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年轮：我来自何方-1

《红色年轮》第一部

我出生的年代（2）我来自何方？（上）

我们的祖籍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拐儿镇骆驼村（太行山区）

题记：莎士比亚曾在《哈姆莱特》中这样形容成长和成熟：“成长的过程，不仅是肌肉和体格的增强，而且随着身体的发展，精神和心灵也同时扩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长大以后都会经常回忆起难忘的童年往事。尽管每个人的童年会因家庭背景和所处年代的不同而不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一个人最难忘记、最无忧无虑、也是长大后最怀念的日子就是他的童年岁月。

在讲述我开始有了早期记忆的童年生活之前，有必要先简述一下我家祖上的概况和我出生时的情况。没有祖上，何来父母；没有父母，我又来自何方呢？

根据我的父亲郑广智2003年3月出版的《六十春秋话经历》（修订版）一书中的记载，父亲于1922年农历9月12日出生在山西省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骆驼村一个贫农家庭里。我的爷爷名叫郑成珠，是一位用中草药为当地百姓看病的乡村医生。我奶奶育有八个子女，五男三女，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四，小时候起名“来福”，“广智”是当地的老师给父亲兄弟五人按“仁、义、礼、智、信”的顺序起的名字。由于家境穷困，父亲的三个哥哥都先后给地主放羊、扛长工，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的祖籍：位于太行山麓的山西省左权县骆驼村

父亲七岁的时候，在几位哥哥的关照和支持下，上了小学，开始学习《百家姓》和《三字经》，父亲很聪明，很快便能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后来，父亲还学了《论语》以及语文、数学等课程。父亲在考试中总是第一名。而父亲的三个哥哥，一生都在劳苦中度过，其中，我的大伯和二伯都因穷困而终生未娶。我在少年时代曾多次回到老家看望他们，老人的慈祥、善良、和蔼和对人生的豁达与那种安顺天命的祥和心态，以及他们的坚强、坚韧与耐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我想起他们坎坷的一生和连个家都无力成全的悲剧人生，心中都会泛起一种酸楚的感觉。

1935年父亲小学毕业后也曾回家务农，给地主打短工。相对而言，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幸运的，他们都赶上了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年代，先后参加了革命，走出了穷乡僻壤的山区，创建了一番事业。

父亲在太行山老家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前排左4）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红军改为八路军后，一二九师的部分部队就开到了家乡，父亲当时就参加了儿童团，并被选为儿童团长；二伯被选为农会主席。据父亲的回忆录中记载：“1937年秋季，当八路军到达我们家乡后，在县里有个工作团，开始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在村上小学教员霍汉杰的引领下，我于1937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中转战南下的母亲和父亲（后排左1、2）

从此，年仅15岁的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

我的父母先后育有四个子女：姐姐出生在陕西汉中，哥哥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我出生在西安，妹妹出生在北京。因革命工作的需要，父母转战南北，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也出生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仿佛上天那只无形的手在安排着一切，长大成人后，我们四个孩子也天各一方。

根据母亲的回忆录《郑恩传略》的记载，我出生的时候曾遭遇危险，几乎胎死腹中。

母亲在回忆录中写到：“1954年年初，随广智一起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分局，我在西北分局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档案工作。（之前父亲在新疆分局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秘书--前三五九旅政治委员张邦英的秘书--副处长、财经工作组组长、机要交通局局长。调至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财经处副处长。后调入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副科长，监察员）。

在飞机上，我和两个孩子都吐得很厉害，胆汁都吐出来不少，加之我又怀孕，难受极了。那天正是农历年三十，到达西安时天色已黑，跟随张邦英书记一起住在址园（原杨虎城公馆）。由于住在一间平房内，没有暖气，只能生了一个火盆取暖，结果全家因煤气中毒而晕了过去，情况十分危险，若不是王德禄同志前来叫我们吃饺子，发现的早，后果不堪设想……

到西安后，我身怀第三胎，由于乘飞机的剧烈呕吐，加上煤气中毒的折腾，当时头痛很厉害，血压也突然升高，全身出现了浮肿。经医生检查，提前住院了。为避免发生危险，医生为我实施了催生术。1954年农历正月十三，生下了第二个男孩，起名：运新。想来真是命大，大人小孩都保住了……”

前排左三是时任中央新疆分局机要交通局长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