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笔底纵横故乡事

笔底纵横故乡事

——评散文集《吾乡吾土》

杨耀健

《吾乡吾土》（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重庆作家陈仁德的散文集，集中收入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87篇，约30万字，由著名老作家马识途题写书名。作者站在现实和生活的高度，以文史研究者的敏锐和作家的忧患意识，从社会与自然、生存与生命，以及从自我不同的角度，进行多层次的考察和反思，给人们一种厚重而深沉的历史感、现实感和社会感，也由此显示出其作品的思想力度和深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无论留在家乡还是“渐行渐远”，其心底总珍藏着份深深的恋乡之情，故多成为作家永恒的话题。在陈仁德的作品中，以《一方水土》为栏目，多方展示了故乡忠县的物宝天华，追溯了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但他的这种爱是蕴蓄在对故乡历史与现实、文明与愚昧、美与丑的反思和解剖中，特别是深藏于对人们的告诫中，这就是不仅要珍视昔日的辉煌，更要弘扬先辈的优秀文化和奋斗精神。这种富于理智的深思，较之于“谁不说俺家乡好”式的盲目的爱尤显深沉有力，也尤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中《史海钩沉》《风云际会》两个栏目，属于传记文学，记录了与忠县有关的历史人物数十位。英国史学哲学家沃尔什在《人心中的历史>》一文中写道：“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孔子修《春秋》，主张的是“述而不作”，因为那是修史，不能添加色彩。而传记既带有历史成份又是文艺作品，这就需要“述而又作”，不“述”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不“作”就缺乏艺术的魅力。所以，对于写传记的作家来说，“述”与“作”都要求放射出艺术之光来，使之投射到读者心里，引起见仁见智的不同反响，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陈仁德所写的传记，不仅忠于史实，而且十分注重文学色彩的渲染。如写巴蔓子，就将其与忠县传统的三月会联系起来，表达人们们对志士仁人的景仰。又如写1923年加入中共的女党员秦德君，撷取她14岁外出求学、18岁入党、21岁担任西安市党部主任、23岁留学日本的几个片断，着意描写，使一代巾帼英雄跃然纸上。

真实生动是《沧桑岁月》《父老乡亲》栏目的最大优点，在多篇散文中，作者用平静客观的笔墨来描述，一切都那么真实、自然，仿佛生活的画面就展现在读者面前。陈仁德以自己的作品，传达了青少年时代这个人生最重要阶段的生命感觉，他用自己的独特感悟，讲述起荒唐年代的荒唐事，笔调畅快淋漓，但读后的滋味却不太好受。它让人们回望到那段尘封已久，却无法忘却的痛楚，回望到人们在冷漠的挤压下度日的痛楚。

《祖父和父亲的日记》，真实记录了“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某些领导人谎报丰收，外调川粮，四川却饿殍遍地，惨不忍睹。《悲怆的假肉票案件》，反映了十年浩劫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严峻的饥馑逼得善良的老百姓铤而走险，自造假肉票以求一饱，再现了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严重摧残、思想的扭曲与人性的沦丧。《剥菜头的日子》则用纪实性手法，再现了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糊口求生，小小年纪就争先恐后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读来令人心酸。这些作品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提醒人们，绝不能再走老路。

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故乡，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或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揭示，还是对极“左”思想、路线的重新审视与批判，作者都表现出凝重的情感和思想的深度，手法都是述而又作。其中的一些细节描写有如小说的技巧，赋形描象接近生活形象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采用了一种新散文体——新闻式散文，并用之于《警事拾零》栏目。这种散文体与新闻交叉，又毗邻报告文学，将新闻的真实、快捷与报告文学的议论或叙述融于一炉，用快捷的语言、流畅的音韵扩展文章的弹性和张力，把理性和思辩融汇进生动的文字，大大地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构成了散文的新风格，这无疑是作者散文创作个性的体现。

当然，一部著述最根本的价值还在于其内容上，我以为《吾乡吾土》在诸多方面颇有建树。这本书为忠县3000多年的发展轨迹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个轨迹又是以大好河山为表，以历代乡贤为里，从追溯巴蔓子为忠县得名的历史源头开始，将下限一直拉到当代。这样一个从古到今的文史研究，正是当前所缺少的。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吾乡吾士》承接古代、近代及现代人文发展的史脉，以历史的整体性为出发点，透视社会发展以及文学本身内在的擅变动因等等，这都将有助于我们对巴渝文化成就和社会价值作出总体的把握与评估。

载《重庆文学》200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