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大清模范官员吴文镕之死
宫玉振：大清模范官员吴文镕之死
吴文镕是一位有操守、有能力的好官，道光和咸丰皇帝都非常器重他。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上契圣心，下孚众望”、几乎无可挑剔的模范官员，却最终还是死在了官场倾轧上。
▍一
吴文镕这个名字，不是专门读晚清史的，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其实吴文镕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在道光、咸丰年间他跟林则徐“并天下望”，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与民族英雄邓廷祯一起在福建前线抗击英军。他跟湘军的渊源也很深，不仅是曾国藩的恩师和靠山，还是胡林翼和江忠源的提携者。曾国藩初练湘军的时候，就是奉吴文镕为主帅的。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吴文镕都称得上是大清王朝的模范官员。
他性格方正，坦坦荡荡，同事或下属有错误往往当面指出，不避人怨，同僚下属对他都很敬服。他为官清廉，家风俭朴，当了十多年的巡抚、总督，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夏天穿的单衫甚至还打着补丁。
他精明干练，历任福建、浙江巡抚、江西巡抚和云贵总督，所到之处清除积弊，平定匪乱，赈灾救急，整顿吏治，政绩非常突出。他勇于任事，不避艰危，浙江海塘决口，他亲临一线勘察灾情，差一点因落水而死。他还富有战略眼光，太平军还在广西的时候，他就已经指出:“永安贼不灭，若窜湖南，不可制矣!”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其所料。
更可贵的是，他不喜官场应酬，寡交游，无玩好，平生所好就是买书读书。他以清操自励，不揣摩上意，给皇帝的汇报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据实以陈”。他勇于担当，不邀功，不掩过，两次因为辖区发生灾情而自请处分。他爱贤若渴，一旦发现贤能的人才便欣喜若狂。江忠源做浙江秀水知县时母亲去世无钱归葬，吴文镕说：“贤如江令，可令其无以归葬乎？”便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掏出五百两送给了江忠源。
这是一位有操守、有能力的好官，道光和咸丰皇帝都非常器重他。道光年间吴文镕已经做到了侍郎、巡抚，咸丰皇帝即位后，吴文镕又是第一位由巡抚升为总督的官员。太平军发动西征时，咸丰皇帝还专门把吴文镕从云贵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希望借助吴文镕的才能，坐镇两湖这块战略要地，稳住清王朝的大局。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上契圣心，下孚众望”、几乎无可挑剔的模范官员，却最终还是死在了官场倾轧上。
▲ 资料图：吴文镕列传内页
▍二
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间。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占领了南京的太平军溯江而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安庆、九江，两湖为之震动。吴文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到了调任湖广总督的上谕。
咸丰三年九月十五日，吴文镕抵达武昌上任。刚一下车，他就得了清军两天之前在田家镇大败的消息。田家镇号称楚江锁钥，田家镇一丢，意味着湖北门户洞开。西征的太平军因此连下薪州、黄州、汉阳，兵锋直逼武昌城下。武昌宣布戒严，“城昼闭，居民一夕数惊”。能否稳定局势，就成了新任总督吴文镕所面临的最大考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围绕应否坚守武昌的问题，吴文镕与时任湖北巡抚的崇纶很快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武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武昌若丢，大局就会随之糜烂。而武昌城墙高大，利于防守，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太平军一时是无法攻下武昌的。所以对于吴文镕来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闭城坚守、以待外援，是他确保武昌不失、进而扭转局势的唯一选择。
巡抚崇纶这时却已经被太平军的攻势吓破了胆，认为武昌“民空市绝，饷乏兵单”，势难坚守，因而提出扎营城外的方案，实际上是为了逃避丢失城池的罪责，准备随时弃城不顾。
双方意见不合，并因此发生了激烈争执。崇纶毕竟职位低于吴文镕，最后不得不暂时让步，接受吴文镕的方案，但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吴文镕非常忌恨，并开始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倾陷牵掣。
在吴文镕的努力下，武昌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苦守了数十天。太平军因为久攻不下，被迫暂时东撤黄州，武昌终于解围。吴文镕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太平军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卷土重来，而当时清军的水师还没有练成，没有办法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所以吴文镕一方面奏调胡林翼率领黔勇从贵州赶到湖北增援，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正在衡阳编练水师。一旦曾国藩湘军水师练成，胡林翼黔勇赶到，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即可水陆齐发，合全楚之力，沿江发动反攻。在此之前，清军应该以防守武昌、防止太平军反扑为重点。
▲ 胡林翼铜像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稳妥而有远见的战略，如果能够实施，形势好转将指日可待。然而咸丰皇帝却急于收复失地，得知太平军已撤到黄州后，以为武昌已经安全，要求吴文镕立即率兵进剿黄州。吴文镕极力向咸丰解释，在水师未备时轻言进剿，只能是损兵折将，目前还是仍应该以防守省城为要。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的崇纶，却乘机给咸丰上奏，弹劾吴文镕，说武昌现在兵勇已经足够防御，而且还可以余出数千名兵勇，吴文镕却“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咸丰皇帝听信崇纶的报告，严旨斥责吴文镕“一味株守，不图前进，竟置大局于不问，是诚何心”！吴文镕明知出剿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崇纶屡次参劾，朝廷再三逼迫，此时的吴文镕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愤愤地对人说：“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选练，且冀黔、湘军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随即率兵出征。
