点坏动作，对准鸡的肚子踢了一脚，鸡一下子被踢得闷脱，就被当做瘟鸡来出售了。阿拉拿着鸡马上就跑，速度哈快。
每个月最开心的日子大概是4号。农场里3号发工资，4号阿拉就会去赶镇。天不亮就赶到镇上去，买毛蟹，当地人5只扎一串，卖5分钱，阿拉买上10串。再买点其他好吃的，小猫鱼，黄鳝、虾，回来之后就叫一下要好的女同学，让她们把菜拿到寝室的洋火炉上去烧。烧好后，大家拿到一起吃，这是集体行动，不是谈朋友，所以没啥问题。寝室里凳子不够，要吃脱半斤崇明老白酒才有资格坐上凳子，否则只能坐在床上吃。读书的辰光不会吃老酒，到崇明后皆会吃了，而且阿拉这帮子人皆是半斤白酒起板。
吃饭的时候要配点娱乐活动，那时行讲故事，有的人看的书多，小道消息多，比较活络，就很会讲恐怖故事，“绿色尸体”、“恐怖脚步声”。有这个特长，出来吃饭就不用带钱，带张嘴来就可以了，有的人比较坏，讲到精彩的地方就会刹车，说明天再讲，纯粹来混饭吃。当然伊拉也是冒着风险，如果被举报是要被抓起来批斗的。
虽然有点捣蛋，但刚到农场的头几年还是过得比较正规，后来传出消息，说没有上调了。等到1979年，开始有顶替的政策。阿拉一开始去农场的辰光满怀信心，认为只要表现好，是有上调机会的，所以大家不敢旷工，表现规矩，可到了这时，人失去了目标，农场里一片混乱，常常有人斗殴，还有人开病假单逃回了上海。人年轻的时候要有奔头，那样再苦也会熬过去，可没目标了，那可怎么办呢？
农场的骚乱时代渐渐地开始了。
乱七八糟的事体只要想得出，就会做得出。
开始打牌了，6个人打大怪路子，半夜在路灯下打，穿着高筒套鞋，长袖，长裤，全副武装，站起来手一挥，抓住的蚊子可以炒菜吃；两帮人比吃老酒，侬出三个人，我出三个人，啥人吃得多啥人赢，输得人买单。赌啥人敢吃煤球，愿意出钱看人吃煤球的人出5分钱，凑满20个人是一块钱，有人觉得这事值得做，就来挑战。那时的煤球不大，像个元宝一样，伊把煤球放在搪瓷杯里，用水搅啊搅，变成黑乎乎的水，然后一口吃脱。吃好之后伊去小家户那里买汤团吃，5分钱一只买10只糯米汤团，说是要把肚子里面的煤球粘掉，剩下5角可以买一包牡丹，放在的确良衬衫口袋里，若隐若现地露出来，就像现在人们买样奢侈品戴着一样，走出来人都摇头晃脑的。
也会比啥人敢吃油肉。啥人要吃，啥人要看，大家踊跃报名。要看的人每个人出2角8分，10个人凑一条飞马牌香烟，吃得脱2斤油肉赢一条飞马烟，吃不脱赔两条。阿拉蛮要好的一个朋友讲伊要吃，第一斤上来吃得老快，第二斤吃到一半有点吃不下了，肉也冻牢了，阿拉讲帮侬洋火炉上热一热。肉热好了，伊继续吃，吃到最后5块的辰光说吃不下了，要喷出来了。阿拉讲再帮侬热一热，结果又吃了一块伊真的皆喷出来了。后头一个礼拜伊啥都没吃，吃不下任何东西，虽然伊输了，但阿拉还是把钞票给伊了。
还有一个人蛮伤的，比赛吃酱油。一斤酱油吃下去，拖拉机直接送到场部医院了，肺烧坏了，打吊针，在场部医院睏了三天。阿拉宿舍的外墙在粉刷，搭着竹竿，也有人赌谁敢从这根竹竿荡到那根竹竿，也是几包香烟的事情，有的人没搭住，摔下来，脑震荡。还有人赌谁敢从二楼跳下来，一包牡丹，结果跳的人跳下来骨折。
那个辰光大家都有点绝望，特别是一个寝室住8个人，其他7个顶替走脱了，剩侬一个，不是要疯脱？真的有人因为回不了上海而发精神病的，是个老三届，本来讲好了这一年会让他上调的，结果到了年底，上调政策取消了，那是彻底绝望了。阿拉去的目标就是想回来，再苦的生活都可以承受，回不来了该怎么办，有的人开始骗病假，用榔头把自己的手指敲坏，混病假。侬看我无名指这里有伤，手指头伸不直的，就是自己敲的，混了一个礼拜病假。
骚乱的日子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等到1983年，有人跟我讲侬好迁回来了，我讲真的话请侬吃饭。后来我真的得到了通知，讲可以回来了，开心得不得了。那个俗称叫“拷浜”，农场知青们可以都回到上海，统一分配。那个时候的农场就像球队骚乱一样，大家把不用的东西都扔掉，像发泄一般，彼此之间都留好家门口的传呼电话，大家都很激动。
阿拉清一色被分到了电车公司，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
1973年，我到派出所去敲章，把户口迁出去，咚的一声只花了一分钟，等到这个户口再迁回来，整整花了十年。农场生活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在我屋里，在我上面的两个都是大学生，那时我也是很想读书的，只是都荒废掉了。
后来我也参加过几次农友的聚会，只是这几年我不愿再去参加了。因为聚在一起，说的就是啥人走掉了，啥人风瘫了。阿拉都是奔六的人了，这个岁数，只有坏事体，没啥好事体的呀。
我要做的工作是耕地，用锄头把冬天的烂泥翻起来，锄头很重，我看到老职工们速度很快，心里急得不得了。我就下意识地把锄头捏得很紧，想加快速度，等到一天活干下来，由于用劲用得太厉害，手和锄头紧紧地粘在一起，掰都掰都不开。好不容易掰开之后，发现手上绿莹莹的，出了很多脓水，只能用纱布把手包起来。这一天晚上，双手连毛巾都搅不动，只能让室友帮我搅。
