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唱
9月17日上午，有网友爆料称音乐人刘洲被起诉，面临巨额赔款和牢狱之灾。此前他曾担任《金曲捞》《盖世音雄》《中国有嘻哈》的音乐总监，也曾在《我是歌手》《蒙面唱将》等节目里为韩红、谭晶、张杰、谭维维等众多歌手担任定位制作人和编曲。在网友晒出的判决书上，刘洲犯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人民币500000元。
不过，随后刘洲的朋友圈也被曝光，疑似回应此事，配文表示“忙着做歌，忙着节目，忙着电影，没时间跟你闲篇儿，真相浮出时，清者自清，素质是个好东西，可是某些人不具备。”今天上午，多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微信公众号“DoorMusic”也发布了律师声明，称只曝光判决书最后一页是断章取义，判决结果尚未得到终身确认，刘洲方面也已经上诉。
疑似刘洲朋友圈发文
另一边，仍由刘洲担任音乐总监、主打说唱文化的《中国新说唱》也即将迎来尾声。相比去年此时的盛况，节目改版后确实低调了不少，而比赛进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选手能够达到去年冠军GAI随便一条采访在微博上的热度。
这个在夜店驻过十年场的男人曾经撇嘴说“活着真TM难”，前阵子却直视着镜头无所谓挑眉道“看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就知道我赢了”，并将矛头直指地下rapper，称他们的歌“只能存在那儿”。举手投足间仍一身江湖匪气，似乎已全然忘记自己也曾是地下音乐圈的一员。
与GAI形成鲜明对比的是PG One，潜水超过半年后他在6月底开的微信公众号“D1NOVO”如今只推送过七次，每篇文章的阅读量都已突破百万。不过，这个长相装扮酷似韩国爱豆、曾在比赛一结束就与雅诗兰黛、宝洁和OPPO等大牌有过合作的音乐人，如今终究失去了在商业市场的一席之地。
两位冠军戏剧化的身份转变不禁令人唏嘘。与此相关的演出身价、商业价值、舆论热度……这样一系列能够判断音乐人的标准，也正引得无数音乐人痛骂着游戏规则，同时又苦苦求而不得。而最吸引媒体、公众眼球的，好像还是类似“刘洲事件”这样的新闻，最根本的说唱音乐本身，反而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
全网争议：谁来决定谁可以留下？
9月8日，《中国新说唱》的年度四强终于公开。节目组邀请了来自网易云音乐、QQ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的四位流媒体音乐平台大佬作为评审，最终刘柏辛、周汤豪、ICE和那吾克热突破重围。然而，节目一经播放便引来轩然大波。大批乐迷表示不能接收这个结果，同时引来一种说唱领域的自媒体发文“声讨”节目里展现的评选标准。而争议点，主要集中于第一轮里王以太对ICE、艾热对刘柏辛的两场表演。
尽管酷我音乐代表李笋相信王以太的歌词创作因为饱含真心而能够引发大众的情绪共鸣，反而会在传唱度和流行度上更加具备优势，最终王以太还是以1：3输给了表达更简单讨喜的ICE。其后，被认为有“艺人特质”的刘柏辛又以4：0将说唱技巧、综合实力都更胜一筹的艾热挤入待定。
几位平台大佬认为，说唱圈女rapper本就稀少，刘柏辛所拥有的女性特质能够添色不少；此外海外学习生活的背景让她在创作和宣发的中西结合上有先天优势。而十五分钟前还认为王以太的深度创作更具备大众流行度的李笋这次却改了口风——歌词更能打动大众的艾热最终输给了可能产生更多播放量的刘柏辛。台下，艾热最终无奈一笑，以“点背”两个字概括了所有。
不过，尽管前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判断维度，“流行度”这个标准都是音乐平台大佬们考虑晋级人选的首要因素贯穿始终。以考虑大众市场、代表音乐用户为名，对于以流量为生的平台来说无可非议，然而节目播出后却引发众怒：众多网友都对自己被代表的事实表示不满，直言“私以为的流行=得罪大众=流失用户”。
音乐先声认为，比赛结果中平台与用户的口碑矛盾，其实也是近两年说唱市场中主流与小众判定标准模糊的折射。
首先，就传唱度、流行度而言，其实之前比赛中艾热的《星球坠落》和王以太的《目不转睛》无论是在社媒上还是在音乐平台上都拥有更高热度。很显然，在对音乐人所谓的综合能力可能性做评估时，几位评审没能回顾完整的时间轴。
其次，光论本场演出，从全网反应来看，平台方从一开始就低估了自《中国有嘻哈》后hiphop在国内市场环境里的升级，进而也就低估了现有受众的审美水平和接受程度。他们多次强调的“词曲创作和舞台魅力上的流行感”不仅被很多之前就喜爱嘻哈的歌迷所唾弃，也为节目观众群体所不喜，即在对于拒绝爱豆式rapper，更看重作品水准这件事上，大家达成了共识。
