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那些和议及影响（1）

序言：

两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与科技的顶峰，但是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汉族帝国中最为弱势的时代。自秦汉以来，中原帝国在于北方的征战中，虽也有弱势时代，但如两宋那样已经习惯性的割地纳贡却是极为罕见的。宋辽之间有宋辽岁币，宋夏之间有岁赐，宋金有岁币，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本质上都是宋朝方面对北方政权的经济纳贡。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每年几十万两匹的岁币就无足轻重。而且宋朝虽然富裕，却也极为贫困缺钱，更关键的是岁币对两宋各方面都有极为严重的影响甚至是扭曲了宋人的心理。

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开启宋朝岁币先河

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使得中原在与契丹作战中无险可守，经常陷入被动状态。后北汉成立，辽国又支持河东北汉与中原长期对抗。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不甘心河东和幽云成为契丹威胁中原的根据地，对北汉和契丹进行了多次征讨。虽然最终灭了北汉，也收复了幽云南部一些地区，但幽云大部仍在契丹手中。而且雍熙北伐，宋军二十万精锐失败，更是使得宋朝和太宗对经略幽云产生了畏惧心理，而辽国则更加轻视北宋。宋真宗时代，辽国继续奉行南下政策，并一举南下中原重现耶律德光当年灭晋的狂想。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与圣宗大举攻宋。闰九月，辽军会集固安，攻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威虏军、北平寨（今河北完县东北）、保州，均末克。后转攻定州，被阻于唐河。遂移师东向瀛州，并利用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试探议和。十月，辽集兵攻瀛州，十余日不克，伤亡惨重，十一月，转兵攻天雄军（今河北大名东北）不克，南下破德清军（今清奉西北），威逼澶州（今濮阳），袭取通利军（今浚县东北）。大将萧挞凛在澶州察看战地时，中宋军伏弩身亡。辽失主将，士气大挫，军心厌战，且恐宋屯镇、定二州重兵袭击侧后，亟谋妥协。宋以澶州为决战战场，集中兵力与辽军相持。真宗临阵督战，以振军心。

战至时候，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契丹方面尽管他们这次出兵进展顺利，但是战线拉得过长，补给非常困难，再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万一战败，后果不堪设想。萧太后本身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见辽军初战失利，加上孤军深入，恐难取胜。于是就听从了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而北宋方面，虽然将辽军大将萧挞凛射杀，但是战线已经摆在了黄河一线的澶州，虽然赖老将李继隆坚守澶州，但如若辽军绕道攻击他处，如何应对。而宋真宗本身就无有军旅生涯，也希望早日停战议和，故派出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

曹利用领命去了辽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宋辽在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达成的协议，历史上称之为澶渊之盟。而就协议本身内容而言，约为兄弟之国，后世按资历排辈，还算是平等的，对宋朝没有实际影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尊严受损问题。而开设榷场，也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双方可以互通有无。最关键的是边界问题和军费问题。边界方面，虽然双方答应放弃瀛莫二州，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宋朝对幽云其他地区及辽国后来攻占的易州也必须放弃声索要求，而且此次划界只是划定了河北路的疆界，而河东路不在此内，为日后河东界务纠纷埋下了隐患。军费方面，“助军旅之费”，实际上就是辽国要让宋朝为这次辽军师出无名的南征来买单，而且要以后常态化。虽然用的称呼不是岁币，实际上则就是要宋朝纳贡，是不是纳贡的纳贡。

而具体的数额，双方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大体上来说，这个数字双方都可以接受，但宋朝原计划的底线要比这个高的多。

澶渊之盟大范围来说还勉强，但实际上是宋朝在军事形势并不是太失利的情况下的政治外交失利。虽然双方都有困难，但是困难更大的是辽国。辽军虽然推进到了黄河沿岸，但是河北其他地区尤其是关键的枢纽地带真定、中山、大名府等城，辽国并未占领，而且宋军河北路主力傅潜等部仍然固守要害，辽军有后顾之忧。杨延昭、魏能、田敏等将则率军袭扰辽军后方，辽军如果不退却，极有可能后路被断，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是宋真宗却不顾宰相寇准和军方强硬派的主张，执意要议和。当然虽然打下去，不一定能收复幽云，但是向前推进边界线，收复易州桥头堡是可以做到的。

