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临帖如临大敌?
文人之厄,有时说不清楚,像清末大书法家何绍基就很倒霉,有两个不喜欢他的人。
一是他湖南老乡杨钧。其姊杨庄,嫁给了王闿运;其兄杨度,为有名政客。杨氏喜临汉碑,著《草堂之灵》论金石书画。其中却有《记何》《论四冢》《记猿》《说秘》等文痛诋也喜欢临摹汉碑的诋何绍基,又有《哭陈》诋毁何氏长孙何维朴。
另一位对何绍基甚不以为然的是启功先生。他不但讥嘲何氏执笔的回腕法叫“猪手法”,还耻笑何氏每天勤奋临帖。
其实执笔法有什么好坏?王羲之,三指捻笔;苏东坡,跟今人写钢笔字相似;写大字的人,更往往要束帛,小小毛锥,无磅礡气象;启功先生自己用的凤眼法,则不适合题壁。每个人写字、写不同的字,本来执笔法就不可能统一。
其中,龙眼法乃一大派,名家很多,有何可笑?且不说启功自己绝对比不上何绍基,台湾书法名宿曹容(秋圃)造诣亦在启功之上;就是于右任,也是常用龙眼法的。
至于临帖。启功说“临某一个帖、某一个碑作基础,就可以提高到写好一切碑、一切字”是不正确的;为了写好某一碑某一帖,反复临写,他更认为是“凑数”。
每次如此骂人,他都举何绍基临写《张迁碑》为例。说“越到后来的,比如他记录第50遍的,那越写越不好,为什么呢?他自己已经写腻了,他是自己给自己交差了事”。
然后依此扩大了反对临帖,说“也看过翁同龢临的《张迁碑》、梁启超临的《张迁碑》,就在琉璃厂字画铺里,都很便宜。有一度也想买,后来瞧实在是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没买,买了也白搭。”
启功先生看起来笑呵呵,其实常常鄙薄前辈,甚且完全看不上传统书法的临摹碑帖练习方法,真让人惊讶。
连他这样传统的人都看不上临写碑帖,自无怪乎新派人更要完全抹煞临写了。
新派人强调创新、强调自我,认为临写古人碑帖只是模仿、只是学古,层次很低,他们不屑玩这个。只有别人质疑他们根本没有基本工时,才临一两件古帖,表示“风景旧曾谙”,我不是不会,只是我现在不爱玩了,我要创新、要表现我自己,我、我、我⏤⏤喊声当然响彻了云霄,结果,却是没有人关心他以及他的所谓创造,大家仍旧乖乖回去临帖。即使是启功,也同样要关起门来临帖。
为什么?书法的碑帖,就是乐师的乐谱,没听过谁练钢琴、拉小提琴时就只是自敲键盘、猛拉弓弦,而不必依谱子的。
谱子提供的是基本规范、法度,谁都要由此入门。名家炫技,怕人看破手脚,才会自讳从来,夸言天赋或“我书意造本无法”。其实谁没法?只是不轻易告诉你罢了!
临帖临得熟了,这套基本笔法才能渐渐成为你的本能、本领。所以书家都要反覆、勤快的练。自夸“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苏东坡,黄山谷揭了他的底,原来“东坡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恳。中岁喜学顔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学谁就像谁,后来虽有变化,身段手法基本如此。
何绍基写隶书,主要是临张迁碑,所以张迁碑就成了他的基本面目。底下这个册页是同治元年(1862)十月廿一日所临的第九十七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何绍基早年以楷行行世,后来才力学汉隶。据其孙何维朴称:“咸丰戊午(1858),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
何以要各临百通?
