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苏州河4

沿北苏州路，从四川北路桥到浙江北路桥，仅1.1公里，骑车仅二、三分钟就到了，比较适合徒步。

四川路桥的上游依次是河南路桥、山西路便桥、福建路桥和浙江路桥。苏州河北岸的河南路是虹口区与闸北区的交界，过了河南路就进入了闸北区。原先在河南路桥和四川路桥之间的江西路上也有一条桥，在1932年的上海地图上这座桥叫自来水桥，看来是专门通自来水管道的。

河南路桥又称三摆渡桥。1843年，在这里设置摆渡口，人称“三摆渡”，1885年在此建造了长62米的驼峰式六孔木桥—“三摆渡桥”，1925年又改建成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的均衡翅式带悬桥，长64.5米，宽18米，有3孔，载重为量15吨。因桥堍下建有天后宫，故又称为“天后宫桥”，天后宫其实就是妈祖庙，现在没有了。

2008年，河南路桥正在重建，现在早已建好，据说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山西路便桥是在河南路桥拆除后搭建的，是一座行人便桥，2007年10月建成，以方便两岸的通行，并缓减河南路便桥的交通压力。其实之前这儿确实有一座桥，是一座六孔木桥，名字叫盆汤弄桥，看来以前这儿澡堂子不少，五十年代因木桥过于陈旧而被拆除。

站在山西路便桥上可以给上游的福建路桥拍个全身照，苏州河在这一段有一个很大的弯。福建路桥又称作老闸桥，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在这儿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水闸，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在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今新闸路桥附近）建一座水闸，称为新闸，原先这儿的闸改称为老闸，今天闸北区的名字就由这两座闸而来。1875年在此建起一座木桥，被称为老闸桥，我原先一直误以为浙江路桥是老闸桥，看来是错的。

这座木桥维持了整整八十多年，直到1962年才拆除，想来当时福建路不是什么主干道，没有多少车辆、行人往来。1962年后老闸桥重建，到1968年建成，但到了2001年，这座年轻的老闸桥再次被拆除，之后的六年间，重建工作断断续续，被戏称为烂尾桥。2007年底，重建终于完成。新建的福建路桥长近200米，宽20.5米，跨越苏州河的主桥部分长68米，共设有3孔。考虑到苏州河通航需要，主孔通航高度达5.7米，比老桥有所提高。从外观上看，这座新桥尽量地保持了欧式风格，和上下游的四川路桥以及河南路桥保持一致，但总感觉哪里不太协调，要是没有两岸那些高楼大厦可能会好一些。

福建路桥再往上是浙江路桥。1879年，租界工部局应苏州河边浙江路附近业主外侨的请求，从今天的浙江路架起步行木桥。因为当时租界内生活垃圾多在桥旁的码头外运，俗称垃圾桥。1899年泥城桥（即今西藏路桥）建成，称为新垃圾桥，此处就改称为老垃圾桥。

1887年，桥已经朽损严重，马车不能通行，工部局拆除旧桥后另建一座宽5.19米的新木桥。1893年，桥北的小路拓宽成警筑路，桥的使用率增高。为了通行有轨电车，工部局于1906年10月又拆木桥改建为鱼腹式简支梁钢桁架桥梁（不太明白，照抄而已）。改建后的钢桁架桥为木板桥面，桥长61米，宽14.81米，载重量15吨。桥下单孔，通航净宽度58.52米，梁底标高6.31米，除特大潮位外，驳船常年可以通航。1908年，桥上铺设单轨，通行电车。1924年为配合电车复线运行改铺双轨，将木板桥面改建成水泥桥面，人行道亦改铺预制水泥板。1942年，更名为浙江路桥。这座桥和外白渡桥一样也是百年身了，而且是国内仅存的几座鱼腹式钢木桁桥之一。看样子在河南路桥改建完成后，接下来的就应该是浙江路桥的改建了。

