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儒学复兴，其实质乃在于继承发展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儒学的积极作用。不过，人们往往错将继承“儒学传统”直接等同于复活“传统儒学”，由是不免滋生了各种复古的乱象。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人们尚未明辨“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庞朴先生就曾撰文阐述过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这其中就已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时隔二十多年，在当前儒学复兴的新语境下，我们有必要认清“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联系和根本区别，唯此才能把握当前儒学复兴的积极方向。
众所周知，传统儒学是历史上既有的，已经现成化了的儒学理论形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秦儒学、汉唐儒学、魏晋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以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儒学等各种形态不同的儒学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无一不值得我们尊重和珍视，但需要意识到，传统的儒学理论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儒学传统本身。 其实，就“传”与“统”的本义看，所谓“传”，即“驿”，本义是指一站传给下一站；所谓“统”，即“纪”，本义是指丝的头绪。因此，在源始本初的意义上，“传统”这个词并不是指一个“对象”化的存在物。同样，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代代相“传”的儒学之“统”，也并非是一个现成在手的东西。按“统”的字义讲，儒学之“统”就是指儒学的发端处，也就是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其实质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正是基于此，儒学才得以从诞生之初直至当今，一直保持着儒学之为儒学的特质。那么，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又是什么呢？对此，唐儒韩愈早已做了明确的概括，而且历代儒家的理解也都没有跳脱开这一观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之所以如此概括，是因为自孔孟初创儒学以来，历代儒家就以仁为根本出发点，以义为基本原则来引导社会各领域制度规范的建构，意在为群体生活秩序提供一种合理的安排，这其实也是一切儒学理论的根本旨趣。所以，“仁义”向来就是儒家对现实生活各领域制度规范进行因革损益的根本依据和标准，更深一层说，“仁义”乃是儒家理解和应对一切问题的根本立场，这一原理一以贯之的体现在历代的儒学理论中，也就成为代代相传的儒学之“统”。 当然，对不少人来说，“仁义”就是一种道德概念、一套理论学说，甚至就是一个可供研究和学习的思想对象，但这恰恰是一种有待超越的现成化、对象化的理解，而不是我们此处要强调的在儒学传统的本初意义上的理解。其实，从韩愈指明“仁义为定名”，就可以看出，仁义并无“定实”，也就是说，仁义的意涵并不能固化为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存在物，而是指示着一种随顺着生活变迁而不断现身的、非现成化的儒家在世方式和“到场”状态。因此，在活生生的“生存”意义上，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仁义”的代代相传，也就是数千年来儒家在世方式自身的“言说”，就是历代儒家不绝如缕的“到场”状态的不断汇聚。这意味着儒学传统不仅出现先贤的生活中，占有着儒学的过去，而且也先行地参与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敞显着儒学的未来，因此儒学传统能够为现代人类生命的安顿、生活的幸福提供思想的指引和观念的启示，这其实正是我们当今复兴儒学的现实必要性。不仅如此，儒学传统因其非现成化而永远处于“待完成”的状态，能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可能。这种永恒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也正是我们当今复兴儒学的现实可能性。 儒学传统并不能凭空地传承，而总是要现实地附着在各种载体上，其中既有有形的物质性承载物，例如历经沧桑的文物古迹；也有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承载物，例如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所创建的儒学理论。毋庸置疑，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承载物”才直观到儒学传统，而其中传统儒学理论就是我们赢获儒学传统的一种最直接的通道，可以说，每一个传统儒学理论都如同儒学传统长河中一个驿站或一个节点，正是通过这些驿站和节点我们才进入到儒学传统之中，与此同时，它们自身也正是因为具有承载儒学传统的能力而产生价值。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每一种传统儒学理论都是各时代的儒者基于其当下的生活境遇，以其当时的生活内容对一以贯之的儒学原理而作的一种具体的充实，这也就是让儒学传统在具体的历史境域中具有了一种清晰化、条理化的存在形式。所以，就其实质而言，传统儒学理论就是儒学传统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中现身的一种具体的非物质化的实体样态。据此而言，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密不可分，一如道器不相离。 然而，传统儒学理论毕竟不是儒学传统本身。它们虽然无形，但都是通过概念之间的逻辑勾联而形成的某种具有固定结构的思想系统，这依然是一种凝固了的、现成化了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执守于传统儒学理论本身，那反倒是疏离了儒学传统。因为任何一种儒学理论都是儒家基于当时的生活境遇，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回应，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传统的儒学理论本身都是基于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创建的，并不是针对我们现代生活诉求和现代社会问题而给出的理论回应，而且由于传统儒学理论所承载的是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其中有诸多内容也并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诉求。因此，尽管各种传统儒学理论曾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足以表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这就是说，当前我们并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儒学理论可以照搬。更根本地是，如果我们仅仅着意于传统的儒学理论，那么就只能是对一个个“过去的”儒学理论进行移植或再版，而让原本敞开的、绵延生长着的儒学传统变成一个个“过去的”“现成化的”儒学理论的拼接。这实质也就将儒学传统锁定在了“过去”的维度上，再无法开显出新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无疑是宣布了儒学传统的终结。 以上所论意在表明，儒学传统是单数的、非现成化的儒学原理，而儒学理论则是复数的，现成化了的儒学传统形态，它们是各时代的儒家基于不同的生活情境，为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思想方案。因此，儒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而儒学理论却总是常新的，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尚书·汤盘铭》）。唯其如此，儒学理论才是与时偕行的学说，儒学传统才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知道，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就在于他对传统的继承并不是通过照搬尧舜文武周公的学说实现的，而是能够基于春秋时期的社会问题，汲取尧舜文武周公学说中的基本原理，创发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学说，由此才实现了对先贤思想的继承。同样道理，我们今天研究传统儒学的意图也不在于传统儒学理论本身，而是要通过传统儒学来把捉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并努力尝试赋予它一种现代性的理论样态。 其实，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近现代的儒者已经开始尝试创发符合现代社会的儒学理论了，其中通过“返本开新”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儒学就代表着一个现代儒学理论的高峰。只不过，其中“内圣”与“外王”断裂的诟病，依然暴露出“返本”的思想路径还是执守于传统儒学理论而错失了儒学传统本身。因此，当前的儒学复兴不能驻足于“返本”，还要进一步“溯源”，也即追溯创发当代儒学理论的渊源。这其实是要求我们抛开以往的现成化、对象化的思维范式，以立足当下，顺应时代为思考的首要条件，而不是以历史上某种具体的儒学理论为前提或预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现代性的生活内容重新充实起代代相传的儒学原理，才可能创发出回应现代社会问题的当代儒学理论。相应地，也唯有通过当代儒学理论的创建，儒学传统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接续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