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林：朱提文化论

△ 昭鲁坝子卫星云图

汉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大批汉族移民沿“五尺道”交通线进入云南，营邑立城，垦殖生产，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推动了滇东北朱提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朱提地区超越滇池区域，成为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

本文拟就汉晋朱提地区文化的发展、特征、断裂及名称等问题略作概述，敬请专家读者教正。

一、朱提文化的发展

朱提，县名。《汉书·地理志》注：“朱音铢。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提又作“㮛”“缇”，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盖本少数民族语言之译音，故无定字”。其地在今昭通，有朱提山。《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属县五，户八千”。两晋南朝因之。其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昭通地区，包括邻近的东川、会泽、宣威及黔西北的威宁、毕节、水城等地。

朱提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孕育时期。今昭通地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当交通孔道，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还在秦汉开“西南夷”以前，朱提地区就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

1982年11月，在昭通城北约15公里处的过山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此化石有接近于猿人的原始特征，又具有接近于现代人的进步特征。但其性质总的较晚期智人一新人具明显的原始性，似乎接近于早期智人——古人，被命名为“昭通人”。昭通人上承较早的元谋猿人，下接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晚期智人，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增强了云南地区人类发展的连续性。[1]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今天的昭鲁坝子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初始的人类文化。

新石器文化滇东北自成类型，目前已经发现遗址多处，以昭通闸心场和鲁甸马厂遗址为代表。闸心场遗址位于昭通城北12公里处，出土石器四件，其中梯形和长条形就各一件，残斧一件，扁圆形石器一件，磨制极精，为它处所未见。出土陶片300多块，以泥质橙黄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陶器有两件完整，一为平低侈口罐，一为单耳细颈小瓶。纹饰简单，有平行划纹、圆点纹和粗弦纹，施于器物口沿或肩部。[2]鲁甸马厂遗址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出土梯形、长条形有段石镣及新月形、长条形石刀，其中的有段石锛非常罕见。出土陶片500余件，以泥质灰陶居多，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黑陶极少。陶器有碗、单耳小罐、平底罐、勺形器共九件，手制，但造型圆整，似已使用转盘。另有三件灰胎黑陶打磨极光，为它处所无。[3]

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以单耳细颈小瓶和有段石锛为主要特征。方国瑜先生认为其石器“与滇池、雅安所见相似。……年代应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4]该文化的主人应与战国初年沿岷江迁入滇东北的僰人有关。[5]李昆声认为其磨制极精的黑陶器似与著名的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6]汪宁生认为马厂遗址出土的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的葫芦勺全同”。[7]可见，滇东北新石器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中原、巴蜀、滇池、夜郎等文化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复合型文化的特征。

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春秋初期，蜀族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蜀国，它和公元前8世纪末叶巴族在川东建立的巴国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该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包括整个朱提地区。据《蜀王本纪》载：最早的蜀王杜宇生在朱提，其妻梁氏女利也是朱提人，这表明朱提地区早在春秋初期就与川西成都平原发生了联系。到保子帝时（杜宇后三世），攻青衣，雄长僚僰，更将其纳入了蜀国的统治范围，促进了朱提地区文化的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则朱提已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农业生产。又据最新方法发现，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某地，“证明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8]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考虑，这个“某地”极有可能指后来云南开采时间最长的东川铜矿（即朱提郡属的堂琅）。另外，公元前4世纪以前开通“蜀身毒道”后，商人往返于途，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给朱提地区带来了各种文化的影响。此时，朱提地区的民族是僰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国饶“僰僮之富”，当指从川南和朱提地区掠僰人的奴隶买卖非常盛行。僰人，《水经·江水》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属羌之别种，原来居住在黄河上游，春秋时迁到今四川雅安地区。蜀保子帝时迫于压力沿岷江流域迁往今川南及滇东北。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中心建立了“僰侯国”。秦汉朱提地区称为“西僰部”，有君长。他们是西南地区最为先进的民族，在朱提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