第二天政治班长照顾我，让我不用干农活了，呆在寝室里帮连队写一份工作总结。写完之后，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就写信给妈妈和老师，告诉他们我在农场的经历。过了两天妹妹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大姐，以后这样的信你还是不要写了，妈妈看了信之后当场就哭了，这几天把信带在身边，拿出来看的时候又哭。后来在农场中碰到再苦的事情，我都不说了。好几年以后，我碰到了当时写信的老师，他说，你到农场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看了眼泪直流。
我们女生干活不保命的。有一天割稻，为了要速度，我把镰刀磨得特别快，一不小心割到了鞋，套鞋被割破了，脚也被割坏了，伤口很深，大脚趾里面的骨头都看得到了。这样的伤口只是简单地到医务室包扎了一下，我想，下午还要下田干活，怎么办呢？于是我又在纱布外面包了一块手绢，照样下田。谁知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稻根，疼得非常厉害，我眼泪都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要开河，班长说，12天要完成任务，如果6天能完成，那么后面的6天就给你们放假。为了放假，我们真的拼命地在6天里面完成了开河任务。后来我睡了整整6天，浑身一点点力气也没有。39岁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医生问我，你是否得过肝炎。我回想了一下，可能就是整整睡6天的那一次，我以为是做伤了，其实可能就是生了一场肝炎。
崇明农场超负荷的劳动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很大，和很多人一样，我的肩膀上也高出了一块，像“槽头肉”。拔秧的时候动作很机械，一天连着做几个小时，手就得了腱鞘炎，一直干重活，关节、腰都有问题。
干重活我倒没怨言，最可怕的是没厕所。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去开河，那是在海边，很空旷的地方，没有厕所。大家就在烂泥地上开一条沟，旁边用棉花杆子围起来，就当做厕所。在这样的厕所里，我根本没有办法方便，因为棉花杆子都是镂空的，当时的卫生纸是黄草纸，地上扔得到处都是，有的女生来了月经，地上还血淋哒滴的，脚都踩不下去。这个厕所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后来做梦总是梦到，每次梦到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小便。
因为干活很卖力，也会写文章，所以我在连队里很快被提拔为干部，走的是政治那条线，开始是副指导员，再是团支部书记等。后来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让我扎根农场一辈子。我当时思想很简单，觉得要继续做革命事业，就说好，我可以扎根农场，就这样我被定干了。后来顶替政策下来了，同时说第一批定干的不作数，要到1979年3月再确定一下，是否要定干。那年2月，妈妈写信来，说单位领导已经同意让她退休，我可以以顶替的方式回到上海。就这样，在再次确定是否要定干的时候，我说不，我要回去。
办顶替到人事局去敲图章，工作人员对我说：你要想好，你现在是干部编制，等这个章敲下去，你就是工人编制了。我说你敲好了，我只要户口能上来，其他都无所谓了。
顶替妈妈的工作，我回到了上海，在她所在的单位，街道生产组工作。生产组就是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而给予她们工作机会的地方，做的活都是贴纸盒，缝纫等很琐碎的活，里面都是阿姨妈妈，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我这个人很要求上进，回到上海后，一边工作，晚上就去读夜校。我们74届小学读到两年级就文革了，基本没读过书，我一点点地读上去，读了好多年，拿到本科学位。
在生产组我呆了九年，有一年我看到司法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聘检察官、法官，看看招聘启示上的条件，觉得自己都符合，就去报考，后来我就做了一名检察官，专门做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我觉得崇明就像我成长的摇篮一样，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所有的基础都是在那里打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怎么管理人，都是在崇明学的。
青年时代的俞国花
1998年，俞国花和农友们在回崇明的渡轮上
俞国花去崇明农场的通知
-End-
写稿子：顾筝
拍照片：杨眉
画图片：顾汀汀
编版子：unF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