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何憧憬的是忽必烈？| 旧文新刊⑨
一直以来，明成祖朱棣因其得位方式以及接下来的统治生涯与李世民相似（骨肉相残、即位的不合法阴影、用文治武功证明篡位的正当性），而被视为唐太宗的仰慕者。
的确，朱棣很敬慕李世民，史家多有持论者①。他赞唐太宗：“拨乱发正，贞观盛世，近古罕论，”②赞太宗兵力强盛，使突厥降服③，羡慕其文教盛兴，远国新罗、百济遣子弟入学④，晚年，又数度称赞太宗治国理政理念。
对于忽必烈，朱棣只是象征性地谈到了他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中华“垂统”的贡献⑤。按说他心中的君主梦，应该是唐太宗时代。
然而，憧憬唐太宗，只是表象。从朱棣对内、对外的种种作为来看，他更憧憬“忽必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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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忽必烈崇拜？
2、为了对外
3、新中华的天子
4、脆弱的君主梦
撰文▼ 邱永志（“彰考局”专栏作者）
认为朱棣做着“忽必烈梦”的观点，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永乐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再居。⑥
这个观点很激进，支持者甚少。⑦后来，日本另一位明史学者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只着眼于两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略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⑧
▲朱棣（1360-1424）。关于忽必烈，朱棣曾特别赞到：“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⑨。似乎十分艳羡其武功之盛。
檀氏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也信奉忽必烈，每当有事，他都会言及忽必烈时代“四夷朝贡”的盛举。只是当时立国不久，朱元璋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世界性的帝国秩序。⑩
这对于多次扬言变革元俗、元制且一手建立内敛型国家体制的朱元璋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令人费解。
朱元璋是不是憧憬“忽必烈盛世”暂且不论，朱棣就必定憧憬忽必烈时代吗？
宫崎市定与檀上宽认为，至少有三个理由表明朱棣的君主梦是以“忽必烈”为效仿对象：
● 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 蒙元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蒙元之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更替后的王朝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代与明代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 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般让“四夷来朝”。
若从上述角度审视永乐时代，那么篡位后重审洪武旧制的朱棣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不顾群臣长期反对坚持迁都至元故都北京、违反祖训决意出兵安南、不择手段来奖励朝贡等等问题，就能得到部分解答。至少，朱棣对于忽必烈时代制度遗产的承继与憧憬，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朱棣憧憬的“忽必烈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
蒙元帝国是一个奉行重商政策、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忽必烈统治时期，堪称蒙元帝国的全盛时期，他以其武功不仅一举统一了中华本土，也大体稳定了蒙古世界，伟业史无前例。
▲蒙元帝国。
同时，忽必烈的内外政策极具扩张性：对内，他营建大都，崇信佛事，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大肆收兑金银，聚敛财富；推崇朱子理学；对外，海陆并举，兵指高丽、日本和东南亚群岛，降服诸国，极力促成并经营欧亚经贸圈和海上贸易圈。⑪
一个帝王要建立盛举，确实需要扩张性的内外政策，但这对朱棣而言并不简单。
朱棣纂位伊始，宣布恢复洪武一切旧制，悉数罢除建文改制措施，这是事关即位合法性的大事。
然而，洪武旧制却是个极其内敛型的内外制度：
通过里甲户籍制度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赋役财政制度几乎全面实物化，财政奉行“原额主义”，仿效元代建立的单一纸币制度只存其形而未能有实，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排斥打击商人、市场。
不仅如此，为防止后世子孙劳民伤财、败坏朱家天下，朱元璋颁行了不少的祖制成例予以限制，对外，一手建立严格的“海禁—朝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极力限制周边国家朝贡的次数，甚至针对日本怀良亲王的多次挑衅，采取隐忍态度⑫，并在祖训中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
对这一系列措施，学者黄仁宇直斥为内敛型帝国，檀上宽指出这是个被固化的秩序。
不得不说，朱元璋是造就这段历史的起点。
朱棣要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就无法绕开这套体制，但只固守旧制，又怎么能建立盛世？于是便打着革新的名义，以外御内，施行内外双重的扩张性政策。
永乐元年，朱棣笼络近3000多名士子，前后花费五年时间编纂《永乐大典》，为篡位和盛世宣传涂脂抹粉，又继而罔顾群臣长期反对，投入劳力达上百万人（其中包含巧匠数十万人），营建新都北京。
檀氏认为，朱棣之所以迁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将大明政权由“江南体制”蜕变为“统一体制”；二是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⑬，呼应忽必烈时代的遗产。
其后，为疏通北京与江南税赋，朱棣组织数十万民工浚通大运河之会通河段，使漕运运力达400万石以上。此外，兴建长陵陵墓、大报恩寺、武当山宫观等，也是朱棣一手操办的大工程。
朱棣对内扩张，充分利用了洪武旧制，如利用“配户当差”的全民劳役制，廉价甚至无偿地滥用民力，兴修大工程，损耗国力。
朱棣又发动“印钞机”，急速增加宝钞投放数额，永乐时期，国家每年的造钞能力从洪武时期的500多万锭（1锭=5贯），跃升至760万锭；每年课钞的数额从560多万锭跃升至1900多万锭⑭。由于宝钞急速贬值，朱棣首开食盐计口纳钞法，让全天下百姓为宝钞的贬值买单。