（二）繁荣时期。公元前316年，秦遣司马错发兵攻灭巴、蜀，置巴郡、蜀郡，移秦民万家实之，以其为基地经营西南地区。秦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地区通道、设郡、置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五尺道是从今四川宜宾经昭通达曲靖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长千余里，由于工程艰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一支由内陆征调来的民工和长期在此施工，成为移入朱提地区的汉族人口。西汉王朝继续经营西南夷，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军进入川南和“西僰”部族区，以其地置犍为郡。其中朱提（今昭通市）、堂琅（今东川、会泽、巧家）、南广（今镇雄）、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存阝䣕（今宣威）5县在今滇东北和黔西北。与此同时，汉王朝又发巴、蜀、广汉卒数万人修筑自僰道至牂牁江（今南盘江）的“南夷道”。《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略通夜郎、西僰时，“（蜀）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转漕”就是运输民工。后因巴、蜀租赋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9]加上征发从军的“三辅罪人”“京师亡命”及往返于滇蜀间的商贾，大批汉族移居朱提地区，形成相对集中的汉族移民区，汉文化在五尺道交通沿线根植下来，朱提地区成为汉王朝势力和汉文化进入云南的前哨阵地。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滇”国的灭亡，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发生断裂，云南文化的中心开始东移。到了东汉，中央王朝的势力进一步深入，设置了犍为属国都尉统治，有汉户7938，口37187。[10]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朱提地区取代滇池成为云南文化发展的中心。

1.水稻种植与开凿龙池

朱提地区是汉代移民屯田的重要地区，他们将内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五尺道”交通沿线。《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说：“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同书卷10《文齐传》载文齐孝平帝末（公元1～5年）为犍为属国，则在东汉初年。（按：此时尚未设犍为属国，当是为犍为南部之误。）文齐在东汉初年率领汉族移民穿渠引水溉田，推广了内陆的水稻种植和灌溉技术。龙池，左思《蜀都赋》谓：“龙池湍氵暠瀑喷其限”，刘逵注曰：“龙池，在朱提南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作'数十里’），地周四十七里。”后人推测为近代昭通鲁甸之间的八仙海，今已成平陆。又有千顷池，魏完《南中志》说：“（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永昌郡传》也载：“朱提郡……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则千顷池别为一池，与龙池有别，其地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认为昭通府“南有小长海，水名千顷池。”[11]是时，朱提地区有两池溉田，其中龙池得到了开凿整修，表明当时的昭鲁坝子上水稻种植非常普遍，与此相应必须形成和内陆不相上下的灌溉技术及稻作文化因素。另外，昭通、鲁甸“梁堆”汉墓中还出土了大批青铜和铁器生产工具，其铁器基本和内陆铁农具相同。墓葬封土中还发现过上铸“蜀郡”、“千万”或“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口锄，是东汉以前由四川传入的。[12]且出土的明器中有水田、池塘等，[13]反映了汉代朱提地区农业生产的高超技术及其与内陆的联系。

2.灿烂的青铜文化

《续汉书·郡国志》说：“朱提，山出银、铜。”由于朱提地区的铜矿开采较早，到东汉时期，本区已成为全国青铜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品以传世朱提、堂琅洗最为著名。洗是一种盛水之器，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使用，到东汉时因产于朱提、堂琅两地而得名，其收藏遍及南北。近世昭通“梁堆”墓中多有出土。据有关专家统计，作于朱提、堂琅之器，有地名可考的共50多件。其余未著地名而可知是朱提、堂琅造的，仅容庚《汉金文录》所著录，亦20余器，数量不少。[14]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纹饰多采用双鱼纹和鱼鹭纹，以“富贵有余”“吉庆有余”之谐音象征吉祥富贵。其款识多为纪年及产地，少数间以吉祥语。有的末尾附有“工”或“牢工”等字样，有学者据此推测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属“工官”所有，更有以为有工场手工业存在。[15]对此前人已做考校，认为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尚掌握在私人（大姓）手中，此二字是夸耀器物精工坚固之意。[16]传世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纪年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止于灵帝建灵四年（公元171年），表明这一个世纪的时间是朱提青铜文化鼎盛发展的时期。《南齐书·刘俊传》言蒙城（今昭通）“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可见其规模之大。朱提地区的青铜器工艺精巧，按一定规格为市场成批生产，闻名全国，受同期蜀郡洗制造技术的影响而又可与之媲美，这与汉代朱提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 东汉“建初五年”堂琅铜洗

