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规诫箴赞》与徐光启的信仰问题，一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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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教规诫箴赞》与徐光启的信仰问题
——一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邯郸教区峰峰矿区堂口在彭城新建了天主教堂。有一次过瞻礼，我在新制作的教堂黑板报上，根据《天主教研究资料》上的内容摘抄了一篇关于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徐光启的文章。
就在黑板报刚刚摘抄完成时候，一直站在我身后的新教堂设计师路有才工程师（他当时担任邯郸陶瓷公司的窑炉工程师），和我们彭城的史会长（我记得他们曾经说过他们都是从山西马厂迁移过来的老教友），看过黑板报上文章后非常激动，感慨万千的说:“徐光启的信仰问题终于又可以再谈了。”
一，徐光启的信仰问题本来没有问题
我当时对徐光启的了解十分肤浅，略知皮毛，只是大概明白徐光启是中国天主教信友中最具重量级的人物，没有之一。
他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他在南京教案中英勇护教，是中国教会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至于路工程师他们为什么会发出那样的感慨，其实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钟鸣旦等编辑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近日得董天俊神父赠阅《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十二册，在研读徐光启《圣教规诫箴赞》时，参阅了有关时代背景资料后，不仅明白了他们何以会发出那样的感慨，而且有了新的心得。
徐光启的《圣教规诫箴赞》引文和四篇赞文，以前见收于《增订徐文定公集》，那是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于1933年徐宗泽编收的关于徐光启的权威文集。
徐宗泽，生于徐家汇，徐光启第十二代孙，世代信奉天主教。19岁为秀才，21岁进耶稣会修道，继而赴欧美，攻读文学、哲学和神学，并晋升神父。留学期间先后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学位,后任徐家汇天主教堂图书馆(即徐家汇藏书楼)馆长，兼《圣教杂志》主编。
徐光启在他撰写的《圣教规诫箴赞》中，以四字一句的创作格式，对天主发出了最高礼赞，将天主教会的天主十诫、克罪七德、真福八端、哀矜十四端等敬主爱人之义发挥尽致，洋洋洒洒的箴赞篇章充分显示其对天主教的深刻认识，以及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宣教的投入。
《圣教规诫箴赞》是实实在在的宗教著作，也正是徐光启在不断学习天主教神学知识以后，自身神学修养得到提升并坚固了信仰基础。为了尽一个传道员的责任，他不但用心撰写了这一篇箴赞，而且自己出钱刊印，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
正是这一篇《圣教规诫箴赞》，不容置疑的证明了徐光启虔诚天主教信友的身份问题。历史的事实亦是如此，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邀郭居静神父来上海开教，并将自己在南门外的“双园”辟为教堂，自此历史性地开始了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历程。
二，特殊时期，徐光启信仰问题成了大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徐光启的这一篇《圣教规诫箴赞》一直被雪藏，比如六十年代王重民编定《徐光启集》的时候,找了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把这篇《圣教规诫箴赞》删去了.这样一来,一般读者就难以定论徐光启的天主教信仰问题了。
王重民（1903~1975），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创始人。曾任过保定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和北京辅仁大学讲师。
这里没有对王重民老先生不敬的意思，他一生勤奋治学,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在各方面,均有高深造诣和杰出成就,为后学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财富。“文化大革命”中，王重民受到诬陷，1975年被迫害致死，我们对他的学术研究表示理解与尊重，毕竟在当时环境下，涉足徐光启文集的研究整理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徐光启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号和身份，如著名晚明儒学家、首开先河的数学家、伟大的天文学家以及水利专家、农业专家、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其中任何一种名号都足以让他名传千古，而最让一些人头疼忌讳、不愿承认的就是他的“天主教徒”身份问题。
徐光启的天主教信仰问题之所以让这些人讳莫如深，是因为这些人一直固执的认为，天主教是反科学的，天主教是愚昧黑暗的，天主教是精神鸦片。怎么解释一个信奉黑暗愚昧、反科学的宗教的天主教徒和那些响当当的名号联系在一起便成了一个问题。
办法总是有的，他们可以为任何指示找到理论根据，这些聪敏的“专家”主要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雪藏，就是绝口不提徐光启的信仰问题，划定禁区，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关于徐光启信仰方面的著作一般人根本别想看到，徐光启的这一篇《圣教规诫箴赞》也是这样。
第二个办法是曲解，在实在无法回避时就解释说徐光启信教是假的，认为徐光启入教是为了向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为了骗取传教士的学问。
当学术问题被当作政治话题来处理时，对历史人物和文化思想的界定就成了个问题！
但这种掩耳盗铃做法效果有限，有太多的研究者发现，徐光启的信仰真实坚定，生活圣洁虔诚无可指摘。他一生求精责实，光明磊落，学习西学如此，对待信仰更是如此。
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徐光启和利玛窦等的远见卓识，以开放的心怀，将基督信仰与辉煌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水乳交融，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式，成为中华民族取用不竭的文化和信仰宝库。
三，改革开放后，徐光启的信仰问题成了可以谈论的问题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环境日趋宽松，学者对于徐光启的天主教信仰身份问题进行了反复切磋，观点日趋一致，在「科学家」和「爱国者」之外恢复讨论徐光启的宗教思想，这个本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被认为是大陆学术界很大的突破。徐光启的信仰问题终于成了可以谈论的问题，徐光启的《圣教规诫箴赞》也逐渐能和广大读者见面。
徐光启成为明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之一，不仅由于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具有多方面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尤令人惊叹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大官僚、大文人和大科学家，居然是一个信仰十分虔诚的天主教信友。
徐光启用一生的信仰和实践，向世人证明天主教对“中华文化”的补益，在明末天下危亡之际，他忧国爱民、清廉勤政，经世致用，引西学东渐，以实学救国。
徐光启的全部家人，其父其妻其子其孙，全都在他的影响下受洗入教。他子孙繁盛，姻亲遍布，徐氏家族后来成为全国著名天主教家族之一。他的学生们著名如孙元化、王征等，也都成为虔诚的教徒兼西学大家。
正是因为这位著名阁老的影响，在1636年的时候，也就是徐光启去世后三年，有统计中国共有一品大员14名、大学士10名、进士11名、秀才251名，另有140多名皇亲国戚、40多名宦官信奉了天主教。
恢复的高达5米的十字架上横刻着“十字圣架，百世瞻依”八字。
虽然1982年11月，为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徐光启墓地就恢复了光启公园名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直到2003年，有关部门才按照1903年徐光启受洗300周年时上海天主教会的墓制，在墓前按当年尺寸重新树立起代表徐光启天主教信仰标志的大十字架（高达5米的十字架上横刻着“十字圣架，百世瞻依”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