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进化论的功过是非
达尔文的书（指《物种起源》）一面世, 便销售一空, 随即引发了争议。几乎触及所有领域。这就是它成为思想史上经典之作的原因。宗教、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以及艺术从此均不复旧貌。进化论的巨大影响导致一切思想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大多数科学家服膺于进化论，尽管他们对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主要原因的理论未必完全接受。各地情况有所不同。达尔文本人评论说：“很奇怪，国籍居然影响观念。”法国人把路易·巴斯德奉为自己的生物学英雄，往往把达尔文主义视为一个帝国主义式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法国人类学家的一次会议宣布“, 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任何预设”支持把自然选择当成物种转变的原因。但是, 到了1872 年, 达尔文可以这样写,“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进化论原则”，而且他觉得，多数人都认为自然选择是主要的进化手段。少数人固执己见表示反对；反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杰出的美国哈佛大学博物学家路易· 阿加西斯, 在后半生的时间里, 他试图推翻这个“洪水猛兽式的”理论，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科学声誉。
尽管达尔文最终保持住作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地位, 但他的理论经历了某些修正, 而且还在被修正。达尔文对于遗传机制知之甚少, 而学界也是到1900 年才理解这种机制。( 奥地利修士格雷戈尔· 孟德尔在1866 年就发表了他的开拓性发现, 可是在1900 年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界的重视。) 今天, 几乎没有生物学家否认自然选择的重要性, 但是, 变异的功能，包括大突变或偶然发生的极端变异的功能, 似乎同样重要。而这是达尔文尚不了解的因素。达尔文主张进化的演变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 而且宣称“大自然不会制造飞跃”,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现代理论强调突变飞跃。晚近的遗传学证实, 遗传并不仅仅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 通过亲本特征的混合而发挥作用; 所有的亲本特征都保存在基因里, 很可能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后来的某一个体的身上。先是漫长的稳定时期, 然后是急剧全面的变化, 这是惯常的进化方式。达尔文的错误在于, 他把这种显见的非连续性归因于化石纪录的不完整。不用说, 在达尔文之后生物学有了长足发展; 这里也无须考察当代进化理论的种种精妙之处。总之, 理论是沿着达尔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令人叹惊的是, 拉马克的进化论更具有道德吸引力, 到了世纪之交, 居然还有拥护者。它能够让人接受进化论, 而不接受自然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和自由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本人对正统宗教持有批评态度, 他最初很赞赏达尔文, 后来逐渐认为他是骗子。巴特勒受到罗马天主教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尔的影响, 回到拉马克的进化论。达尔文曾把米瓦尔看做危险的敌人。巴特勒在《新旧进化论》( 1879 年) 中向当时确立的所有科学法则展开进攻。他依据拉马克式的原则, 制定出一套很有吸引力的进化宗教观。每个人对人类的知识和意识都有所贡献, 而且把他的贡献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都能够感觉到, 我们所学到的、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并没有付之东流, 而是构成了人类进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很不幸, 从遗传的角度看, 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可以尽我们的所能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但是, 他们无法通过生物遗传机能来继承我们的知识。
达尔文的真科学具有令人不安的内容, 这其实是当时许多人反对他的原因, 尽管当时的迹象不如后来明显。著名德国科学家冯·贝尔不相信这种把人看做“物质的产物”并且把人贬低到动物水平的理论。达尔文以前的朋友、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亚当· 塞奇威克宣称, 接受达尔文主义将会“把人类降低到(有史以来) 最低的水平”。萧伯纳后来写道,“假如能够证明整个世界都是这种选择(指达尔文的' 适者生存’) 的结果, 那么, 只有傻子和无赖才能坚持活下来。”