东汉以后，朱提地区在冶金方面又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那就是白铜的发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说：“白铜出云南”；17至18世纪欧洲的书籍中也说白铜出云南，经广州出口，有的则直称“云南白铜”。[18]白铜是铜镍合金，我国当在公元3世纪以前就发现了镍：并制出铜镍合金。后白铜经波斯（称为“中国石”）传入欧洲，受其影响，欧洲人直到公元1751年才提炼成功。。可见我国汉代有色金属的开釆、冶炼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镍和铜镍合金的发现是云南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3.闻名全国的朱提银

《汉书·地理志》朱提县注：“山出银”，则至迟在西汉朱提地区就进行了银的开采和冶炼。王莽时改革币制，发行“银货二品”，据同书《食货志》载：此“银货二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可见当时朱提地区银的产量一定很高，足敷全国通货之用，其质量也驰名全国，广为流布。后来“朱提”一词直接为白银的别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朱提银直到近代还有发现，1935年昭通刘家包包“梁堆”出土银一块，重达2公斤以上，上刻铭文一行：“□年重五十斤”[19]；另一传世品称“朱提银块”，方形，已裂成3块，上5字惟“提”“银”2字依稀可辩。[20]据推测，汉时的朱提银矿可能就是直到清初产银仍为全国之冠的鲁甸县乐马厂，其矿石一般含银24/10000，最好的达94/10000。[21]要从这不到1%的含量中提炼出精银，决不是一般的技术水平所能办到的。到三国时，朱提银矿的开采和冶炼虽呈衰势，但威名尚存。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釆之不足以自食”。[22]仍将朱提银和汉嘉金相提并论。除铸造银币外，至迟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又利用自己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钱币。传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钱范，背书“日利千万”，与其它地区发现的王莽钱范完全相同。[23]

4.儒学传播和孟孝琚碑

朱提地区交通沿线的大批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内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内陆汉族的社会文化完整地移殖到了边疆地区，形成所谓的“南中大姓”。在大姓的产生过程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诸家，应该说，他们推动了本区儒学文化的发展。朱提地区的儒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巴蜀的影响。还在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就派人到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24]开地方郡国设儒学的先例，推动了巴蜀儒学的迅速发展。川南的犍为郡很快成为儒学水平较高的地区，子弟多以儒学致用，并有位列三公者，后朱提太守多为犍为人士担任。朱提地区因位于犍为南部，也是一个设学的重点，其儒学水平远在滇池益州之上，著名的孟孝琚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 孟孝琚碑拓片

孟孝琚碑（以下简称“汉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在昭通城东十里之白泥井出土，为现存云南最早的碑刻。碑身上截已缺，年号无征，高1.27米、广0.99米，文15行，行十五字，隶书。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此碑出土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前人多作题跋，方国瑜先生考证为东汉和帝年间之物，[25]碑主孟孝琚（广宗）4代前由蜀郡严道县迁居朱提，“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汉时通一经者即为“博士”，孝琚称为“名儒”是当之无愧的。