因此，简单粗暴地用流行音乐的套路来推动说唱音乐“进入主流”，这个思路或许并不合适。而纵观整场节目，与其说是顺应大众市场选择，不如说是当时现场演出气氛感染的结果，走心输给了炸场；与其说是投音乐受众所好，不如说是评审投给了自己作为听众被旋律性元素吸引的本能。
众口难调：小众和流行能否在市场中共存？
李笋认为，“国内嘻哈音乐正处在一个临界点”。网易云音乐副总裁丁博在节目中也表示，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选择是继续维持underground（地下）还是转为流行化、精品化。
早在嘻哈音乐市场被唱衰前，2017年初靠一首《成都》空降《歌手》亚军的赵雷也曾引发过“民谣这种阳春白雪式存在并不应该参加比赛”的全网热议。
“地上”和“地下”
所谓“地下”和“地上”，对这两个概念的争议一直存于音乐长河里。随着媒介技术对音乐宣发等方面做出的巨大改革，“它们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容易被直接摆上明面。常有的表现为地下音乐人和受众鄙夷地上音乐人对商业市场低眉顺眼、遗失“初心”，后者又反过来蔑视前者自视清高，实则沉浸在个人审美里无法自拔的自恋者和商业市场的失败者。
然而，即使行业和受众公认这两个概念所秉承的美学属性和价值观念有着极大不同，它们也绝非完全对立的关系。
还是以说唱音乐为例，没有签任何公司和厂牌的韩国嘻哈歌手BewhY最终斩获韩国Mnet《Show Me The Money》第五季总冠军，以在节目里展现其独有的宗教式说唱风格和歌词里庞大的世界观而闻名；而去年《Show Me The Money》第六季中，最初仅被节目组官方冠名为“普通人”的禹元宰凭借在舞台上的“治愈丧”式叙述闯进半决赛。
另一方面，诞生于嘻哈发源地美国的Drake、Kanye West等人一直以来都收获着音乐事业和商业市场的双重成功。这些音乐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超高的商业价值而被认为已经失去嘻哈的本源。
此外，在国际音乐市场上初露头角的中国嘻哈音乐人代表中，既有靠流量优势入局的和王嘉尔在前，也有以作品强硬撬开欧美市场切口的Higher Brothers在后。这都表明，小众也可以走向主流市场，而商业化也不代表就会泯灭文化的内核。
而小众和主流共存的根本，在于音乐创作的原真性。
音乐的原真性如何界定？
对音乐进行研究时，创作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就生产模式和技术而言，音乐的创作诞生比电视、电影等其他媒体产品更具备独立性。现在，凭借简单的录音器材、一台电脑和数不尽的网络平台，音乐人们可以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就完成从灵感到成品的整个过程。创作者在这样的生产模式里对自己的作品拥有极高的掌控权，这样诞生的音乐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更加能够流露出所谓的原真性。
在探讨音乐原真性的市场实践时，有必要溯源到“原真性”这个概念根植于摇滚乐的历史脉络。以乐队Beyond为例，他们的创作题材贴近生活、深入民生，甚至经常展现出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人文关怀。尽管后期作品风格转型偏向商业化，但仍保留了摇滚风貌，并且一直坚持传达博爱大同的普世价值观，能够让听众始终接收到真诚、正义和包容的情感能量。
美国传媒研究学者David Marshall指出，音乐产业一直在技术创新、演出场地规模、录音工业发展和主流市场划分等多方面不停演变，然而无论哪个阶段都离不开“原真性”。而所谓“原真性”概念的核心只有表演者本身：表演者如何表达个人的情感与性格，表演者能多忠实地表现出音乐作品的意图。
因此，尽管现阶段有很多说唱乐迷焦虑于音乐人或将迷失于浮躁的商业创作，最终背离嘻哈音乐本质，但我们并不能由音乐风格、演绎形式等是否经历了商业运作机制去判断音乐人是否失去原真性。这个评判标准，唯有长远去看一个音乐人是否能够继续进行忠于自我表达的真诚创作。
流量效应：超级网综在推广说唱中的角色是什么？
2004年，崔健曾在采访中表示，“被亚洲市场商业化的hiphop就是音乐上的倒退现象。”多年后，从《中国有嘻哈》到《中国新说唱》的超级网综终于引爆了国内的嘻哈盛世。
时至今日，还常常有人将《中国有嘻哈》和《中国新说唱》相作比较。需要明确的是，这两档节目所承担的角色完全不同。
前者追求的是“keep it real”，节目组通过强化剧本来帮助选手保留更多的个性色彩，非常鼓励地下rapper展示自己追求嘻哈本能的一面，更多是为了向大众普及嘻哈文化。而今年夏天，曾一度被戏称为“嘻哈版中国好声音”的《中国新说唱》更多着重凸显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部分，也非常重视音乐的打磨，一度诞生了很多完成度和质量都极高的优秀作品，偏向于对市场的引导。