据一位长期在苏州河从事运输的船主透露，苏州河上的桥梁每年被运输船撞的事故多达十余起。这位船主说，苏州河上有20多座桥，浙江路桥是最容易被船撞到的一座，因为浙江路桥的拱形较低，且附近河道有一个转弯，稍不留神船只就会碰到桥墩或被卡住。有人分析说：“……事故原因多是船家大意造成的。”真是这样吗？至少我就没有在附近的桥梁、河岸或者航道旁看到任何的提示牌，让航行到这儿的船只注意安全。

从这几座桥向南就是上海市中心的中心，这一带的路名比较有规律，南北向的路名基本上是省份的名字，东西向的路名基本上是中国主要大城市的名字。因为南京东路也是其中之一，大部分的外地人是从这儿开始认识上海的。这儿有繁华、光鲜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各种稀奇古怪的中西餐厅，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儿其实也居住着上海最为拥挤的普通市民。我三伯父家是其中之一，他们家就在浙江路桥的南面，儿子应该会记得是怎么上到他三爷爷家去的，那阴暗、狭小的楼梯，儿子是不敢用手去碰的，上面积满了几十年的灰尘与油污。

我伯父家大概有二十几个平方米，在我两个堂姐出嫁和我堂哥出国打工之前，很长时间里一家五口就挤在这么点的空间里。实在没有办法，也和很多上海人家一样搭了一个阁楼，我上学的时候来伯父家过周末，也住这个阁楼，基本上只能爬行，不然就会撞头。有过这样经历的人自然会联想到两部著名的电影。

一部影片是《七十二家房客》，说的是在一幢破旧的大院里住着72家穷苦的房客，拥挤不堪。房东夫妇是流氓恶霸一类的人物，房客们深受他们的欺压。但即便是这样，房东夫妇为了发大财，想把大院改成个吃喝嫖赌的场所“逍遥宫”，请来了警察“369”号帮他们撵走全部房客。房客们被迫团结起来反对逼迁，后来阴差阳错房东夫妇被关进了监狱，七十二家房客才得以在这破旧的大院里暂且安身，而免露宿街头。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出色，以至于无厘头大师周星驰在他的《功夫》一片中又营造了一个猪笼城寨，就是取材于《七十二家房客》。这两部片子都是喜剧片，观众们看了都会发笑，而且影片的结局都是弱势的一方获得胜利，但是看了以后很多人心里还是沉甸甸的，至少我感觉让人看不到希望。

而另外一部影片就跟他们截然不同，那是赵丹和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导演是当时还很年轻的袁牧之，拍摄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影片刻画了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歌女、吹鼓手、报贩、剃头匠和小报摊主等，他们住在上海一个叫“下之角”的贫民窟里，这些出身卑微的贫苦青年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极度匮乏，多年的动荡与战乱也使得他们孤苦伶仃、家破人亡，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在艰难的岁月中互相扶持、苦中作乐，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马路天使》具体的情节和《七十二家房客》有一点类似，但结局要悲惨很多。不过看了这部片子观众不会觉得压抑，反而更会增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影片中有一个镜头，那一群年轻人在劳累一天的工作之后，手挽着手一路唱着歌走回“下之角”，你真的不会觉得他们是回去贫民窟，而是去天堂一般，这大概就是马路天使这个名字的含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对于很多人来说希望这个词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希望依然存在，不管是上海还是延安。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生秘密进入远在陕北的苏区，他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采访了苏区里形形色色的人，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中共领袖，也有普通的农民、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有一次，他采访一个红军的兵工厂，兵工厂里的工人主要是从当地招收的青年农民，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工程师，朱作其是其中的一个，他精通英文和德文，是一位电力专家，他还写过一本工程学方面的教科书，这本书在中国广为使用。朱作其曾先后在上海电力公司和慎昌洋行供职，一直到他的祖父，一位宁波的慈善家，在临终前要求朱作其“把一生奉献给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认定共产主义是实现这个要求的最便捷的方法，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在中国南方一份年薪一万元的工作，来到穷乡僻壤的陕北，无偿地为红军工作。