（三）延伸时期。自东汉末年起，朱提地区陷入了动荡不宁的局面，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政策造成了汉族移民和僰人的对立，斗争绵亘不断。另一方面滇池区域的叟人又逐渐向滇东北发展，在朱提地区形成邑聚。其渠首夷帅与汉族大姓结成“遑耶”的姻亲关系，[26]与代表封建朝廷的太守、长吏展开角斗火并。朱提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僰人被迫沿交通线迁往味县（今曲靖）。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镇压了南中大姓的反抗，移庲降都督治味县，将政治中心从朱提转移到味县。随着民族迁徙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朱提文化的重心也移到了味县，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1.银铜冶造业的衰落和冶铁业、制盐业的出现

三国时诸葛亮说：“汉嘉金、朱提银，釆之不足以自食。”魏完《南中志》言朱提郡“旧有银窟数处”。《南齐书·刘俊传》记蒙城“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传世朱提堂琅洗铭文最晚为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以后则未发现，表明朱提举世闻名的银铜冶造业已经衰落。但在冶铁业和盐业方面却有发展，昭通“梁堆”墓出土的铁锄上有“蜀郡”“成都”等字样，明显是从四川输入的。另也出土刀、剑、削、棺钉等纯铁器，却没有朱提地区出铁的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建宁郡（治味县）有大姓铁官令毛诜，则冶铁业出现在朱提文化南移后的建宁地区。又同书载南广县（今镇雄）“有盐官”，则制盐业已经出现。

△“建初元年”朱提造铜洗

2.汉夷文化的交融——霍承嗣壁画墓

两晋时期，朱提地区的青铜文化虽已衰落，但社会经济仍在向前发展。汉族大姓逐渐夷化，汉夷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昭通东晋霍承嗣墓（以下简称“晋墓”）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代表。该墓发现于1963年，由砂石叠砌而成，顶呈覆斗形。墓室内四壁绘有彩色壁画，分画人物及鸟兽。北壁正中为墓主坐像，戴平底小冠，穿右衽长袍，右手执尘尾。左立一旄节，右有仪仗架，立曲柄华盖、旄幢、幡、团扇等。上有墨书铭文八行，记墓主家世、官职及死后由蜀郡改葬朱提的经过。字体与晋人写经卷由隶书过渡到楷书的笔意相类。西壁所绘人物披毡赤足，发结突出一角于顶。[27]方国瑜先生称其画工技巧不佳，古朴粗略，并考证霍承嗣即大姓霍彪。壁画中披毡赤足者与近代凉山彝族服饰相同，突出如角的发结即彝俗所谓“天菩萨”髻，这就是《华阳志·南中志》所载大姓领有“夷汉部曲”中的夷部曲形象。[28]在屯田生产中，大姓和部曲间包含着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这是一个进步的社会经济因素。壁画中西壁人物的披毡有花纹和染色，表明朱提地区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 霍承嗣墓壁画

3.儒学继续发展与大小爨碑

益州和朱提设学后，随着文教的传授和濡染，到晋代，云南仕进实行了察举制度。《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宁州“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四姓即南中大姓，有“四姓五子”之说，表明云南的儒学传播又有所发展，大小爨碑就是这一文化发展的代表。

△ 爨宝子碑拓片

大爨碑即“爨龙颜碑”，在今陆良县东南15公里之薛官堡斗阁寺。记载了刘宋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大姓爨龙颜家族的事迹。小爨碑即“爨宝子碑”，今在曲靖一中。记载了晋建宁太守爨宝子事迹。两碑均享誉海内，为爨氏独霸南中时期不可多得的文物资料，诸家题跋较多。大小爨碑无论从碑制、辞章、音韵等方面，都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承袭关系。碑文体制古茂，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小爨.碑还体现了“野（无法）、蛮（无理）、怪（无度）”的美学特征。[29]当前，一般将两爨碑所反映的文化称为爨文化。我们认为，爨文化是夷汉文化冲突和交融的结果，爨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实际上是汉晋朱提文化的继续和发展（理由后述）。

二、朱提文化的特征

（一）朱提文化是复合型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地域性文化。综观朱提文化的发展，其发达的儒学、农业生产及银铜冶炼自不必说，其它如生活习俗、服饰、宗教信仰、丧葬礼俗等方面无不体现了汉文化的因素。

