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书法与集王字碑
王铎何以热衷于在家族传记碑中使用集王字，并影响周边友人也参与生产集王字碑？我们或可从王铎的书学中得到一些解释。
王铎书学根矩二王，在写给董其昌的信中，他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㙴而已。” [1] 王铎一生崇拜米芾，米芾书法能够“迈宋一代”，正因“得《兰亭》《圣教》逸意”，并最终解脱二王[2]。基于这样的认知，王铎一生从未停止学习二王，尤其是《兰亭》《圣教序》和《淳化阁帖》，始终寝处与共 [3]。
王铎曾多次为《圣教序》拓本题跋，在比较自己和友人宋之普（1628年进士）所藏《圣教序》之后，他声称“予册更胜”，这本跟随王铎三十年的《圣教序》，与《淳化帖》一同构成了他学书的“潭奥”，时时取而味之，受益终身[4]。
顺治四年（1647）八月，王铎跋《宋拓圣教序》云:
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口之晓泠，不可单也。即强形容，他人未必喻。故曰：“可为知者道。”
这一年的十月二十日，王铎再次题识：
冬十月 ， 倏失此 ， 遍搜床褥匦笥不得，如割如燔，似洛重鼎沦没汭汜。偶一婢持来睹，出煤炕暗黑乙（yi）地隙也，喜欲舞讴。天下事嗜一艺犹若此，况仁贤为左右手乎？[5]
王铎《宋拓圣教序》
见《书道艺术》第九卷
王铎不仅向我们生动描述了烦闷之时观览《圣教序》带来的清凉与平静，拓本失而复得的前后心理变化，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对此碑的深厚情感。这部曾为王铎收藏的《圣教序》宋拓本，今藏日本藤井有邻馆。日本三井文库也有一件王铎曾经题跋的宋拓本，跋云：“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咸为臣伏。” [6]
在王铎题跋时，这件拓本尚为友人黄培（1604—1669）所有，但后来转手为王镛所得，拓本的第一页钤盖着他的收藏印。王镛收藏的另外一本《圣教序》拓本，为不断本，王铎题为“宋拓《圣教序》第一神品”，梁章钜（1775—1849）曾经寓目，不过审验拓本之纸墨，他认为难以定为六七百年前之物 [7] 。
《宋拓圣教序》第一页的“王镛之印”日本三井文库藏
王铎还经常为友人鉴定其所藏的《圣教序》拓本，如弘光元年（1644）七月，于内阁与马士英（约1591—1646）等同观高弘图（1583—1645）藏本，题跋云：
胶西硁斋相公弘光甲申七月阁中出此帖，焕然初离硎者，铎喜之甚，不知所譬……高翁其藏以秘笥，勿轻示人，以亵此宝。[8]
当年冬日，又在北京题钱谦益（1582—1664）所藏未断本，“疑添神骨合纷纠飧赞唯教正异何以空”等十六字未阙，曾为孙慎行（1565—1636）所藏：
……夫学者因此册以想见落墨初意，遇羲之岂远乎？羲之人品超绝，牧斋宝此，岂浅之乎？为嗜好欤？闻斯卓荦人也，奏疏鲠立，未究厥志，手书犹存。噫，甲申乙酉，兵燹弃如，乾伤坤毁，文献寥寥，而兹册独善，毫无凋损，何邪？天下物有幸不幸，所从来久矣，予题为第一《圣教序》，牧斋韫诸。[9]
在经过鼎革的动乱之后，钱谦益藏有这样一本《圣教序》宋拓，可谓斯文未绝，故王铎的跋文在书法之外，又有一层特别的含义。
入清之后，王铎与戴明说（1609—1686）比邻而居，时为戴氏鉴定从报国寺等地搜购的书画刻帖，戴氏藏《圣教序》宋拓，乃自内府流出者，王铎题云：
《圣教》缺字本失之逾远，此册出自龙府，全善无缺，天球重宝复散人间。岩荦独为《圣教》护持神物，归命有以也。天球岂可絜重欤？焚香静坐，观其开阖，转折变化，归之乎藏，藏之道，为诗、为文、为人，皆可以蔽之，即此足证道矣。[10]
王铎从《圣教序》中看到了一个“藏”字，且“藏”这一字的迷人之处，不独为古帖所有，为诗、为文、为人亦皆以“藏”为要。不过戴氏所购，并非都是佳品，王铎《致戴明说》有云：“《圣教》木板拙笨之工，离逸少神情远极，观之按剑，可以覆瓿也。” [12]
其时苏州人制作了许多《圣教序》的木刻赝本，在京师售卖以得重赀，给鉴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3]。王铎自十五岁开始学习《圣教序》 [14]，一生所临当不计其数，但流传到今日的临作只有三件，皆早年作品：
一为天启五年（1625）八月为礼部主事韩琳（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页，纸本十三开 [15]。
王铎临《圣教序册》，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为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为南京兵部右侍郎谢启光（苎萝）临《圣教序》中堂，书“双林八水”以下三十二字。绫本 [16]。这是王铎传世作品中唯一一件将王字行书放大临摹为立轴的。
王铎临《圣教序轴》，玉照山房旧藏
见王壮为编著《中国书画5·法书》
三为崇祯二年（1629）八月临《圣教序》扇，金笺本 [17]。
在赞扬王铎的书学功力时，钱谦益曾说：“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18]钱氏用的是一种修辞的描述，尽管王铎的这几件临作谈不上不失毫发，但都十分忠实于原作，从中可见他对《圣教序》用笔结字精湛的把握能力。
王铎临《集王羲之大圣寺碑》，美国观远山庄藏
除《圣教序》之外，王铎对于其他集王字碑也相当熟悉，并常加临摹。如崇祯十年（1637）春在南京莨荡湖所临《集王羲之大圣寺碑》，即《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文》。
顺治七年（1650）九月初一为友人临《集王荐福寺碑》 [18]，即前文提到的《兴福寺碑》，翁方纲（1733—1818）和梁章钜对于王铎沿用“荐福寺”这一讹称曾有批评，但王铎未将文中的“矣”字读为“吴”字，“尚足以正俗误” [19] 。
王铎临《集王荐福寺碑》，辽宁省博物馆藏
王铎还有一些作品，虽不直接临摹集王字碑，却声称运用了若干集王字碑的字样，以及根据这些碑刻所进行的仿作。如崇祯十三年（1640）冬十月为袁恺（卒于1645年）所书《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题跋中声称“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体” [20]。这三体，就是晚明最流行的三块集王字碑，虽然没有王铎收藏《集王金刚经》的记录，但他的友人郭宗昌却是一件重要拓本的拥有者[21]。
王铎《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另一件崇祯六年（1633）九月为袁枢（1600—1645）所作《五言律诗八首册》的跋尾，王铎也说明运用了《圣教序》《兴福寺》与《绛州夫子碑》 [22]。《绛州夫子碑》也是集王字的名碑。
王铎《五言律诗八首册》，见《王铎の书法》册篇
王铎这种由集字而产生的创作方法，不仅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还扩展到集字碑之外。如崇祯七年（1634）为同乡宋权（1598—1652）所书《杜诗扇面》，王铎在款识中明言“用褚河南《枯树》《皇帝册》二帖” [23]。无独有偶，顺治六年（1649）十二月为程淓所作小画，款识中也指出“用徐熙、崔白、易元吉笔意”。[24]