朱作其带着一种殉道者的至诚，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满腔热情地工作，所以当他看见周围有那么多他视为胡闹的事情存在，而人人都显得轻松愉快，朱作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当斯诺问他对此有何感受时，严肃的朱作其工程师用一种低沉的批评口吻答道：“这些人用来唱歌的时间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我们对朱作其工程师和他的祖父致于最崇高的敬意，我们更为那些被朱作其工程师抱怨唱歌太多的年轻人而由衷地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对生活不抱希望的人是不会唱那么多歌的，陕北的生活条件也许未必会比上海的“下之角”好到哪里去，但这些年轻人在这儿拥有尊严、理想以及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正是这种信心和希望支撑着他们顽强地生活和工作着，支撑着他们去抗击日军的侵略并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相比较而言，“下之角”的希望多少带着苦中作乐的无奈，而陕北的希望则更能代表当时中华民族的希望。斯诺先生把这样的希望又从陕北带回了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他回到北京后根据在陕北的采访笔记整理成了一本书，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斯诺先生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当年这本书首先在英国印刷发行，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由于《红星照耀中国》比较公正、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红军，日本人和蒋介石显然都不愿意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所以要在国内看到这本书是非常困难的，往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才可以传播和阅读，而且常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据记载，当时在上海的租界和国民党统治区，经常有年轻人偷偷寻找同情共产党的左翼人士，找到后就拿出藏在衣服里的《红星照耀中国》（或者叫《西行漫记》），急切地问：“你知道怎么去延安吗？”许多年轻人因为收藏和传播这本书而被逮捕甚至被杀害，但更多的年轻人揣着这本书所带来的希望，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去找寻希望，又带着希望从延安奔赴抗日战场，去真正地实现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希望。

浙江路桥的北岸现在是坑坑洼洼，沿岸的一排房子低矮、昏暗，跟对岸的高楼大厦相比，难道这儿依然是“下之角”？房子里堆满了五金产品，像铝板、铜元等等，我想这些房子应该是租给了作五金生意的人，在桥的那一边就是上海的五金产品集散地，有很多来自于南通的海门人和启东人在那儿做这个生意。记得年前的时候，那边的厦门路上出了一次意外，有几个工人抬十块很大的铝板，一不小心滑了下来，十块铝板扎扎实实地压在一个工人的身上，可怜的工人受了重伤，被送到长征医院救治，命是保住了，但落下了残疾，估计以后是不能干重活了。（2018年6月骑行此地时，矮房子全部被拆迁了。）

这边每间房子的前面都坐着一两个人，无精打采的，看到我带着儿子在高高低低的河边到处找着位置，去拍那座铁桥，都有一丝的不解，对于这一座他们可能以为很熟悉的铁桥，有什么好拍的呢？只有一个走路还摇摇晃晃的小孩感到好奇了，跟着走了过来，不过他妈妈马上赶过来把他抱了回去。

《马路天使》的男主角赵丹是我们南通人，儿子的外公家原来在南通一个叫西南营的巷子里，门牌号是一百，赵丹小时候住的大概是九十几号，两家离得很近。赵丹从小酷爱艺术，中学时代曾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过一些进步话剧。小小剧社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话剧社，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了中国电影、戏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著名的演员、导演和编剧，看看他们的作品，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成就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

不仅如此，这些人包括《马路天使》的女主角周璇在抗日战争中全部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用自己的艺术才能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儿想给儿子讲一个关于作曲家任光的故事，任光是跟赵丹、周璇同一时代的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任光是和聂耳、冼星海齐名的著名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渔光曲》比《马路天使》还要早三年拍摄，当年也是风靡上海滩和全中国。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任光创作的主题歌《渔光曲》和《渔村之歌》获得音乐界的高度评价。

