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贯今昔，风格存各异

补课贯今昔，风格存各异

作者 吕东平

说到补课，国人皆知。虽评论各异，但终归一统，还是主动或被动的，大部分家长学生都参与了。是是非非，不敢妄议！

我只知道从九十年代初的聘人补课报酬从每天5元，到每课时5元，一直到现在每课时N百元，其上涨速度犹如卫星发射，火箭升空！

补课学习，自古有之。但既得有“学而时习之”的补习精神，又须有“敏而好学，不恥下问”的心态，方可有所收获。

我小时候没有学前教育，如果家里不需你干活，能上起学的直接上一年级。

但恰恰就在那时期，全国有五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农民亲眼看到，基层的右派分子大都是老师和有文化的人。所以对学多少知识并不迫切，家长只是想让孩子学会写自已的名字，能看看书报，能会算账就满足了，文化太高会不会带来什么灾难，心有疑虑。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明确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老百姓对上学也逐渐认可并期望了！

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加上社会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大鍋饭诸多因素的影响，十多岁的少年也都开始上学了。在当时来说，严重争夺了农村的劳动力。针对这个现象，国家发起了下放学生的政策，把较大的孩子下放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我记得当时和我同班的就下放了五六个，都是十四岁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什么情况下才补课呢？一般是因事因病一天或几天没能上新课。老师单独叫到办公室给耐心地讲完，或者老师到学生家去，帮助完成讲解。为了让学生把没学的知识补上去，多走几里也是心甘情愿，也算免除了心中的不安，老师以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学生和家长也很感谢！“给钱或收钱”的事不存在，也没人会理解，似是太空神话了！

班级学生成绩总有优劣之分，班级有互帮小组，一个学习好的带几个差的。小学大都同一村，晚上偶尔聚到一家。大家围桌一坐，有说有笑，心情开朗。用棉花搓一个灯芯，在小灯碗里放上油，点着照亮。大家就可挑灯夜读了。到后来有了煤油灯，再后来有了电灯了！学生之间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互相交流，效果甚佳。这种方法是两全其美的，学习差的通过交流互帮自己学会了，学习好的当老师，等于又巩固了一遍。我都是当老的，从小学到中学，我始终是学习委员，也有帮助同学这个义务。每当把别的同学教会了，心里有无比的喜悦，脸上流露出一股成就感。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我已经在东北了。

那年代不存在补课二字，国人对学习的认识已淡化。国家讲的是红专道路，又红又专。如果谁只是学习太好，还怕引来非议。那时考学不考课程，而是凭家庭背景，出身成份，手上有茧子的红色家庭中选拔保送，并且得思想好，劳动好，好的标准很抽象。全国“工农兵管理学校”，农村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大都是旧社会受过“剝削压迫”，没上过学的，不大识字的。老师当时被封为臭老九，小资产阶级。尽管校长不懂教育，但管理学校了，说得对不对教师都得听。据说这是反修防修，杜绝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举措。

这样的大气候下，补课有什么用？谁还敢补？但那些有识之士，上进青年仍是默默学习钻研，以致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八十年代结束了动乱，恢复了考试制度，人们都知道知识的重要性，都想让孩子好好读书，且不说为国家为家庭做多大贡献，起码自已能找个好工作。

但没见什么有补课的，从一年级上学，孩子们结帮成群上学放学，也不用家长接送。我记得我的女儿和他二叔家哥哥同班，天天一起到后屯上学，得四五里路。曾被马车的挎扛拨到路边壕沟去过，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自己爬出来，再回家就行了！

社会越来越发展，贫富高低越来越悬殊，国人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文凭的必要性。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脱离困苦，脱离沉重的体力劳动。因此望子女成龙凤的思想由然而生，也就产生了我开头说的从九十年代至今的补课风格。

有些树苗，虽生长悬涯峭壁，却能茁壮参天，为什么？它能主动地把自己的根须尽力伸向周围，伸向远方，吸收那里的土壤养分，增加树干的营养！有些树生长在公园，本来有很好的环境，并且近代还兴起给树挂吊瓶打针，但它该枯的还是枯，根系萎缩了，吸收养分的能力弱化了，园工硬灌的那些养分吸收不了！

小孩如同树苗，家长的勤俭持家，良好道德修养，优雅的举止言谈，都会对孩子产生学习和成长的动力。反之，如果有奢侈腐化的现象，粗暴行为或有其它不良习惯等也会对孩子产生负动力！所以对家长的自身素质的补课更应优先，以便言传身教于子女。

我观察到一个普遍现象，各班的“学霸”是从来不用补课的，补课的学生也很难成为“学霸”。

人类社会整体在迅猛发展，但并不意味每个自然人都必须超过先辈。人的综合能力发展也象炒股票那些曲线一样，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的。试想，如果一代绝对更比一代强，那孔孟颜曾还会被尊为教育家，思想家了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也就是庸碌之辈了？

悠着点，别着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