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景山

在北京，昔日铁水奔流、钢花飞溅的首钢园，如今不仅有丰富的工业遗存，更有现代化的展会场馆。除此之外，还有飞阁流丹的古建筑。站在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地西望，便能看到一峰独秀、雄峙一方的小山——石景山。“石景山区”的得名也正是因为这座山。

明朝人许用宾这样赞美它：“钟灵秀之气、郁造物之英，真为燕都之第一仙山也。”

从首钢园遥望石景山。（摄影：袁德祥）

由“石经山”到“石景山”

石景山矗立在首钢园的西北隅，海拔183米。山顶耸立着一座覆盖着黄琉璃瓦的三层亭阁，总体造型有些像颐和园的佛香阁，不过比佛香阁更显纤秀。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修建的功碑阁，原准备陈列首钢功臣事迹的。现在，功碑阁里陈列的是有关石景山的史料文献。

石景山，历史上曾有多个名字：《元一统志》中，称其为石经山；《元史》《明武宗实录》中称为石径山；它还有石井山、湿经山、骆驼山等名。

称其为骆驼山，大概是山形远看像骆驼。称其为湿经山，传说唐僧取经回来过永定河时，不慎将经书落入水中，曾在此晾晒而得名。此说显然不对：唐僧取经后回长安，是不会经过这里的。不过还有一种解释：因永定河流经山侧而得名。永定河古称漯水，后被误写为湿水，虽然史上多次改道，但总是要由此山下而过，故称湿经山。径，也可解释为“经过”；而且，在古汉语里“径”与“经”通用。

石井山之称恐怕是同音假借。这座山的半山腰上确有两眼古井，一在东麓，一在南麓。当年山上有井水可汲，很是难得，说明此山岩石之中蕴含泉水，所以土泽湿润、山上林木茂盛。虽然山上有井，但不足以作为山名的依据。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此山有洞，洞中石壁曾刻有经文，“石经山”因此得名。

《元一统志》卷一载：“宛平县西南二十五里石经山洞内，石上刻经文者二十余处。”

《顺天府志》中也有类似记载：“石释经碑，碑在城西南三十五里山洞内，石板上刻释经文者三十余处，今皆毁，惟般若序品一存焉。”洞中所刻经文到明清大都已不存，但是留下了“石经山”这个名字。

明朝万历年间，“石经山”之名已被“石景山”逐渐取代了。

佛寺道观并存

古庙山门，系明代建筑。（摄影：宗春启）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明代文人许用宾称石景山为“燕都之第一仙山”，并非溢美之词，因为山上有始建于晋唐的寺庙，有唐代开凿的藏经佛洞，还有明代建的道观。

许用宾的《重修金阁寺碑》立于万历年间。碑文中说，根据古《刘师堰石记》（戾陵堰又名刘师堰）记载，“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岩穴鲜有存焉。”另外在《重建石景山天主宫碑记》有记载，石景山“自唐武德初建有玉皇殿”。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公元618—626年）。由此可证明：石景山上建寺庙至少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民间有“先有金阁寺，后有北京城”之说。

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石景山）山巅有塔，塔下南北为城关。南门额曰舍利宝塔，高约四丈余，四正作方屋如阁，四隅作圆屋如亭，内皆塑护塔神像。”寺庙有僧人，舍利塔是得道高僧的坟塔；西面山崖的岩壁上，有人工开凿的方形石洞，为圆寂僧人的瘗骨之处。清光绪初年，石景山庙宇已经香火稀疏，但金阁寺塔还在。

《日下旧闻考》中“谨按”说，“（石景）山有石经台、普观洞、普安洞、还源洞、孔雀洞诸胜。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其地当石经台之阴，殆藏经处也。”

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即刘总，唐朝中期藩镇将领刘济之次子，幽州昌平人，卒于公元821年。据史书记载，刘总为了夺取军政大权，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刘济，乱棒打死了其兄刘绲。他当上了节度使之后，良心不安，疑神疑鬼，“数见父兄为祟”，以致“惊不能寐”。为了摆脱鬼魂的困扰，他在官署里供养了数百僧人，昼夜做佛事超度。但是没用，“晚年益惨悸”，越发害怕，刘总索性剃发为僧，将宅第改为佛寺。石景山上那些藏经的石洞，大概就是刘总在这种背景下命人开凿的。这些洞有些现在还保存完好。

石景山上大规模建设道观，是在明朝正德年间。《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九《内阁杨廷和请停斋醮疏》中说：“近日刘瑾建玄明宫，钱宁建石经山祠，张雄建大慧寺，张锐建寿昌寺，于经建碧云寺，张永建隆恩宫，所费金银不可胜计。”