而此时的崇纶，仍然不依不饶，反而故意掣肘，利用负责后勤供应的权力，只拨给出征的吴文镕50 只小炮船，根本不敷使用。在吴文镕出征后，崇纶又先后两次弹劾吴文镕，说吴“任性偏执，不听人言，而于军旅事务并不细心推求，一味拘泥自是，畏懦推延”，还故意不按时给吴文镕军队提供饷械，“惟促速战”。吴文镕日日与太平军战于大雪泥淖之中，最终因为兵单力寡，后援不继，在堵城之战中军队溃败，吴文镕本人也投塘而死。这一天，是咸丰四年的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
吴文镕兵败身亡，崇纶却依然不放过他。在明明知道吴已经自杀的情况下，崇纶却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称吴文镕“不知下落”，暗指吴文镕是临阵脱逃，以此来诋毁吴文镕的名节。直到后来的署理湖广总督台涌据实以报，朝廷才得知吴文镕是战败自杀而死。
▍三
吴文镕兵败之后，崇纶知道太平军下一步的行动一定是大举进攻武昌。为了事先推卸丢失城池的责任，崇纶故伎重演，给皇帝写折子“自请出剿”，其实是“谋脱身走避”。咸丰皇帝此时已经觉察到崇纶的用心，不准他出城。正好崇纶碰上丁忧，便想借此名义离开武昌这座危城，没想到咸丰帝却强令崇纶留在湖北协防。崇纶绞尽脑汁，再以自己病重为由，乞求咸丰将自己所任之职全部免去。咸丰帝终于无法忍受，盛怒之下，下令褫去了崇纶的所有职务。
咸丰四年六月，也就是吴文镕自杀之后的五个月后，太平军攻克了武昌城。而崇纶就在城破的前一天，逃出了武昌，然后一口气逃到了陕西。逃跑路上，崇纶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竟然又“倒填日月”，以“讳其城破逃生之罪”。种种不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了武昌，随即上疏弹劾崇纶，以为吴文镕洗冤。折子里说：
“（吴文镕）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折子并说崇纶“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咸丰帝在得知真相后，大骂崇纶“偷生避难，实属辜恩昧良”，下诏逮崇纶治罪。崇纶自知此劫难逃，为了避免交刑部讯办的下场，服毒自杀，总算换来了个“以病故奏闻”。
吴文镕死后，朝廷赐以“文节”的谥号。按照谥法，“好廉自克曰节；不侈情欲曰节；巧而好度曰节；能固所守曰节；谨行节度曰节；躬俭中礼曰节；直道不挠曰节；临义不夺曰节；艰危莫夺曰节。”吴文镕的一生，确实是配得上“文节”这个谥号的。只是大清王朝对于这个难得的模范官员，除了备极哀荣外，却已经是人死再也不能复生了。
▍四
官方所修的《清史稿》，把吴文镕的死因，归于清朝行政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国家于岩疆要地，督抚同驻，岂非以资钤制，备不虞哉！然推诿牵掣，因之而生；甚且倾轧成衅，贻祸封疆。楚、滇覆辙，盖其昭著者也。”这一分析无疑是一针见血的。清朝总督、巡抚的职责划分，并不十分明确。总体来说总督偏军事，巡抚偏民政，但总督也可以管民政，巡抚也可以管军事。朝廷的这一设计是为了让总督、巡抚相互牵制，谁都无法造反，但由此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总督、巡抚很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是同城为官，更容易产生冲突。这毫无疑问，是发生吴文镕悲剧的制度原因。
今天看来，吴文镕之死，除了制度缺陷之外，还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小人构陷倾轧。张集馨曾经跟崇纶做过同僚，他这样评价崇纶：“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然而“为人工于结纳”，“上司亦喜其逢迎”，所以屡得美差，飞黄腾达。其实崇纶这样的人，在官场之中并不少见。这种人往往工于为官之术，善于结私营党，因而虽然无德无能，却可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往往又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偶怀私怨便睚眦必报，甚至以害人为快。在吴文镕之前，署理湖广总督的是张亮基，张亮基刚刚上任，崇纶便对张亮基严辞参劾，迫使张亮基很快就调离湖北。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后，崇纶又对吴文镕极尽倾轧之能事，根本不顾大局。吴文镕死后，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般龃龉，最终使青麟在武昌城破后衔恨自经而亡。在这种人身上，人性的阴暗面往往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第二个因素，是君主偏听轻信。历史上的官场悲剧，除了有小人，往往还要有昏君。咸丰此人，虽然不能说平庸，但“明君”二字却是谈不上的。从其执政的历史来看，他虽然极力想有所成就，也勤于政事，但其实格局和眼光有限，尤其是对大局大利和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所以很难有大的成就。偏偏咸丰又自以为是，还急于想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就很容易被人利用。在当时情况下，吴文镕提出的待湘军水师练成再展开反攻，是最可行的方案，咸丰却不能理解吴文镕的老成谋国，相反一味催促吴文镕进军黄州。而崇纶正是利用咸丰的这种心理和弱点，投其所好，攻击吴文镕株守城池，畏葸不前。咸丰帝本来就成见在心，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断对吴文镕放出狠话。吴文镕无奈之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吴文镕之死，咸丰做为君主，可以说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第三个因素，是君子性格刚直。吴文镕骨子里是一个读书人，把名节看得很重。他之所以赢得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这些人物的敬重与追随，原因即在于此，然而他最后走上兵败身死之路，恰恰也在于此。吴文镕决定率兵出城时，曾国藩曾极力写信劝阻，说“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官场之上，必须能伸能屈，能忍受委曲和侮辱，而不能赌气于一时。然而吴文镕性格过于刚直，他在给曾国藩的回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太刚易折，吴文镕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其性格所注定的。孙子曾经警告后人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确实，再优秀的性格，发展到极致，也是会走向它的反面的。
作者：宫玉振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