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最早的流变路线图
许多年前我提出“新文明文化史观”概念时是这样来阐述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结合中华并人类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引领人类直到近代”、“中华人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长江流域古糯语（人类最早文明发祥者——种植古糯稻的糯民说的语言暨古汉语的前身）为上中古全球通用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引领人类上万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等重大新史观的概括。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横空出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对近代以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下形成的中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明文化历史观的彻底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来陷入内忧外患困境、民族意识步入“崇洋媚外”、“弱智糊涂”窘境重新走向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人类重新走向天下大同、走向和谐文明、重建中华大九洲康庄大道的隆隆礼炮……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下面摘编自流波《人类文明发祥在何方？让长江作证》一文
人类文明最早的流变路线图
人猿在中华大地产生，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肇端，并传播四方。中华文明以其超百万年的文明根系，十万年前的文明起步，近万年的文明古国历史而斜睨世界。
盘古，是我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先祖，他殚精竭虑，以自己的生命演化出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水经注》所载，湖南沅陵为盘古的故乡，但因没有盘古生活时代的实物遗址为佐证，这些典籍史料尘封着不解之谜。2002年，在湖南沅陵丑溪口发现一处大石锁封住的神秘石洞，打开石锁发现洞内有保存较完整的56张石床和石灶、石斧等古人类生存留下的遗物。这个洞穴形成已有100多万年，洞内土石建筑清晰可见，洞壁上有若隐若现古刻划符号。洞内遗物经国内众多的历史、考古、民族、民俗、建筑专家和学者的考证，最终把古洞穴定为盘古居室。沅陵这一带百姓的生产生活中，无不留存盘古的烙印，如生儿育女叫盘儿盘女，娶妻叫盘媳妇，修房建屋叫盘屋，唱歌叫盘歌，劳动叫盘工，小孩调皮叫盘淘，等等。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绎史》引《帝王世纪》：“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周易·系辞下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庄子·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到燧人氏“钻燧取火”，到神农氏“耕而食，织而衣”，这正是一幅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时期的历史画卷。
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备上述共同要素。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扩散性。长江流域及周边地带的石灰岩地貌充分发育，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是人类起源之地，又是远古人类采集、渔猎、栖息的理想场所。长江水系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上万年的农耕文明相生相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下三图分别是玉蟾岩遗址、遗址中发现的人工栽培炭化的古稻粒、遗址中发现的陶器：）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0.8万年。洞中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首次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前。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野生稻和栽培稻遗存，距今1.13万～0.9万年。两处遗址分别处在两个小山包上，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仙人洞是原始部落的主要居住场所，吊桶环则成为临时性的屠宰场所和稻谷收割后的打谷场。烧制出的陶器已带条纹和绳纹。浙江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遗址发现了上万年的陶器和栽培稻，与长江中游发现的上万年的农耕水稻遗址多为洞穴和山地类型有所不同，体现了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下游周边扩散的趋势。（下图为上山遗址发现的万年大口陶盆：）
而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既然我们说另三大文明比起中华文明的发端时间相差如此之远，那是不是可以判断这几大文明也许就与中华文明没有多少关系呢？当然，如果这些文明无论是从形态到内涵毫无相似关联或只是偶有相似关联，我们则完全可推测这些文明也许是各自分别发展而来，或是间或有影响而已，其文明并没有一个根本源头或者母子关系问题。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文明不仅形态上相似，内涵上更有许多关联。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史前、上古文明有一个总根总源，这些文明的人种、天文地理知识、图腾崇拜、象形文字等都与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相似关联。而且一些看似难以解释的如一些海洋孤岛中发现的史前文明、上中古文明，以及巨石阵、巨石人像头像、神庙建筑、象形文字、高超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等等，只要联系到了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的全球传播就迎刃而解。我们今天知道，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的形成都呈突然性断代性特点，它们的制陶技术、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图腾崇拜、生产生活习俗等等都与中华文明相同或相似，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长江流域农耕糯民最初的原始图腾崇拜之一就是石头，又处于母系社会，故把石头比作伟大的母亲，叫“萨母”，形成萨姆崇拜。南方古音“石”为“sha”，就是“萨”，“姆”就是妈妈、大巫婆、大祖母，萨姆崇拜后来发展成萨满教，在北方、中亚一带发扬光大。