由此可见，集王字碑在王铎书法学习中具有重要意义。王铎的摹古之功不仅表现在他临摹集王字碑的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前文所述的他集或书的一些碑刻中。
近代学者王潜刚（1892—1962）曾说：“觉斯书熟于二王，深于《阁帖》，又深于《圣教序》。其书《交河堤碑》用《圣教序》字体，直如怀仁集字，可见其平日摹古之功。” [25] 王潜刚认为王铎所书《交河堤碑》绝似怀仁的《集王圣教序》，充分说明王铎的书法创作与集王字碑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铎热衷于集王字碑，其家族墓志亦使用这样的字体，其目的固然有尊崇王字的一面，而其较量古人的心理也呼之欲出。
刘荣嗣（1616年进士）《题王太史书卷》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丙寅（1626）三月，归自秦，余从索《圣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圣教帖》也。”余留案头月余，从容晤对，盖神与法相御而行，规矩周折中奔轶之气不减，益信名公事业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阴背水，武穆野战，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26]
刘荣嗣为王铎精深的学古功力所折服，所谓“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而王铎将己作比为“未刻《圣教帖》”，正可视为王铎并驱书圣的自我预期。这一点，我们从王铎热衷于临帖赠人也能得到类似的印象。
在明末清初的访碑与金石学研究中，汉碑已经开始崛起，最终颠覆了绵延千年的帖学。而王铎这一代书家，尚处于碑帖界限不明、两者兼收并蓄的时期。以王铎为中心的集王字碑，可以说是那个久远悠长的文化传统的一缕回光。
脚注
[1]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五十《与玄宰》，第572页。
[2]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跋米元章告梦帖》，第447页。
[3]王铎：《跋宋拓圣教序》，日本藤井有邻馆藏，收入中田勇次郎编：《书道艺术》第九卷，日本：中央公论社，1971年。
[4]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跋圣教序》，第446页。
[5]日本藤井有邻馆藏本。
[6]日本三井文库藏。王澍：《竹云题跋》卷二《唐僧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有明内府故物，天下行书第二，吾家法书第一。嘉靖间初归顾汝和中舍，有文五峰两跋，继归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诏、唐解元等跋，明季为孟津王觉斯所收。”当即此本。《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9册，第13819—13820页。
[7]梁章钜：《清仪阁题跋》收《跋唐怀仁圣教序》，《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第706页。
[8]王铎：《跋宋拓圣教序》，见缪曰藻：《寓意录》，《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第907页。
[9]王铎：《跋圣教序》，见于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此篇收入《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第453页。文字略异。
[10]王铎：《题圣教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收入施安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名帖善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王铎落款为乙酉（1645）正月与三月，笔者怀疑很可能是下一年（1646）正月与三月之事，盖本年王铎、戴明说一南一北，题跋可能性极小。
[11]王铎：《札子》，收入王无咎纂集：《拟山园帖》卷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6页。
[12]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跋圣教序帖》，第444页。
[13]王铎：《跋圣教序》：“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学之。”第446页。
[14]辽宁省博物馆藏。
[15]台湾玉照山房藏，见王壮为编：《中国书画5·法书》，台北：光复书局，1987年，第99页。
[16]见于纽约苏富比2016年秋拍。
[17]钱谦益：《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收入钱曾笺注，
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03—1105页。
[18]辽宁省博物馆藏，刻入《拟山园帖》卷三。
[19]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收《吴文碑》，《中国书画全书》第9册，第1022页；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八《跋王孟津琅华馆帖》，《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625—626页。
[20]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1]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三《记观王氏书画》：“兴唐寺石刻《金刚经》（贞观中集王右军书）、又《汉华山庙碑》，沈石田《秋实图》，三物皆华州郭宗昌胤伯家物。”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6页。
[22]收入村上三岛编：《王铎の书法》册篇一。
[23]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藏，收入明清名家书法大成编委会：《明清名家书法大成》，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53图。
[24]潘正炜：《听帆楼续刻书画记》卷下，《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第918页。
[25]王潜刚：《清人书评》，收入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803—804页。
[26]刘荣嗣：《简斋先生诗文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第446页。天启六年（1626）王铎未有陕西之行，当为刘荣嗣误记。
