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篆刻艺术谈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卿，字仓石。后改字昌硕，号缶庐、苦铁、破荷、大聋、缶道人等。中年后以字昌硕名世。浙江安吉人。曾做过一个月安东知县，后辞职。早年研习秦汉古玺、镜铭、封泥、切玉、汉凿铸印之法，中年私淑吴熙载、赵之谦，脱却自身习气，开创新的境界。精通诗文书画，专攻石鼓文，“诗书画印”四绝，堪称近代艺坛的集大成者。主要印谱有《削觚庐印存》 《缶庐印存》和《吴昌硕印存》等。

吴俊之印 吴昌石

一、篆刻分期

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昌硕生于浙江省孝丰县彰吾村（原属安吉县），13岁时跟随父亲学习篆刻，因太平天国之乱，又随父亲背井离乡而避难，尝尽人间冷暖。同治四年（1865）吴昌硕应乡试而中秀才。其后，开始学习诗、书、金石学。29岁时随金杰赴上海、游苏州，结识艺苑名流。在杭州拜著名学者、经学家俞樾为师学习诗词及古文字学。这年秋，与归安县菱湖镇的施酒（季仙）结婚。此时，号剑侯、香圃、逸光，常用号蕪园、齐云馆

在吴昌硕36岁时所作的两面印“缶庐、芜青亭长饭青芜室主人”中描述少年时期的苦难：“昔余避难山中，欲求草根、树皮代粮而不可得，同谷长镵之叹，无以过之。以三字名吾室，亦痛定思痛之意，仓硕。”在其78岁时所治的“同治童生，咸丰秀才”一印的边款中描述：“予生不辰，于咸丰十年庚申，随侍先君子避洪、杨之难，流离转徙，学殖荒落；同治四年，乙丑乱靖，广文潘芝畦师强曳之应试，乃入学。”少年时家境的流离转徙，学殖荒落，使得吴昌硕投身于艺术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和“一月安东令”两印边款中自嘲：“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吾早有语谢督邮。”友人沈汝瑾在慰藉他去安东时作五言诗相赠：“骨贱难收傲，心孤欲近禅”。

根据吴昌硕传记和遗印可以得知，他早年篆刻得力于陈曼生、徐三庚之法，此外，又广泛涉猎西周彝器铭文、春秋石鼓、战国古玺、秦汉凿铸印、切玉之法以及汉碑篆额、晋砖汉镜、封泥古匋等，遂自成一家。以往徽派和皖派的篆刻家善于使用锐刀薄削，而以丁敬、蒋山堂为代表的浙派则提倡运用钝刀硬入，从而在气息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缶翁在知天命之年，驱使浑厚的钝刀硬入，并保留了浙派特有的切刀之法，这也就成就了他粗头乱服、朴茂苍劲的印风。目前所能看到的“寄驻西湖近六桥”一印，署名为“剑侯”，是已知吴昌硕最早的刻印。

吴昌硕37岁时刻有“削觚”一印，此时他寄寓在退庵老人吴云的“两罍轩”中，得以领略其收藏的三代彝器、古籍、碑版、古铜印等，使吴昌硕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篆书摹印又进入了新的佳境，手拓印《削觚庐印存》。期间，吴昌硕又拜江南大儒、大学者俞樾（1821—1907）的门下，研修训诂小学、诗文。从“俞樾私印”的边款：“曲园夫子大人晦正，门生吴俊卿谨刻”中可以看到他尊师重道、谨慎谦逊的态度。