在石景山建碧霞元君祠的钱宁，是明武宗朱厚照的义子，赐姓朱，因而又叫朱宁。《明武宗实录》中说：“石径山寺，朱宁所营建也，穷极壮丽，乃邀上幸焉。”钱宁能把皇帝请来参观游览他建的寺庙，足见此人能量之大。钱宁能左右开弓射箭，深为明武宗喜爱，委任他为锦衣卫千户，主管诏狱。他与掌东厂侦缉事务的太监张锐合称为“厂卫”，在朝中说一不二。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钱宁勾结朱宸濠谋反事发，被朱厚照抄家下狱。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将他处以磔刑。关于他干的坏事，记载在《明史·佞幸传》中。嘉靖年间，明世宗崇道毁佛，金阁寺遭毁。万历末年，一些太监们集资，重修了金阁寺，翻建了玉皇殿（翻建后的玉皇殿改名为天主宫）。许用宾在碑文中说，重建之后的三间天主宫和配殿，“朱堞金扉，龙楹螭殿”，极其壮美。

明万历年间，又有姓董的太监在山上建碧霞元君庙。如今，石景山上有两座碧霞元君庙，一座是明正德年间钱宁所修，另一座是万历年间董姓太监所建。据清人笔记《戴斗夜谈》中说，石景山上的碧霞元君祠建成之后，“都人岁以元日往祀，至四月士女又群集”。

石景山上的古建筑，在日本侵华时期遭到严重毁坏。

登高观河 亦为治水

唐人开凿的孔雀洞（摄影：宗春启）

石景山西临永定河，遥望北京城，自古以来是寻秋览胜的登高处，更是观察永定河的最佳地点。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说：“（石景）山最上，金阁寺。寺最宜远眺。望苍黄一道如带南缀者，浑河也。”

有文字记载最早登临石景山的，恐怕是三国时期的刘靖了。嘉平二年（公元250年）镇北将军刘靖在梁山（今石景山）上观察地形之后，命部下修了一道拦水堤坝（即戾陵堰），将河水导入水渠，再经高梁河东流，“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这是北京地区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其确切位置在哪看法不一，有说在石景山南，有说在石景山北。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五月，“上微行至石径山”——武宗朱厚照穿着便服来到石景山，他是被钱宁带着来游玩的。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九月，二十四岁的神宗朱翊钧带着大臣们登上石景山，来视察永定河。此行《明史》上有记录：“上先登板桥，诸臣翼而趋。”万历问随行大臣：“（浑河）水从何来？”大臣申时行回答：“从大漠经居庸，下天津，则朝宗海矣。”申时行说的其实并不准确，恐怕他也不知道，只好信口一说。朱翊钧说：“今见（浑河）河流汹涌如此，知黄河经理倍难。”

清康熙皇帝为治理永定河水患，多次来石景山一带巡查。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他在山上驻跸两天，写下了《驻跸石景山》《石景山东望》《察永定河》等诗篇，留下了“驻跸荒亭日欲斜”“峰崖高处有人家”，“地镇崚嶒标异秀，凤城遥在白云中”等诗句。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世宗胤禛拟在永定河上游建庙以供奉河神，命怡亲王来石景山择地，后在山南庞村之西，修建了一座惠济庙。因卢沟桥南康熙年间建有一座惠济庙，于是将这座称北惠济庙。如今雍正的御制碑尚存，正面是雍正皇帝撰写的碑文，碑阴刻的是乾隆皇帝的诗：《石景山初礼惠济庙》《礼北惠济庙》，人称“父子同碑”。由此可证，乾隆也不止一次来石景山。

今在碧霞元君殿南侧还能找到一块诗碑，上面刻着《登石景山》诗：“古寺荒凉雀可罗，漫游著屐上山阿。西来翠岫晴方好，南去浑河浊浪多。欲把新诗期惠远，惭无清供礼维摩。阑珊归思斜阳里，一路秋风集马驼。”此诗作于同治辛未（公元1871年），作者叫桂本成，是贵池人（今属安徽省池州市）。在诗人当时的视野里，石景山下聚集着许多骆驼。不用说，它们是由门头沟往城里驮煤的。

如今的石景山，天主宫重现山顶；南麓，一座座殿宇层叠错落，楼阁亭台辉煌巍峨。它们都是在旧址上复建的。碧霞元君祠里，重塑了泰山娘娘金像；三清观里，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等彩绘一新。只有孔雀石洞里的石佛，据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

据悉，修缮一新的石景山，将成为首钢园内的一个新景点。登上石景山顶，远看首钢大桥、园博园的宝塔；天气晴朗时，可东望长安街、遥看国贸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