澶渊之盟的影响

不管形势如何可以假设，也如何可以有利，宋真宗决议议和，而且也愿意接受丧失幽云和事实上的纳贡，澶渊之盟最终达成了。从积极的角度而言，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其次，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再次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但是澶渊之盟日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首先，宋朝事实上放弃了幽云大部和易州地区及五代初期失守的营平、河套等地区的归属权。以后宋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这些地方只有地理上的概念，事实上已经不认为这些地带的人为同胞了。

其次，宋朝承认了辽国与自己同为一朝，约为兄弟之国事实上既如此，也就意味着宋朝某种程度上无法继承汉唐正统，起码是这种继承是不完整的。

再次，虽然无岁币之名，却有岁币之实的所谓“助军旅之费”，相当于宋朝承认了辽军南下的合法化，并主动为之买单，而且答应常态化。无形之中政治上失分，更加重了经济负担。

再之，宋朝对澶渊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日后几十年间忘却备战，河北禁军与地方军日渐堕落，兵备废弛现象极为严重。

再之，澶渊之盟的达成，使得军方的利益和话语权逐渐丧失。战后不久，老将李继隆去世。十余年后杨延昭、田敏、秦翰等去世。而以后活着的名将如曹玮、马知节、王德用等则被不断的排挤。不知兵的文臣掌握了西府即枢密院的支配权。

再之，澶渊之盟的达成，为日后宋朝在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中开创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打不赢就拿钱换和平，一代又一代的苟安心理在宋朝皇室和民间乃至军方生根发芽，埋下了无法去除的隐患。

澶渊之盟的负面恶劣之影响，大部分都是逐渐发酵的，是长期性的，但岁币问题则是现实发生的，年年发生的。虽然看起来，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对当时已经逐渐进入繁荣期的北宋影响不大，但实际上不是个小数目。十万两白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北宋建立以来，各方面都已经恢复并在发展了，白银的产量也在迅速的增加。太宗至道年间，白银岁课在14.5万两，仁宗嘉佑年间达到41万两多，徽宗时代更是达到了186万两。此外两宋时代白银虽然已经进入了流通领域之中，但日常交易用白银的还极为少见。所以每年给辽十万两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关键是绢。辽人虽是夷狄，却也是有品质讲究的，他们收岁币主要只收天下织绢的头品：河北绢。那时的河北绢，是中原的特殊财富：质量厚重紧密，绸绢里的上等佳品。一匹10两重的河北绢，质地超过12两重的浙江绢，更不要说工艺上的精美程度。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绢在市场上依然比南方最好的蜀绢要贵二、三百文一匹。当然，也有某些记载说“京东绢”才是北宋第一佳品。但在北宋帝王们眼里，京东绢并不好使，宫廷用绢都首取河北，只有不够用的情况下才用京东绢替代。追求奢华的宋徽宗作画用的底材也都是用河北绢。而澶渊之盟时，河北绢尤其难得。五代宋初河北久为战场，辽邦统治者为了打击宋朝民生，刻毒的下令辽兵毁掉河北桑蚕业，特别是纵火焚烧和砍伐桑林。兵之所过，“沿途民之园圃桑柘，必夷伐焚荡”，以致富饶的华北平原“农桑废业，户口减耗”。幸存的桑蚕资源，还得负担几十万宋军的衣料需求，宋廷手上的河北绢真心不多。所以澶渊和议时，对于三十万的岁币数量，朝堂一片哗然，反对声浪极大：“朝论皆以为过”，“议者多言岁赂契丹三十万为过厚”。还是宰相毕士安出来替真宗解围，认为“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