恨二王无臣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吴昌硕52岁时作隶书联赠予藐师，曰：“缶无咎，石敢当”。并以“缶无咎”一印相赠。藐师，即指杨岘（1819—1896），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迟鸿轩主等。归安人。杨岘酷爱晋砖、汉瓦。吴昌硕仰杨岘为师，两人的关系亦在父子与师友之间，他对于吴昌硕刚毅超脱的性格塑造亦给予了强烈的影响。这段时间，吴昌硕有幸结识了大画家任伯年、咸丰十一年（1861）进士方浚益（？—1899）、内阁学士汪鸣銮（1839—1907）、咸丰六年（1856）进士沈秉成（1823—1895）、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费念慈（1855—1905）、光绪元年（1875）进士郑文焯（1856—1918）和苏州的金石收藏大家潘祖荫（1830—1890）、大收藏鉴赏家吴云（1811—1883）、同治七年进士、金石学家吴大澂（ 1835—1902）等人，这些人均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金石学家、训诂学家或是书画收藏家及鉴赏家、文物鉴定家等，这对吴昌硕的艺术的提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年以后，吴昌硕愈发对吴让之的篆刻倾倒不已，并以秦汉凿、铸印、汉封泥为主，广泛涉猎金文、古泉、砖瓦及以石鼓文字直接入印。

吴昌硕在“葛书徵”一印的边款中认为：“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西泠一派实祖于此”；在“昌石”一印中：“古匋器文字，得汉银印法”；在“聋缶”边款里谈到：“秦诏权量，用笔险劲，朴气横溢，汉人之切玉印，胎息于斯”；在“聋缶”印中曰：“刀拙而锋锐，觅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在“吴氏、缶翁”两面印的边款中说：“岁卯二字，神味浑穆，自视颇得汉碑额遗意”；在“平湖葛昌枌之章”印的边款中云：“汉有铸、凿各印，更有古拙而兼平实者。作是印，余年已七十有一。老眼昏瞥，信手成之，自视此中意味。介于铸、凿之间，犹作画者之兼工带写也，此非年少时锐意摹汉者所能臻此”；在“当湖葛楹书徵”边款中又说：“书徵先生鉴家属，拟汉印之精铸者。平实一路，最易板滞，于板滞中求神意浑厚。予三十年前，力尚能逮也。不意老朽作此，迥非平昔面目，其荀子所谓‘美不老’耶”，这些流露在边款中的真知灼见仍能随处可见。

吴昌硕从52岁至70岁期间，篆刻作品骤减，在书画落款上书写“病臂”二字。在他71岁时所作“葛昌枌印”的边款中写道：“余不治石，几二十年。兹为祖芬先生仿汉官印之平实者，自视饶有古趣，然十指已痛如迸裂矣。”在“楚锾秦量之室”边款中写道：“景张得楚锾金、秦鞅量，稀世珍也。属俊卿刻印，时病臂未瘥，为篆石，乞星州为之。”此时病臂，身体欠佳，代刀现象时有出现，或篆好印稿，让其子或学生代劳。

成德堂珍藏

二、印谱集结

本文重点论述目前在日本所流传的吴昌硕的早期印谱。唐醉石于休景斋对署名“剑侯”印时记：“吴君彦臣好蓄缶老刻印，毕生搜求得百余方，欲为谱而赉志以没。节庵三兄偶得吴君所藏者四十余方，拓入所集《缶庐印谱》中，吴君有灵当感知遇。剑侯，缶老初号也，此印当在30岁以前所作。”可见吴君对吴昌硕篆刻艺术独具慧眼，且有知遇之恩。

吴昌硕33岁时编《齐云馆印谱》，亲笔所书“吴儁昌石著”的题签，此印谱收入55方印章。《齐云馆印谱》创作的最初动机与来源，可以看出由陈鸿寿、徐三庚的印风向吴熙载、赵之谦创作意向发生转变的倾向。在吴昌硕平静的内心里，还隐藏着另外一种倔强的性格—冲动、反抗、热情与好奇。

有关手拓《削觚庐印存》，有许多版本。光绪九年（1883）有徐康题写封面的《削觚庐印存》，并题小跋：“苍石酷嗜石鼓，深得螭扁遗意，今铁书造诣如是，其天分亦不可及矣。”收入吴昌硕40岁时所作的65方印拓，为日本圆山大迂旧藏。光绪十二年（1886）手拓《削觚庐印存》，有张定题签、杨岘题写封面，收录了吴昌硕43岁时所作的26方印拓，由日本园田湖城旧藏。还有一版《削觚庐印存》，由杨岘题写封面，收录吴昌硕143方印章，一帙四本，为日本山崎节堂旧藏。