1.生活习俗。晋墓东壁和西壁绘有楼阙，使用斗拱。南壁绘有房屋，有斗拱、瓦顶，檐牙高翘，为典型的汉室房屋。墓主还使用汉族常用的尘尾和仪仗等。“梁堆”墓中出土的壶、洗、盘、釜等日常生活用具均为典型的汉式器物，且陶鼎、提梁壶、铜洗（釜）的配套组合，也与同期内陆一致。另外，内陆汉族的“六博”之戏也在朱提大姓中流行。[30]

2.服饰。晋墓墓主戴平底小冠，穿汉式右衽长袍，其侍从着黑帻长袍，武士则头戴盔、身穿铠甲，又有穿短衣，着蓝灰色长裤、乌帽、黑鞋者，均为汉式服装。

3.宗教信仰。晋墓南壁用朱色绘有“米”型纹样，或以为是天师教（即五斗米道）符号，与道教近。[31]晋时犍为郡是巴蜀五斗米道的中心，该道由此传入朱提，与僰、叟人所信巫鬼教结合，造成朱提地区民间和大姓上层的广泛信仰，爨碑也有道家思想的反映。另外，汉碑侧有龙凤纹，下刻玄武；晋墓东西南北分纹白虎、青龙、朱雀、玄武，以求祥瑞；昭通白泥井三号墓的棺椁上也有大致相同的画像，风格与四川的完全相同，表明朱提地区也有对龙、凤及所谓“四灵”的信仰。[32]在祖先崇拜方面，汉碑记孟氏客死武阳，归葬朱提祖莹，“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勋于后人。”他们相信死者魂灵将回归祖莹，与祖先团聚。晋墓也记霍氏先葬蜀郡，改葬朱提，并希望他“越渡□余，魂来归墓”所寄托的信仰与内陆完全相同。

△ 图片来源：云南考古所网站

4.丧葬礼俗。“梁堆”墓的发掘表明，从衣衾装殓、随葬器物、棺椁下葬到起坟立碑一整套习俗都和内陆的汉族一样，其墓葬形制也与内陆相同。汉碑和晋墓所反映的归葬、改葬也是家族观念浓厚的表现。。

但是，朱提文化还受到其它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在前面已有论述。应该强调的是汉末及两晋汉族夷化过程中夷人文化的影响。晋墓西壁的夷部曲所披毡衫及“天菩萨”习俗属于土著的叟人文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伴引夷经”。《三国志·蜀志》载雍闿“假鬼道”抗蜀，将蜀汉益州太守张裔缚与吴，“鬼道”即夷人的鬼教。

（二）朱提文化是动态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其孕育期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农业文明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繁荣期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朱提银铜和儒学传播上，其本身就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延伸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在汉夷文化的交融，汉文化仍是主流，但夷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

（三）朱提文化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古朴、典雅，但求实用，不务奢华。

朱提银以质量取胜，流通全国。朱提堂琅铜器多为生活用具，以素面为主。其款识和纹饰的艺术风格较为纤瘦凝重，具有一种庄严典雅的格调。”既不同于滇文化铜器备极奢侈工巧之附饰和图案，又与同期蜀郡铜洗“恣肆活泼”的风格存在差异。[34]朱提堂琅铜器以其产量大和实用行销全国。“梁堆”墓中出土的铜器也多为实用器具，如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摇钱树”，作树枝状，上缀五铢钱及鱼龙、神怪形饰片，插在一个四面作双角兽形的陶座上，是一种用于夸示或祈求财富的装饰品。[35]又如昭通洒渔出土的“日光”“星云”铜镜，纹饰简单，风格古朴典雅。[36]另外，汉碑及爨碑等碑刻“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晋墓壁画“画工技巧不佳，古朴粗略”，表明朱提文化的造形艺术中，始终贯穿着朴实无华，为社会生活服务的风格。