当然, 让某些基督教徒感到震惊的是, 达尔文学说暗含对“ 创世纪”的否定以及对人类特有的灵魂的否定( 如果灵魂存在的话, 根据达尔文的原理, 它就已经存在于变形虫之中了) 。但是不安的情绪不只存在于正统宗教界。萧伯纳和巴特勒并不持有正统的信仰。在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里还可能讲什么道德价值吗? 或许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整个过程明显是偶然性的和无目的的。偶然因素决定了整个物种的灭绝, 而其他物种, 在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它们死亡之前, 也会现身世上, 自有一段风光的时候。比起中世纪人们对世事变幻无常的思考, 达尔文的思想更令人沮丧。
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以及经历了爱女夭亡的个人悲剧后) , 达尔文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赖尔的地质学最先使他脱离了圣经里的基督教思想;接下来, 自然选择观念在他的大脑中又摧毁了自然宗教的经典论证, 即种种证据表明, 各种生物体现了上帝的设计和目的。在19 世纪初, 英国的一部流行教科书是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 1802 年) 。该书利用了大量经过仔细观察而得到的详细材料, 论证有机体适应环境的神奇能力, 证明这一切都是“聪明的上帝”有意设计的。换一个视角来看, 佩利的许多例子则可被视为自然选择之后适应环境的结果, 而不是上天的设计。再进一步看, 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极不完美的设计案例———当代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所说的“莫名其妙的安排和令人可笑的解决办法”, 像他的一本书的名字所揭示的“熊猫的拇指”。神圣的造物主按说应该赐予大熊猫一个正常的拇指而不是一个临时凑合着用的拇指(由于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腕关节骨)。残留的退化器官也同样说明问题: 动物身体的某些器官不再有用, 但它们的存在却证明了这种动物先前的身体结构。
在《物种起源》的结尾, 达尔文提出了一种实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有神论: 令人高兴的是, 上帝经过一番选择, 将所有生命的种子种在少数简单的生命形式之中, 而不是分门别类地创造出物种。但是, 正如他的书信以及后来出版的著作所揭示的, 达尔文放弃了这一立场。他从生物界看到了太多的偶然因素和邪恶, 让他无法相信有一个仁慈的神圣计划的存在。“我无法让自己相信, 仁慈和全能的上帝会故意创造出埃及蠓, 有意让它们寄生在活生生的毛虫的体内, 也无法相信, 他会创造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还想到, 人类思想自身就是进化顺序的产物, 因而它纯粹是生存的工具。
我们之所以有种种想法, 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人类应对环境, 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对还是错。
这些想法注定会让其他人感到震惊。说来也奇怪, 这似乎把科学与神学都置于缺乏任何高尚理由的境地; 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让达尔文本人有些困惑的思考, 反映出有许多人的思考被这种新的认识弄得乱了阵脚。达尔文不愿意成为教条主义者, 他自称“ 不可知论者”。
但是, 仔细研究他的宗教观点, 可以发现, 把他的宗教观点归结为无神论,不算是荒腔走板。达尔文绝对没有为上帝造物和天意安排去搜寻任何证据。
与此同时, 大惊失色的基督徒和某些达尔文思想的坚定追随者之间展开了争论, 这给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界增添了不少生气。最有名的一场争论是1860 年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与托马斯·赫胥黎之间的交锋。赫胥黎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这位性喜辩论的科学家对宗教敌意很深,他断言“: 就像赫拉克利斯的摇篮边躺着被扼死的蛇,在每一门科学的摇篮旁边都躺着被消灭掉的神学家的尸体。”据传说,“油滑的塞姆”(这是他的敌人对他的称呼) 表示, 他可不情愿认猴子为祖先。赫胥黎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 他宁愿是一只诚实的类人猿的后代, 也不愿意是一个有脑袋却不愿意使用的人的后代。然而, 并非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反对达尔文学说。而且, 达尔文的敌人当中有一些科学家和其他非宗教人士。不过,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精彩片断。我们还会提到它, 因为它包含的因素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
