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病”“证”的含义及辨的内容2
3，辨病、辨症是辨的主要内容
《伤寒论》“病”、“证”的多义，如果不加分辨混为一谈，或者把它们等同观之，必然导致推论缺乏真值，结论谬误：
（1） 证候＝病＝症状
（2） 证候是论治的最终对象
（3） 由（1）（2）得论治的对象是症状
由（3）得《伤寒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此证不同于彼证，此病不同于彼病，其概念有大小，本质有差异，在《伤寒论》具体的辨的过程中，作用各不相同。
辨是贯穿《伤寒论》的主线，其对象是症状，最终结论证候。对症状的辨，概括起来有两大的步骤：第一步，运用“××之为病”等疾病的诊断标准，首先进行病的诊断，故《伤寒论》多在条文开头冠以病名，其中有明确六经病名的就有146条；第二步，运用正邪、阴阳、脏腑经络等理论因人、因时、因治地对刻诊时的其它或然症状进行综合分析，作出当时疾病阶段的本质结论—证候。也就是说，《伤寒论》辨的特点是诊病辨症，但诊病是通过长期的临床之辨后，对一定疾病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具有理论规范的特点，以“××之为病”的方式表现出来，是用规范了的症状组合进行临床分辨，故其病的本质意义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和诊断特异性的症状，其组合不可分割和变更，否则便不成其为病；辨症是结合“××之为病”对“××之为病”之外的或然症状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判断的结论要求不带任何框框地“观其脉证”，最大限度地接近刻诊病机的客观本质，柯韵伯称之为“从旁细看法”：“太阳病有身痛、身重、腰痛、骨节疼痛、鼻鸣干呕、呕逆、烦躁、胸满、背强、咳喝、汗出恶风、无汗而喘等症，仲景以其或然或否，不可拘定，故散见诸节，而不入提纲。……是从旁细看法也。即于此处辨其有汗为桂枝症，无汗为麻黄症，无汗烦躁是大青龙症，干呕发热而咳是小青龙症，项背强几几是葛根症，用之恰当，效如桴鼓。” [7] 可见，虽然《伤寒论》辨的对象是症状，但有从病的层次辨症和从证的层次辨症的不同。如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曲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首先辨是否太阳病，在明确太阳病的前提下，结合治疗对其它症状－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曲伸”进行辨析，最后确定为桂枝加附子汤证。从证的层次辨症没有固定模式、没有标准，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明析真假确定取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证与辨密切关联，但因证含义的差异，辨证的内涵大不相同：①辨症即对症状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②辨病即用“××之为病”的症状组合进行病的分辨。③临床诊断思辨过程的概括即通过辨形成最终的证候。一个证字，在《伤寒论》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症状”、“病”、“证候”等不同的含义，我们沿袭至今：“或以证为症状，或称病为证，或为病机学概念，或为诊断学概念。”[8]。不少汉字在历史上发生过字义的转移、扩大和缩小，有的今义与古义甚至完全不同，但时至今日，疾病的征象和表现这一具有证据、凭证的医学含义，在中医学中并未从“证”字中分离出来而由“症”来承担，一个证字既作症状又当证候，又是病，当然出现辨的对象和材料与辨的最终结果含混不请的混乱局面，这在症状、证候和病等术语广泛使用的今天，仍然保持古代证是证候也是症状还是病这种一词多义的情况，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一个中医在临床，只会把通过四诊所获得的病人的不适感和异常体征当成症状，不会把它们当作证候；把经过病的规范性认识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辨之后形成的结论当成证候，不会当成症状。症状、病、证候是不同的，因为“证候，简称证”[8]，所以症状和病的含义应从“证”中剥离出来，“证”不能再具有症状、证候和病的多重含义，只能是证候的简称。症状就是症状，证候就是证候，病就是病。证候是辨的最终结果，是具有论治意义的一定疾病阶段的最小的病机单元，具有个体化和特殊性；症状是辨的对象和材料，是获得证候诊断的证据，具有真假、主次、程度等区别；病是规范了的以一定组合症状为外在表现的病机过程，具有普遍性和广泛适用性。
症状是《伤寒论》辨的对象和证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过中医理论规范化了的疾病单位，是具有诊病特异性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组合症状。二是组合症状之外的或然症状。组合症状是诊病的证据，或然症状是进一步辨析明确证候的证据，离开对组合症状的辨，就不能了解证候的病种归属；离开对或然症状的辨，就不能确定疾病刻诊阶段的病机本质，得不到客观的证候结论。规范化的组合性症状具有病的特异性，是某一具体疾病过程的基本病机的反映，症状与症状之间具有必然性联系，在一定的时间不同的个体是同一的，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即“病有定体”。非组合的或然性症状，是具体疾病过程中的某一病机要素变化的表现，它和组合性症状之间只是偶然性联系，在同一个体不同的时间都可能不同。不过，《伤寒论》的具体证候很少有简单地表现为规范化的单纯疾病或证型，往往是组合症状和其它散在症状相混杂，或多种组合症状相交错而呈现出来的“合病”、“并病”。
“证有恒有变，恒是其相对稳定状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以一组相关的脉症表现出来，体现于病因、病机、病性、病位。变是证的因人、因时、因地之异的随机特征，是同证的个体差异，张景岳称此为'证随人见’”。[8] 因此，柯韵白认为：“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若不于合并病参之，安知病情之变迁如此，而为之施治哉？然此六经之合并与内伤外感之合并，神而明之，不可胜极。”[7]
在《伤寒论》中，论治的最终对象是证候，病并不是最终的论治单元，只是一种辨证的初级手段，用来明确证候的病种归属，所以病实质上是作为一种辨证的证据存在。但这一证据是理性化了的，其症状的组合是规范了的，在临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也可以说病是辨证的理论和工具，其目的在于使最终通过辨症而得到的证候诊断更加接近临床具体的病机本质，这是《伤寒论》辨病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