朱提文化上承滇文化，下接南诏大理文化，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举世闻名的朱提银、朱提堂琅铜洗、汉碑、晋墓、爨碑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镣和白铜的发明为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三、朱提文化的断裂

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袁滋出使南诏，从石门道（即五尺道）入朱提故地，沿途为阿旁、阿夔、阿竿路、暴蛮、卢鹿蛮、磨弥敛等乌蛮部落分布，称为“生蛮”。“男则发，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三译四译乃与华通。……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至鲁望（今鲁甸），则“曲州、靖州废地及丘墓碑阙”皆在，[37]繁盛一时的朱提文化消失了。其原因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待解之谜，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我们认为，造成朱提文化断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朱提文化是在中原王朝的“开边”政策下，汉文化以大量汉族移民为载体，沿交通线传入朱提地区，与僰人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当时朱提地区政治上还是中原王朝经营云南的前哨阵地，经济上地主经济并未获得显著发展，并不具备产生区域文化的各种条件。朱提文化实际上是外来文化，其消亡不可避免。

（二）朱提文化是伴随着秦汉王朝经略西南的不断深入繁荣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多事，各朝政权迫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无力继续经营西南，势力往北收缩。唐初，云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洱海区域出现，朱提地区成为唐和南诏两大势力分界的中间地带，政治地位急剧下降，文化很快衰落下去。

（三）朱提地区是云南与中原联系的交通要道，朱提文化的发展繁荣与交通线的畅通与否有很大关系。自南朝以来，南中大姓争扰，东爨乌蛮部落占据朱提故地，石门道阻塞不通。唐代云南与内陆交通，以取道嵩州的清溪关道（即汉之零关道）为主要。隋万岁由此南征，唐贞观年间此道大开。后又有经安宁之安南道，通黔中道及通邕州道，均为南诏通中原的交通线。樊绰《云南志》载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归唐，三路发使，一出西川，一出安南，一由黔中，就是取此三道。朱提地区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交通地位，文化也就衰落了。

（四）东汉末到南北朝时期，朱提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直接造成了文化的衰落。一方面，朱提文化的主人汉族移民和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僰人的经味县、滇池迁往洱海。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叟人迁入朱提地区，形成东爨乌蛮各部落。造成汉民和僰人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庲降都督、南宁州都督府均治味县）；其次是汉族统治阶级对僰人的剥削压迫造成双方斗争不断；再次是叟人迁入后造成的压力；第四是代表封建朝庭的太守、长吏、拥兵自雄的大姓、当地的夷帅（尤其是叟人渠首）三种势力间的角斗火并，使朱提地区长期扰攘不宁；最后是封建朝廷征调朱提僰人到滇西地区作战。《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九年（42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前往镇压昆明诸种的反抗。[38]

（五）南中大姓势力膨胀，出现爨氏独霸的局面，这实际上阻碍了朱提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大姓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独占文化，逐渐走向保守。[39]如爨氏独霸南中时也独霸了文化（主要是儒学）。另一方面，大姓与夷帅结成“遑耶”的姻亲关系，造成了众多文化较低而势力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

四、朱提文化正名

本文将远古至南北朝时期滇东北区域繁荣一时的文化称为朱提文化，理由如下。

（一）“朱提”一名最早出现于西汉，先为山名，后为县名，再为郡名。一直沿用到唐初，共存在了近800年。该名称存在的时间正是滇东北区域文化繁荣、发展和延伸的时期。“朱提”所指的范围与滇东北区域文化的范围基本相当。政治中心就是文化中心，滇东北区域文化衰落后，“朱提”作为行政名称也就消失了。因此，我们认为以“朱提”命名滇东北区域文化是适当的。