光绪十五年（1889）《缶庐印存》，一帙二本，所收39方印拓。吴昌硕在自序中颇为自信地说：“余少好篆刻，师心自用，都不中程度。近十数年来，于家退楼老人许见所藏秦汉印，浑古朴茂，心窃仪之。每一奏刀，若与神会，自谓进于道矣。”民国二年（1913）西泠印社辑《缶庐印存》，这恐怕是吴昌硕初任西泠印社社长之职以来，西泠印社所推出的重大的文化项目。该印谱一帙四本，所收221方印拓。杨岘在题序中说：“昌硕治印，亦古拙，亦奇肆，其奇肆正其古拙之至也。方其睨印踌躇时，凡古来巨细金石之有文字者，仿佛到眼，然后奏刀。砉然神味，直接秦汉印玺，而又似镜鉴、瓴镝焉。”在《缶庐印存》第二集中，有吴昌硕自题诗句：“凿窥匋器铸泥封，老子精神本似龙。只手傥扶金石刻，茫茫人海且藏锋。”在《缶庐印存》第三集里，有当湖葛昌楹在序言中的高度评价：“如今昌硕吴先生以书画名海内，而其篆刻更能空依傍而特立，破门户之结习絜长，去蔽自为风尚，盖当代一人而已。”民国八年（1919）也出版了一套《缶庐印存》，所收144方印拓，一匣八本，有藐翁杨岘题序、长水寐翁沈曾植题序和苦铁自记。在吴昌硕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在日本发行了一帙二本的《缶庐印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观自得斋印存》，徐士恺辑，所收148方印拓，一帙八本。在其吴昌硕小传中介绍：“吴俊卿，字苍石，号苦铁。受知于沈仲复、吴平斋、陆存斋、杨藐翁诸公，故学有根抵。喜学石鼓，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一如其书。晚年兼工花卉，专以气韵在青藤、白阳之间。”

《苦铁印选》，方节庵辑，1950年宣和印社刊行，一帙四本。该书收录吴昌硕430余方原印印拓，是当时最多的一部印谱。海门王贤在序言中写道：“今年自春，徂秋手拓苦铁印选，举其私藏并借自友人凡四百三十余方编为四卷，属贤为序。贤受而读之，乃知胪举之博，为他谱所未有。少作面目尤多，神态各殊，有与中年以后截然两途，使人不敢置信者，惟家人及故旧门生审知为真迹耳。然则是谱之作，虽不能谓为全豹，已可见其取径之广，植基之厚，旋转曲折，然后开中晚年之奇境。独立苍莽，殆欲前无古人，后之学者，欲寻源审变、融会贯通，必将于是焉。”1977年日本书学院根据此本也刊行了一套十三册的《苦铁印选》。

此外，还有马公愚题签《吴昌硕印存》一集，收印拓42方；二集，收入29方；三集，收录30方。另外，昭和十九年（1944）由日人松尾谦三所辑的《清朝名人印影》中，也收入吴昌硕印拓50方。西川靖盦题签《乙酉劫余继述堂所藏印谱》，收入吴昌硕印拓12方；昭和24年（1949）钱瘦铁题签《缶庐印存》，收入吴昌硕33方印拓。

海日楼

三、日友交往

清光绪三十年（1904），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四人相聚西湖，在孤山研讨印学，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创立了印社。1913年，举行了建社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正式定名“西泠印社”，并推任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吴昌硕大名遂名扬海内外，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前来拜师并成为首批日籍社员。与此同时，日本友人索求书画、治印者络绎不绝。“东作”“日下鸣鹤”“日下东作”“野鹤”“鹤寿千岁”等印，即是吴昌硕为日本近代碑学派书法大家日下部鸣鹤所作的自用印（现藏日本新潟大学）。日下部鸣鹤（1838—1922），名东作，字旸，号鸣鹤。近江彦根人。1880年，杨守敬（1839—1915）赴日时在日本书坛刮起了“碑学”派旋风，他同岩谷一六、松田雪柯一起拜师于吴门下，遂成为日本碑学派书道的巨星。