人类最早的长江流域中游水稻农耕文明向东、向南形成长江流域和东亚南亚广大的水稻农耕萨姆区，向北形成中原旱作农耕萨姆区和中亚游牧萨姆区。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中原中亚旱作游牧萨姆文明又相汇于西亚、地中海沿岸。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以四大古文明为主体的众多文明文化。这个文明的流变路线图是这样的：
先分析向南向东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于万年前就向东向南传播，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南亚（包括朝鲜、日本）发展，因气候适应，形成了东南亚比较纯正的水稻文明区；进而从东南亚沿路桥或涉海到了今天的澳洲并向海洋深处进发，海洋水位升高后也还相互迁徙形成今天看似孤立的海洋岛屿文明；同时，中华先祖向东通过白令海峡或天之浮桥岛（千岛群岛）或洋流一群群一波波前仆后继东赴美洲开拓文明，东北亚成为中华先祖开拓美洲、北极圈的中转站，从海上远涉美洲的先民部分留在太平洋岛屿上又强化了先达到的先民的文明。另一支向南亚进入印度河谷开花结果，产生了印度最早的文明；在印度河谷产生的农耕文明再向西发展，由伊朗高原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印度半岛成为中华先祖开拓地中海沿岸的中转站，最后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时代开花结果，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西方历史学者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时，我泱泱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近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还埋在地下；但研究的结果，西方人还是指出了这两个文明的创造具有突发性，创造文明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两大文明无论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金字塔）建筑、烧制陶器、农耕浇灌系统都与中华糯民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里论述：“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而闪米特人其实就是中华石头母亲崇拜的“石（萨）姆”糯民西亚种，也即陕韩方言语种人。同样，古埃及人称尼罗河沿岸的良田为“诺姆”，就如我们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称其水田为“糯”一样。
再分析向北向西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向北发展产生了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文明体系，炎黄时代后黄河文明因黄帝势力的逐步壮大而成为中华主体文明，也正因如此，才使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源头——中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水稻农耕文明被后来中华正统史书有意无意地忽视遗漏，才造成后来中华和世界文明史起源的混乱；另外向北还产生了保持更多原始萨姆崇拜特性和游牧特点的东北亚（东北亚文明部分与东南亚纯正的水稻文明区交叉，如朝鲜、日本就是水稻农耕文明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中亚、西伯利亚文明，这些文明在中华北部、中亚几经折腾后转而向西同样到达西亚地中海沿岸，但他们却不再似南线的农耕糯民带去的是文明的和平创造，而多半变成了凶悍善战的游牧民族，有着文明传播与野蛮掠夺的双重身份；又炎黄时代白民、黑民因黄帝势力对炎帝势力的逐步压制打击而从中华西面、西北面“震荡”出来后，也加入到西徙的进程中来，才形成了古西亚、地中海沿岸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战争杀伐史况。欧洲文明就是在古西亚、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在此之前，中华先人已在欧洲大陆及大西洋中开拓文明，留下巨石阵、太西洲国等遗迹和传说等。
《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嘘，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这里的日月山已不是青藏高原上的日月山，而是随先民的西进到了大荒之西的今苏格兰西北部的尼维斯山一带了，“尼”为日，“维”为月，“斯”为氏；“天枢”是指西方天然枢纽之意。这位嘘是颛顼之曾孙，老童之孙，黎的儿子，生在西方，并留在那里观测日月星辰之运行规律。观测的设施则是“吴姬天门”，它是用巨石组成的，古语叫“敖包”、“鄂博”、“脑包”等，又是祭祀的场所；“天门”是观察日月星辰的天文站。这个“吴姬天门”，正是英格兰西部索尔兹伯里小平原上的巨石阵，附近的沃尔弗汉普顿的地名正是“吴姬天门”的谐音。巨石阵壕沟内侧由56个洞组成，这些坑里原先打着木桩，叫“奥布里坑”。数字为什么会是56呢？原来伏羲六十四卦中包含八个重卦，每一个重卦又生出七个别卦，八个重卦正好生出五十六个别卦来。巨石阵内五个门有十根竖石，代表十个月，外圈有三十根竖石，代表一个月三十天，是中华上古十月太阳历。在巨石阵石柱圆形内侧有30根稍小的石柱——蓝石，拱形五门内圈共有19根稍小的石柱——蓝石，加起来就是49根，加上中央的条石就是50之数，这是对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绝妙诠释。大衍数是易学和中医学中的关键概念。又“五五”是易传上记载的天地之数，是中华文化观念中非常重要的数据。《易经·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一数理概念在巨石文化中演变成五个同心圆。英国巨石阵包含的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完整含义以及易学中的核心概念——大衍之数的完整含义，加上五个同心圆表示出来的全部含义，是远古中华文化远播三危——今欧洲、大西洋一带的历史见证。（下图为索尔兹伯里小平原上的巨石阵：）
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华先祖从2万年前左右就开始了全球性开拓，到15000～8000年前的中华伏羲、神农时代，中华文明和人种已几乎遍及全球，是为中华全球一统大九洲时代。故无论是古印度、埃及、西亚、美洲或是西方的神话祭祀、图腾崇拜、天文地理亦或《圣经》故事的源头都可从中华文明中寻找到最初根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