制作这样一档主流网综，必然会牵涉到作品关于大众、小众的判断，而这个过程就像是在头脑简单的大众娱乐性和相对有门槛的艺术独创性之间走钢索。换句话来说，所有能在节目里展示出来的作品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商业化包装，且是被认为是适合在这样一档节目里展示的。
但这并不完全是选手们之间不同风格的比拼，更像站在每个选手背后配合的音乐导演、编剧等团队之间的PK。在此基础上，直接将谁更“市场化”、更“流行化”作为评判标准本就具有主观性。
“倘若你要成为一个流行音乐的人，必须用我们今天的标准去评判。你本来就要改变你的心态。”这是季声珊在这期节目结尾时给音乐人指出的路。然而，让hiphop流行起来，到底是指让更贴近说唱音乐内核的内容被接纳成为主流，还是让说唱音乐变成流行音乐从而被接纳？当评审选择了后者，某种程度上必然会背弃这种音乐本真的价值观。
显然，这是《中国新说唱》没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盛世背后：被网综引爆的说唱音乐该何去何从？
2008年前后，上海说唱组合Red Star，广州天王星、成都Big Zoo（现成都说唱会馆前身）、台湾MC Hotdog、香港陈冠希等，在天南地北结成了中国嘻哈音乐的领头军。然而，随着金融风暴中国内最大嘻哈门户网站hiphop.cn的倒闭以及网络歌手的异军突起，嘻哈音乐下沉，于市场内蛰伏许久。
可以看到，民谣、嘻哈、电音之所以能陆续被电视节目和网综等形式捧上台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节目组认为这些久居中国音乐市场冰山之下的独立音乐类型已经到了火候——那些曾经打动了一小部分人的元素现在已足够戳中主体受众的审美或情绪，且这些人掌握了这个时代的话语权。而网综节目是点燃这些垂直音乐门类的一把东风。
“能做商业，谁愿意做地下？”这是出身地下的GAI成名后说过的一句话。这也小众音乐人的心声，音乐人对出圈其实充满渴求。曾经GOSH整个团队演出的预售门票仅70元，还鲜少有人问津，而现在的GAI出场费动辄50万起，完全成了商业的宠儿。
同时，和音乐人身价一同翻了百倍的还有说唱音乐粉丝的消费心态，而各大广告商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掀起又一波收割年轻消费群体的浪潮。当越来越多的rapper和作品参与到商业广告里，这股资本助推的说唱风潮也鼓励了更多说唱音乐人进行尝试。
犹记得，在2017年虾米音乐发起的“寻光计划”里，超过6000名报名者提交的作品类型中嘻哈以19%的占比超越摇滚和民谣，坐上了仅次于流行音乐的第二把交椅。这也侧面反映，音乐产业链最上游的创作环节悄然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音乐先声认为，小众音乐跻身主流市场获得更多关注绝不是坏事。音乐市场理应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消费市场，而音乐人观察市场主流受众的消费习惯和需求来确定相应的音乐内容也从来都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不得不注意的是，相对原生受众来说，商业运作收割的听众会更缺乏忠诚度。近十年来，这点在国内音乐市场上表现得也尤为明显，网上一度有过“今年喜欢嘻哈的和去年喜欢民谣的是同一拨人”这样的言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音乐人首先要加深自己对音乐文化背景、精神内核的认知，以更好地将这种音乐本土化；另一方面，需要坚持用后续创作加深听众对自己个人的理解，将普通听众转化为真正的粉丝。
因此，虽然小众和流行之间看似针尖对麦芒的关系，然而想进入主流市场、产生影响力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定要以割舍个性化作为代价。如何能够聪明地放大自己的特质，以区别于他人的原真性打动听众，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更加具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载体，是所有说唱音乐人在这个既百花齐放又充满泡沫的时代里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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