本书为艺术史研究著作。作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明清书法篆刻史，其中，关于王铎的相关研究至今已有15年。本书所收录的四篇文章，写作于不同时期，作者现依据新出现的图像、文献资料，对之进行了增补与修改，为读者学习和了解王铎的书法提供了详实且生动的文本资料。在本书中，作者除了对王铎本人的书作、刻帖、手稿、信札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考证，还将其同时期的书家、友人的大量诗文集、笔记、信札等做了搜集与细读，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也更具客观性。
与此同时，本书对于王铎的书法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史，而是突破了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透过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即可窥见一斑，如宋明之间对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除了传刻书法，刻帖在保存家族文献与塑造文化身份上有怎样的意义？文本的功能如何影响书家的态度，并在形式上产生巨大的差别？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产生怎样的冲击？为什么王铎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怪异？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是否就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这些问题，无不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旨趣。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即可对这些问题了解一二，也可体味作者严谨、新颖的学术思考动向。
白发无情侵老境
青灯有味似儿时
📍薛龙春和他的王铎研究
王铎自画像 局部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崇祯间历任右谕德、南京翰林院掌院、詹事府詹事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崇祯十三年（1640）迁南京礼部尚书，以丁艰未赴，十七年（1644）国变前夕升礼部尚书，亦未赴任。弘光间任文渊阁大学士，位至次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兵临南京，王铎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次年正月，王铎接受清廷任命，任礼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七年不迁。
王铎（1593.1.2-1652.3.26）,明末清初政治、文化与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2020年秋，薛龙春教授的《王铎四题》与《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出版。
自2006年起，薛龙春教授开始研究王铎，至今已经15个年头，期间他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文艺研究》《艺术史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集刊》等杂志发表了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次收入《王铎四题》的是其中四篇长文，按他的话说，这本小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他的王铎研究专著仍在撰写之中。
相比之下，《王铎年谱长编》的篇幅超过了100万字，该书通过丰赡的资料及对资料的辨析、考证，对王铎一生的行履、交游及其在诗文、书画、鉴定等领域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勾画。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有关机构与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国书刊及国内外拍卖会图录中搜集到1000余件可靠作品。所有真伪问题还需研究的加*号标志，至于向壁虚造之作，除非为了说明问题，一概不收。收入年谱的每件作品，尽可能详其形制、材料、尺寸、著录情况、收藏地、内容，并释读题识、跋文与印鉴。其中包括许多不为学界所知的重要材料。
年谱精装本第四册集合160余件彩图，有许多罕见或从未发表的作品。在编纂过程中，薛龙春教授已对这些作品的真伪进行过严格的鉴定，读者足可采信。
薛龙春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6-18世纪的书法与篆刻史，此前他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等著作在艺术史领域颇受好评。
《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
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第一版
王铎是晚明最具个性的书法家，以“好书数行”影响至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近期出版了《王铎年谱长编》，以王铎一生行迹、交往与诗文书画活动为中心，起自王铎出生（明万历二十年），讫于王铎去世（清顺治九年），以年、月、日编次，详细完整地展现了王铎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本文作者看来，该年谱有着三大特色：广来源、慎考辨和具褒贬，不光是对材料并非简单堆积罗列，而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整合与勾连，不仅仅是艺术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灵史的重要参考。
王铎《五律诗轴》
王铎《致薛所蕴札》
王铎《致薛所蕴札》
王铎《山水立轴》
王铎《兰石图》题跋
王铎题吴镇《渔父图》
王铎《挽吕维祺诗立轴》
王铎《铜雀瓦砚铭》
王铎题北宋《圣教序》
王铎《致焦源溥札》
王铎《赠别沈石友诗卷》（局部）
【作者简介】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艺术史系系主任。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学人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主要研究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铎年谱长编》《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