三十万两匹的数字是不小，不过要是只算经济账的话，总体上宋朝受益巨大。比起打仗的军费开支，岁币实在微不足道。澶渊和议之前，宋朝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大量填到防御辽军的战争中。“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这还不够，皇帝还得从自己的内库里掏钱补贴，一年得好几百万贯。即使这样，压力依然很大，“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倍增”。 而澶渊之盟后，天下太平，北宋迎来一波经济奇迹。华北平原“旷土尽垦辟，苗稼丰茂，民无差扰，物价甚贱”。宋太宗末年，全国总垦田为312万顷，仅比宋太祖时代上升6%；而真宗天禧五年（1021）垦田数暴涨到525万顷，升幅68%。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来年的中国，到澶渊之盟后，才真正享受到太平红利。有的回贴斤斤计较白银的流失，其实宋朝通过两国贸易，又可以把白银赚了回来。宋人将“缯帛、漆器、粳糯”卖给辽邦，而收取的是“银钱、布、羊马、骆驼”，数量颇丰，“岁获四十余万”。由于辽国的产品需求不能不仰赖对宋进口，宋人依仗强势的制造业“以我不急（之物）易彼之所珍”，因而即使岁币后来加到五十万银绢，依然是“岁相乘除，所失无几”。越到后来，贸易收益越大，到北宋末叶，对辽岁获盈利高达“百有五十万”（《三朝北盟会编》）。所以宋人甚至形容岁币支出不过是“皆出于榷场（交易市场）岁得 之（利）息，取之于虏而予虏，中国初无毫发伤也”。更何况，宋朝的岁币也不是白给的。日后宋廷通过增币为条件，成功挑起辽夏战争，辽国吃了惨败，国力大损，宋朝以年增二十万岁币而换取弱辽数十年，也算有失有得。岁币对于辽，更是一笔割舍不掉的收入。堪称辽国自废武备的压舱石。宋仁宗继位初，天圣二年（1024）年冬，边界上盛传辽兵将要入侵，一时人心惶惶。而雄州知州高继忠却毫不当回事，“契丹岁赖吾金缯，何敢渝盟？！”，意思很清楚：我们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和平，敌人会舍得扔？ 后来果然是一场虚惊。神宗初年，西夏请和，大臣郭申锡很高兴，他认为：“二虏（辽夏）赖岁币甚厚，渝平岂其所利”。至少辽国是被岁币给买垮了，自澶盟之后，辽的武备一代不如一代，直到被女真人的旋风吹进历史的垃圾堆。辽国虽然版图辽阔，但真正有质量的地方除了幽云十六州，就只有渤海地区强点。渤海比起宋朝内陆充其量就是二三流的水平。 契丹平定渤海初期，每年榨到的油水才“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这样的底子，即使到辽代后有所进步，亦极有限。至于幽云十六州地区，真正达到宋朝发达地区水准的，也只有幽州、涿州、蓟州等寥寥几地。且要考虑辽在幽云的统治成本，因为害怕汉人的反抗以及中原的北上，辽需要维持重兵，按照汉法保持一套庞杂而昂贵的官僚机构，这样一来，净收益就有限了，运作得不好甚至会负收益。

虽然经济上三十万两匹不构成什么太大的负担，也确实使得边境得以稳定太平了，但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负面作用依然远远大于正面作用，岁币固然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和平红利，但宋朝迫于内部矛盾，没能抓住和平良机，腾出手来联合吐蕃、回鹘一举解决西北的党项，终致党项崛起，陷北宋新的威胁之中。宋神宗时代致力于改革，力图富国强兵，复汉唐故土，但最终困于两线作战的压力，向西不能灭夏，打成消耗战，对辽则不得不割地妥协，终宋不能再振。汉有白登之盟而不辱，在于汉朝没有虚度用耻辱换来的七十年和平光阴，富国强军，终报匈奴。宋之不振，唐季以来兵痞凌上之风是其一，太宗毕生困于内斗，没能好好培养一个强力继承人，为他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是其二。澶渊之盟不复白登于汉，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