九一八事变后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任光又创作了很多爱国歌曲，著名的比如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1940年，任光因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邀请，前往当时新四军的军部所在地----安徽南部的云岭，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任光在随新四军转移的过程中不幸中弹，奄奄一息，叶挺军长特意派了四个新四军战士用一副担架抬着重伤的任光继续前行。为了保卫任光，这四个新四军战士先后牺牲。

之后几个国民党的士兵围住了任光的担架，他们一定以为抓到了新四军的一个大官，凶神恶煞地喝问：“你是谁？！”

任光虚弱地回答：“我是任光……”

几个国军士兵一下愣在那儿，其中一个低声问道：“你是《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吗？”

任光用尽最后一口气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人世，只留下那几个士兵呆立在那儿许久许久…，最后士兵们毕恭毕敬地向任光的遗体鞠躬，然后转身离开。任光和保护他的新四军战士全死了，这个故事能够流传下来，如果是真的话，可以想象那几个国军士兵的愧疚心理，他们的后半生一定是在极度的悔恨之中度过的。

不想去评述皖南事变的是是非非，大敌当前却大打出手，怎么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任光以及所有在那次战斗中不幸遇难的中国人，都应该给我们这些后来人敲响警钟，儿子要记住这个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我们拍好照片回来，刚才那个孩子被她妈妈抱在怀里，年轻的妈妈正给他哼着歌呢，她在哼什么呢？会不会是《四季歌》或者是《天涯歌女》？这两首歌非常的好听，特别是金嗓子周璇唱起来，那浓郁的吴侬腔，让你感觉一字一句、一腔一调仿佛都会从河面上飘荡开来，沁人心扉。优美的吴越小调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产生于江南水乡的昆曲。

昆曲和西方的戏剧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大概都有了六百年左右的历史。一开始这两种戏剧的形式比较相似，但发展的脉络却正相反。戏剧刚开始的时候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后来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却分化出不同的形式，比如突出其中歌唱的部分就成了歌剧，突出其中舞蹈的部分就成了芭蕾舞剧，突出其中表演和语言的部分就成了话剧，每一种形式都发展地非常完善。昆曲正相反，她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各种各样的营养，最后成了集大成者，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吹，无所不包。

六百年前昆曲诞生于昆山的千灯镇，这个小镇在今天远远不如周庄和阳澄湖出名，估计很多昆山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千灯镇有这么光荣的历史。目前在中国各地的话剧团、戏剧团也是苦苦支撑，但至少很多人还知道有这么回事，但知道昆曲的人寥寥无几，他们不知道昆曲的美绝不亚于芭蕾舞，昆曲的唱功也不亚于歌剧。几百年中，昆曲表演的盛况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例如当年在苏州的虎丘每年会有一次昆曲的表演大会，各地的昆曲班子全部汇聚到这儿来演出，这几天前来看戏的观众和表演的演员多达上万人，热闹非凡，史称“虎丘大会”。观众中有文人墨客，有大量的普通百姓，而同时期在伦敦的戏剧只能在狭小的剧院里演出，观众也只限于达官贵人，两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昆曲后来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也传播到东南亚、日本和韩国。昆曲后来跟很多当地的地方戏种相结合，成为这些地方所有戏曲的源头，被称为中国的“百戏之母”。当莎士比亚写出那些代表西方戏剧不朽作品的同时，中国明朝的汤显祖也用一曲缠绵悱恻的《牡丹亭》把昆曲推向高潮。据说，只有一个伟大的、经历过光荣与苦难的民族才会产生出伟大的戏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当之无愧。

正是“春季到来柳丝长”的大好时节，“莺逢日暖歌声滑”，大街之上多的是“如花美眷”，在这温暖的春光里，懒洋洋地度着他们的“似水流年”。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艺术还在，歌声还在，希望就会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