吴昌硕在48岁时曾为日下部鸣鹤刻过“日下东作、子旸” 两方印章。河井荃庐在28岁时摹刻这两方印章后，并致信给吴昌硕，翌年，便决意来中国游学。河井荃庐（1871—1945），初名得，字子得，后改名仙郎。京都人。篆刻初随筱田芥津学浙派印风，继而去上海问学于吴昌硕。此后，从秦汉古典到近代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博涉融会，自树一帜。其印风，一直领袖群伦，君临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

“长尾甲印”“雨山居士宝之”等印，是吴昌硕为日本友人及弟子长尾雨山所刻。长尾雨山（1864—1942），本名甲，字子生，通称槙太郎。自号雨山居士。他与河井荃庐为西泠印社首批日籍社员。长尾雨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明治三十五年（1902）长尾雨山辞去所有职务，移居中国上海，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主管编译工作，至大正三年（1914）归国。

“藤氏炳卿”“炳卿”印，是吴昌硕74岁时为日本东洋学者内滕湖南所治。内滕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秋田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擅长诗文，精于书画鉴赏，被仰为史学界泰斗。

“犬养毅印”“子远”“毅”“木堂”“宝兰亭斋主人”等印，则是吴昌硕为日本大政治家犬养毅所刻。犬养毅（1855—1932），字子远，号木堂。冈山人。历任日本《报知新闻》记者、日本立宪国民党总裁、政友会总裁。1931年任首相。“五一五”事件时被刺杀。著有讲演录《木堂翰墨谈》。

吴昌硕又为日本文人画家富冈铁斋治“铁斋外史”及“东坡同日生”“富冈百錬”诸印。富冈铁斋（1837—1924），名百錬，字无倦，号铁斋，别号铁史、铁崖、铁叟等。居室无量寿佛堂、聚苏书院、魁星阁等。他与罗振玉、吴昌硕友善，其家中悬挂的匾额“曼陀罗窟”，即为吴昌硕所书。

“节堂”一印，是吴昌硕为日本京都东本愿寺住持石川舜台所刻的自用印。石川舜台（1842—1931），号节堂。日本皇室所藏《贺知章孝经》的旧藏者。此印原为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珍藏品。

“无量寿佛”“公望之印”，是吴昌硕己未初春（1919）为西园寺公望所刻。西园寺公望（1849—1940），雅号陶庵、不读、竹轩，别号无量寿佛。日本政治家、教育家、从一位公爵。善书法。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历任枢密院议长、政友会总裁、首相，日本帝室元老。

吴昌硕在晚年83岁时曾为日本友人大仓喜七郎所治八方印章，前四方印：“静胜轩”“天籁阁藏”“听松”“喜从心”，均为吴昌硕落墨篆石，先命藏龛儿刻成，再修饰后完成。刻后四方印“大仓喜七郎之印”“还读书庐”“听松”“成德堂珍藏”，在印章边款中写道：“今为大仓先生破格作此，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与人争竞也。”大仓喜七郎（1882—1963），号听松，室号成德堂、还读书庐。大仓喜八郎之子，为大仓财阀第二代总代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也是日本最初私立美术馆大仓集古馆的第二代传人。大正十三年（1924），大仓喜七郎在帝国饭店创立了日本棋院。

禅甓轩

四、结语

吴昌硕“诗书画印”堪称“四绝”，其篆刻艺术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个性特征，他是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家。沈曾植评论道：“翁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吴隐在刻“锐侯心赏”一印的边款中认为：“近日东南数省刻印家以吴昌硕大令为第一巨擘，其篆法皆由古籀、古玺、陶器错综为用，高古浑厚，莫与为比。近人学此者实繁，有徒然未能得其精神于万一。”马衡在“叔平审定金石文字”的边款中说：“近代刻印能自立门户者，唯赵伪叔、吴昌硕二人。赵长于阴文，吴长于阳文；吴易学而赵难学，此赵之所以优于吴也。”沙孟海先生对吴昌硕篆刻的评价：“他在篆刻上创造性成就，给予六百年来篆刻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其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真可谓独领风骚。

（转编自《艺术品》 2017年第11期，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