其实何绍基是才子,而且有捷才。文思泉涌,不只倚马可待,一天作上百幅对联,根本不当一回事。如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他在京师,“写对联将百副”。次日又“写大字对联七十馀副。”次年十月初七 “醉后写对子至八十馀副,可云畅笔。”咸丰二年九月初八“写大字至暮,连夜得对子有一百零七副”……
如此才人,能耐住性子,一遍一遍地临帖,除了显示其非凡的毅力之外,应当还有艺术上追求的原因。
何绍基写字是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会使得写字时手的运动方向如打圈圈。我前面提到的台湾书坛耆老曹秋圃,将之称之为“太极运笔法”即是这个缘故。何氏临帖,强调多临,每日几十遍上百遍,不只要勤、要熟,更是想让这种笔法能更好地与汉隶之横、平、竖、直相结合。
山东的汉碑,名品很多,何绍基更要遍临诸碑:“东京石墨皆我师,臂腕虽衰勇犹贾”,可见其用力之精勤。底下这个是他临的山东济宁《武荣碑》:
各位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字型结构略有不同,但从张迁碑学来的笔法风致不可掩。印证了我前面说的:最早最熟学到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你最基本的手眼身腿步。
但何绍基之所以要花大力气去“遍临诸碑”,意义也就在此:要把别的碑也写熟,来调整、改变、丰富已经养成的习惯。我们比较他1858年临的《曹全碑》和晚期临的《礼器碑》(1862年),马上能体会到这一点。
在清朝,隶书三大家,邓石如雄遒豪迈、伊秉绶堂皇庄严、何绍基凝结涩拙并称,殊非偶然。何氏临帖之法,尤足以为后学津梁,胜过伊邓两家。
与何绍基不同的另一种临帖法,可以吴昌硕为代表。
吴昌硕早年的字,没什么可说,30多岁才开始临摹石鼓文。但这已经比何绍基六十以后才致力于隶书早了许多。
而他的临写,不同于何绍基之遍临诸碑。吴独沽一味,专门临摹石鼓文。打熬起十二分力气,整日挥毫,盈科而后进。
到47岁时,还觉得“日日临摹,仍觉无一笔是处”。
60岁,临阮翻天一阁本石鼓书,仍在研究如何兼顾虚实。
65岁了,还有题跋说:“临石鼓如临大敌,兵戈相接,如闻其声?握管时,不敢放松一步,一放则气象逋矣!”
我最欣赏这一则,真是甘苦备尝之言⏤⏤临帖,最初等于是拜师,努力跟老师学,先生步亦步、先生趋亦趋,慢慢才学到了老师一点本领。接着,等于是要跟师父试手。这时,就“如临大敌,兵戈相接,如闻其声”了。稍一放松,气力不到,就知道:完了,这下败了。丢盔弃甲之余,默默把字卷起来,扔进字纸篓。然后再铺上纸,喊一声:再来!
所以临帖一遍,等于打了一仗。临帖后的题跋,通常即是这次搏击后的感想。吴昌硕说临石鼓易入呆板;临石鼓要重严而不滞、虚宕而不弱;要虚实兼顾等等,都是这种心得语。
写几个字,看起来是很轻松的事,临帖尤其只是依样画葫芦,其实费老劲了,每次都大汗淋漓。
我既爱从师学艺,又喜与高手过招,所以颇效何绍基之遍临碑帖。有时也学吴昌硕,在某段时期专心学学某一家某一帖。有时则不为什么,随意临数纸,稍事勤苦,舞墨自娱。
友人孟威还替我出版过一册《龚鹏程临篆隶二种》,收了我临《散氏盘》和《石门颂》的作品。
这像什么呢?《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时,如听别人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他唱和。后世文人,以诗词相唱和,即孔子之遗意。
其实临帖也有这个意思,看到某碑某帖“书而善”,不由得也一时兴起,拿来仔细临写一遍,与相唱和。然后又有人看了,觉得有意思,把它印出来,事实上也是一种呼应、唱和。
我在网上还曾看到有一张我杭州书法展的照片,正好照到一位观众在我临的《石门颂》前拍照,妙趣天成,刚好也显示了这种作者、作品、欣賞者相与互动唱和之意。此等夫子餘韵,何绍基、吴昌硕、启功诸先生或尚未能享受耶?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