（二）朱提银铜在全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唐宋以来“朱提”成为白银的代名词，这在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中比比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以“朱提”命名滇东北区域文化既顺理成章，又能体现该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三）有学者将滇东北区域文化称为“千顷池文化”，并详细推论该池在今昭鲁坝子中的地理位置。[40]这一方面是为了与滇池文化、洱海文化相对应，没有多少文化史学上的根据。另一方面，关于千顷池，魏完《南中志》称为“大滇池水”，《永昌郡传》称为“大泉池水”，可见面积不大。同时期又有龙池，《续汉书·郡国志》谓“地周四十七里”，面积也不大。当是滇东高原上的两个湖泊，并未相连，影响并不深远。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中尚无渔业遗迹，袁滋出使途经昭通时也无大湖的记载；元明清昭通也没有出现以湖泊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发展带。因此，千顷池、龙池不可能与孕育滇文化、南诏大理文化的滇池、洱海相提并论，以一个面积不大，影响不深，且一般大众不知其名和所在地的“千顷池”命名影响较大的滇东北区域文化是值得商榷的。

（四）近年来出现的爨文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爨氏独霸南中时期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创造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二是指元明清以来今彝族先民爨蛮（罗罗）所固有的文化。[41]有论者称爨文化是云南文化发展史上的三大系统之一，对滇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42]这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滇文化断裂后，云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朱提地区，“爨”的时间从晋朝开始，“爨文化”是不能涵盖汉代朱提银、铜、白铜及汉碑所反映的文化。其次，爨氏称霸后，其经济文化与西汉朱提地区相比是落后了。晋墓和爨碑反映的文化实际上夷汉文化的交融，是朱提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再次，著名的“梁堆”墓群所反映的文化也不是“爨文化”能够涵盖的。“梁堆”墓存在的时间几乎与朱提文化的繁荣、延伸时期相一致，其分布范围体现了朱提文化的南移和辐射范围。“梁堆”反映的文化就是朱提文化。

注释：

[1] 《云南昭通发现的人类化石》，载《云南文物》1984年6月第15期。

[2] 葛季芳《云南昭通闸心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60年第5期。

[3] 《云南昭通马厂和闸心场遗址调查简报》，载《考古》1962年第10期。

[4][11]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19页、103页，中华书局1987年。

[5] 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49页，1981年。

[6] 李昆声《云南文物古迹》第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7][12][19][20][23] 汪宁生《云南考古》第92，1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8] 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四十年》，载《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9] 《史记·平准书》。

[10][22] 《续汉书·郡国志》犍为属国及注引。

[13][30][32][33] 参见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14] 方国瑜《朱提堂琅铜洗概说》，见《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第16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 陈序德《朱提银铜考》，载《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9页。

[16][17] 林声《从考古材料看云南冶金业的早期历史》，《云南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第51页、52页。

[17] 张资珙《略论中国的镍质白铜和它在历史上与欧亚各国的关系》，载《科学》第33卷第2期（1957年10月）。

[18] 李述方《汉宋间的云南冶金业》，载《云南矿冶史论文集》第28页，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

[24] 《汉书·文翁传》。

[25] 方国瑜《孟孝琨概说》，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160页。

[26] 《华阳国志·南中志》。

[27] 《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63年第12期。

[28] 方国瑜《晋霍承嗣墓字壁画概说》，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

[29] 陈孝宁《试论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载《爨文化论》，第30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31] 谢允鉴〈昭通东晋墓壁画记》，载《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8页。

[34] 孙太初《朱提堂琅铜洗考》，载《云南青铜器论丛》，第18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35] 葛季芳《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载《考古》1960年第5期。

[36] 陈本明《云南昭通茨泥巴出土两面汉镜》，载《考古》1982年第3期。

[37] 樊绰《云南志》卷一。

[38] 参见林超民《僰人的族属及迁徙》，载《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

[39] 刘小兵《滇文化史》第1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40] 参见王文光《滇东北千顷池文化初探》，载《文化·历史·民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41] 何耀华《爨文化论·序》，见《爨文化论》第5页。

[42] 参见《爨文化论》。

原载于《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