此外，朱棣还不惜违背洪武禁银封矿的旧制，大规模增挖银矿，终永乐一朝，国家每年银课数大体为23.4多万两（洪武时期不过2万两上下），是明代前期金银生产增幅最大的一次。⑮
然而，以上对内政策，很大部分是为对外政策服务，而对外的表现，堪称“忽必烈时代”的再兴。
朱棣似乎整个统治生涯都在致力于复兴华夷秩序，篡位伊始，国内外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朱棣颁诏宣布：
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⑯
宽大处理走私贸易，显示出不同于洪武的严厉海禁政策。
朱棣似乎一开始要营建更扩大的国际秩序，他重新恢复市舶司制度，大肆赏赐奖励朝贡贸易，甚至对番国携带违禁品，只要不太严重，都会予以容忍。
▲郑和下西洋图。
如在当时，朝贡国不仅需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也大量索求中国的铜钱。然洪武末期下令禁钱行用、禁钱出海。为此，朱棣不惜下令重开铸局、铸造永乐钱用于对外赏赐，使永乐钱大量输出海外。
当然，在国内，朱棣还是坚持禁钱制度，可见对朝贡体制的支持力度。
即位后，朱棣随即派遣使者晓谕各国，促成各国来华朝贡，力图形成四夷宾服、诸国来朝的局面。比如，谋求与日本建立朝贡关系，重新将日本纳入体制，永乐三年，派遣郑和首下西洋，践行新中华构想。
由于朱棣大量的赏赐和奖励政策，来华朝贡国增加到60多个。据《明史·西域传》记载：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可见四夷朝贡之盛况。
▲清代陈璋根据明代沈度原作瑞应麒麟图临摹而成的《榜葛剌进麒麟图》，描绘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榜葛剌国进贡的麒麟（长颈鹿）。
不仅如此，朱棣一直视四夷朝贡为重要的国家大政。永乐六年，朱棣决定亲征蒙古，让太子监国理政，颁令“凡重要事及四夷来朝与进表者，俱达行在。小事达京师，启皇太子闻”[17]。可见，朱棣视四夷朝贡的重要性不下于军政大事。
檀上宽认为，朱棣建立了一个超越忽必烈的中华“世界体系”，完成了华夷秩序的构建。此后，朱棣以这个秩序的统治者自居。凭借中华绝对的政治经济实力，构建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18]
正由于朱棣对这一梦想的着力坚持，才会打破洪武“不征之国”的祖训，数度出兵安南；也正由于持守这一梦想，才会不顾群臣激烈反对、国力已极度疲惫不堪的现实，多次亲征北地蒙古大漠，最后猝死在回途。
可以说，执着追求华夷秩序，力图成为“世界性”新中华的天子，是朱棣一生的君主梦，他的目标是要超越忽必烈。
朱棣的君主梦构建在极度榨取国力、挥霍财力的基础之上。
学者保守估计，朱棣对内营建北京、疏通大运河、修建陵墓、寺观，对外南征北讨、派遣舰队下西洋、大肆营建织造等8大工程，动用军民力数额达600万以上，占当时全国男性总人口的1/5。[19]每年的财政支出规模，远超过国内正常税赋收入的3倍以上，[20]若非多次近于无偿性的征发民役、增印宝钞、违反旧制开矿铸钱等，断不能维持。
而其所实施的巨大工程则构筑在明初落后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之上：
● 滥征民力，导致底层军民生活极其困苦，民众不堪重负大量逃亡的现象开始在富裕的江南地区蔓延；
● 滥发宝钞，导致宝钞币值极度贬值，导致以钞为俸的官僚阶层开始勒索差役银两，大开官僚阶层贪欲之门。
晚年，朱棣一意孤行亲征蒙古，不惜弹压持反对意见的重臣夏原吉等人，最终身死无果，使得整个官僚集团渴望改变。
朱棣的君主梦，很脆弱。
死后，朱棣的政策大半被长期受压制的继任者仁宗所改变、否定，譬如停罢织造、铸钱、下西洋，否定了朝贡滥赏的体制。若非仁宗过早死亡，明朝再度还都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
朱棣苦心经营的“华夷秩序”也只是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在宣德（朱棣之孙）后期还进行过一次，但已是终曲奏响。后世虽不乏有人提议重下西洋，但遭到文官集团的深度抵制[21]。安南之地，长期陷入叛乱的漩涡，明廷最终放弃占领。对蒙古的征伐策略也没有彻底降服蒙古部落，相反蒙古势力不断做大，萦绕明代始终。朝贡番国随着中国赏赐的减少，来往次数日渐退却……
东亚世界秩序重新陷入停滞和待转状态。忽必烈时代，何尝不是如此？
EFERENCES
注释
①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②谈迁：《国榷》卷13；《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戊申。
③《明太宗实录》卷39，永乐三年二月庚寅。
④《明太宗实录》卷110，永乐八年十一月癸未。
⑤《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庚寅。这个态度和朱元璋是一致的。
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
⑦据檀上宽介绍，在日本学界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多人还是认为朱棣效仿的是唐太宗，而非其他人。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09页。
⑧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08、209、211页。
⑨《明太宗实录》卷219，永乐十七年十二月丁丑。
⑩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09页。
⑪关于这个贸易圈黑田明伸、上田信、爱宕松男等有不少研究，值得注意是这些经贸圈以白银作为主要媒介，中国内陆的白银被大量收兑流至海外。
⑫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⑬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40页。
⑭拙文：《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76页。
⑮参见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文集：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全汉昇：《明代的银课和银产量》。
⑯《明太宗实录》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
[17]《明通鉴》卷15。
[18]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22页。
[19]赵中男：《明朝的拐点：永乐皇帝和他的子孙》，第151-152页。
[20]崔瑞德、牟复礼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1]赵中男：《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停止及其原因》，《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