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从西安到北平华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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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中学时代

作者 杨钟健

因西安久无适当中学，而“三秦公学”又为当时声誉最好之学校，所以考的人很多，共收了两个班。我被编入甲班，在城西北角上课。“三秦公学”自一九一二年成立以后，由田种玉当校长。他是三原县人，留日学生，为人非常精干，能做极流利而动人的演说，出门时坐上轿车，其威风实不亚于后来流线型汽车。

《杨钟健回忆录》封面

中学班之教员亦均为当时负盛名者。影响我最深的为三原县朱漱芳先生。他当时已有六十多岁，为学校教员中年纪最大者。此人极富革命思想，性情放诞而幽默，在学校担任国文、伦理、历史等课程的教学。他教国文一课，所选文章及诗文均别具一裁。有一次发作文卷，我那篇文章的评语是“……健笔凌云，学甲班，此为冠冕”。卷子发完之后，看一班人面色多有不平者，盖以为第一本卷子为一最年轻之人所得。心里不是滋味。朱先生有一孙子名叫朱自强，亦在班中上课。他对此事尤不满意，因为他年纪与我差不多，以为我既可得优，他何尝不可得优。

我入中学为十七岁。家中对我一人远游极不放心，幸我父有时上省可以照料我。有一时期，父亲住木头市(原西北大学内)之某会所中，我不时进城随父居住。我在省也常闹病，校医说我差不多成了他们的老主顾，每月总去数次。

我在省的经济问题极为简单，因为鼓楼附近有华县王模端开的一个杂货铺，叫恒发荣。我每用钱，到那里去支，那里好象是我的一个银行，一年分几个时期由我父亲结算帐目，那时一学期用钱不过数十元。父亲选为省议会议员，每半年都有来省机会，且能住相当时期。而我于年假、暑假也时常回华县。不过，此时交通工具还是靠大车或马驴，有时也步行，但并不觉其苦。

我在“三秦公学”两年所学功课平均在中上等。三年级时得了疥疮，且因学校正要被取消，所以我未回家去，在校与赵汝楫一同自修，并同到临潼温泉洗澡，以治疥疮。以后不久，省府令西北大学的中学班与“三秦公学”之中学班合并为第三中学，地点设在城内旧贡院后边之新址。这两校合并后，西大中学共有甲、乙、丙三班，“三秦公学”有丁、戊两班。我被编入戊班。

此时，我三叔在日本入千叶医专学校，我四叔在北平入北大学工科。三叔主张我往日本，四叔则叫我往北平，各有各的理由，我父亲也拿不定主意。三叔主张去日本是要我学兽医，四叔要我去北平是要我学矿业。而我那时对这些均无何兴趣，而私心想学哲学。因此，我希望能去北平。适于此时，同县薛辑五先生要往北平转日本，我父亲即让他带我到北平。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天的事。

我随薛先生首次离陕西，出潼关，到北平去求学。那时火车只通到观音堂。到了观音堂，我们住在一家小店内，饭食连酒在内，不过五毛钱，然而初出潼关的我，已感到非常之贵。由观音堂东去到洛阳，还要换一次车才到郑州。由郑州到北平，我四叔到火车站来接，安排我住于宣武门外南柳巷的华州会馆。

民国华县志中的“华州会馆”图

虽然在陕西中学自己觉得不错，然到外边要考学校，还是有些担心，最害怕的为英文、数学等科目。我四叔于每周来会馆为我补习英文。后来北京大学有一预备班招收学生，我即考入。在此预备班中，早已有陕西几位同乡，如杨东升等。我总觉得人家有办法，自己土气，好象初入“三秦公学”时的情形一样。

由陕西到北平，即由乡下来到了大都市，我不禁产生了恐怕流于浮华之念，同时急于解决升学问题，所以到北平后，除看书自修外，对于北平的一切均不关心，也不曾到任何地方游玩过。在北平住了三个多月，到了快放暑假时，虽然参加了预备班，但却不知结果如何。正在此时，北平发生了政局上的大变化，原来我不打算于暑假回去的，经此一来，不得不回去。这就是张勋的复辟事件。

七月一日我清晨起来，听说街上全换了龙旗，后知张勋已保宣统上台，此时北平表面上平静，而实际上情形却十分紧张。我四叔由北大赶来，主张趁此暑假先回华县再说。于是我不管升学问题怎样，便与同学于七月三日由北平起身。此日就是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的日期。幸此时交通尚通，不过车上稍为拥挤，到郑州往西则还为常态，人们好象还不知北平的事。我们同行的有陕西学生十多人，一路很热闹。在观音堂下车后，一半步行，二半雇脚力，总算平安回到了华县家中。

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有时做些农活，有时到县里看看。到了暑假期满，又要打算去北平。原来张勋之复辟，只是很短的一幕滑稽戏，当马厂师攻入北平，在市区内只有一处小的战事，前后不到十天，一切全解决了，五色旗又照样招展。我又随我四叔去北平，不料这一次离家竟为与我祖母永别之日。一九一八年，我正式成了北京大学理预科的学生。

原文来源：《杨钟健回忆录》书籍整理 周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