有人论证说, 达尔文主义所说的进化符合上帝的意愿。他们试图以此来结束这场冲突。生命从原始的黏土造的东西, 经过无数时代, 上升为有理智有灵魂的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崇高的东西吗? ( 亨利· 德拉蒙德的说法)即便存在着种种残酷和苦难, 人类毕竟还是拥有了一个辉煌的结果,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指出,“ 滴着鲜血的牙齿和利爪”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 生物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它与自然的斗争,而不是生物之间的竞争, 而且, 生物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它们的生存。那些悉心照料后代和互相帮助的动物往往能够生存下来。与精力和智力相比,体力是次要的。自然选择经常是悄无声息和毫无痛苦的, 是通过阻止低劣生物的繁殖来进行的。智慧更高的物种终将胜出, 人类就是伟大的例证。
美国博物学家阿萨· 格雷称赞达尔文“恢复”了自然的目的论。即使是“分期实施的计划”, 毕竟有一种设计。正如卡莱尔夫妇所指出的, 不管我们是否起源于变形虫, 这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无关。著名美国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坚信一种进化论的唯心主义。他指出, 与动物不同, 人类的精神的确在寻找价值: 这个事实与达尔文的事实同样是无可非议的, 即便二者之间的差别有些令人不解。达尔文没有、也不可能把我们变成野兽。
他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和令人费解的知识, 但只要人类的意识存在, 它就会超越物质, 就会追求理解和善。一些最保守的神学家和老派的加尔主义者, 反而容易接受达尔文主义。他们早就知道, 苦难和冲突乃是原罪的后果, 因此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才会对如下看法感到不安: 如柯勒津治所说, 世界不是一个穿着衬裙的女神, 而是一个穿着紧身衣的魔鬼。
生机论的进化观认为,“生命力”是进化的基本原因, 自然选择只是它使用的一个手段。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一种非理性的“ 奋进不息、坚忍不拔、充满生机的力量, 一种自发的活动, 愿望十分迫切的一种意志”。这位另类的德国哲学家把意志当做构成宇宙基本现实的精神, 以取代黑格尔的“心智”。叔本华是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 这股力量折磨着我们, 它诱使我们经历生活的磨难和骚乱, 它是聪明人压制欲望、力求内心平静的大敌。其他人对生命力的看法要乐观一些。作为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类的智力不乏创造性。法国生机论在19 世纪末亨利· 柏格森的通俗哲学中达到顶点(关于柏格森, 下文中还要加以探讨) 。它从进化论出发, 补充或替代了达尔文的机械论和唯物论, 它与拉马克的观点有些类似———拉马克依然后继有人, 尽管他的门徒很少是职业生物学家。
但是, 从哲学上讲, 达尔文主义进一步败坏了唯心主义和唯理智论的声誉。“自然主义”认为心智是进化的产物, 观念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甚至我们之所以确信自然界是能够被理解的, 也是因为我们祖先中不能理解自然的那些人没有生存下来。理性是幸存者的特征。萧伯纳剧中的一个人物说过, 现代的观点不是“ 我思故我在”, 而是“我在故我思”。理性是它打算去理解的自然的产物。与猴子的尾巴或长颈鹿的脖子一样, 心智本身也是进化的产物。真理就是有用的东西, 或者是经过多年的斗争一直发挥作用的东西。心智不再与它试图理解的世界相对立; 它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其进程的产物。(当然, 这种观念本身也可能不是永恒的真理, 只不过是进化的产物。)
柏格森、尼采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如约翰·杜威) 都受到这种大胆思想的影响, 并为它大伤脑筋。无论怎么看, 思想领域已被改变了。宇宙观发生了转变。在安纳托尔·法朗士看来, 这场“ 现代革命”产生了矛盾的后果, 它既给人们带来了自信, 又产生了不安, 对此, 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
杜威在《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09 年)中认为, 由于破除了柏拉图主义的永恒事物和黑格尔的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 转而提倡“ 转变原则”, 达尔文主义就鼓励了多元化和大胆实验。进化论宛如令人耳目一新的轻风吹拂唯心主义荒原。它呼唤新的知识和新的艺术形式, 例如, 在建筑方面, 它要求的不是传统风格的建筑, 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时代所要求的现代样式。
*作者简介：罗兰·斯特龙伯格，美国历史学家，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南依利诺大学和威斯康星密尔沃大学任教。著有：《16世纪英国的宗教主义自由》、《欧洲现代思想史》、《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在发生了一切之后：1945年以来的思想史》、《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与1914》、《男人、女人和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