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到宋明理学，儒家精神不断“异化”，透过阴霾看见真正儒学
几乎任何一门学说，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都会不可避免地与当时提出它的人的初衷背道而驰，产生所谓的“异化”。
笔者在之前写“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宗吾先生绝对没有想到不过近百年时间他的“厚黑“学说就被后人涂抹得面目全非。同样，孔子周游列国，说自己“述而不作”时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以一贯之的君子之道也被不断扭曲异化，最终在两千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骂得一无是处。释迦牟尼也没有想到，在他圆寂之后中土大地上会出现浩如烟海的典籍和蜂窝般密集的寺庙。
这样一想似乎只有禅宗没有遭到异化，因为达摩祖师在中国传播禅宗时一开始就立下规矩：“‘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就是说禅宗没有选择用文字来传承，而是用“以心传心”来保证禅宗的纯净。一有文字就会有理解，一有理解就会有偏差，一有偏差就一定会产生异化。所以这也是《六祖坛经》中所记载的六祖慧能虽然大字不识，但是仍然能通晓佛经的原因。只要能“明心”就能“见性”；文字什么的是多余的。这样看来只有禅宗没有遭到异化了，是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一定。笔者有自己的看法，禅宗所说的“以心传心”我是同意的，因为在人类文化历史的轴心时期，孔子和苏格拉底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立文字、不出著作，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智慧是无法通过文字传承的，能传下来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例如今天我们读到的《鬼谷子》之类的书。
但笔者认为禅宗仍然出现了异化。唐朝是文化的一个大熔炉,禅宗是在唐代由印度传入我国的，唐朝非常重视文明并且国民受教育程度也非常高,同时也接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所以禅宗一经传入便在民间引起了反响。既然佛教在传入时被改造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么多的门派，那么禅宗一定也被改造后才形成了今天的“五家七宗”。
诗人王维晚年崇尚归隐，一心只想遁入空门，写诗时诗的前联大多为景物描写，后一联则侧重于禅之理。这对诗的格局演变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他描绘的禅的境界是以自己的感觉来描绘的，而文字一经写出便立即死去。他带了这样一个头，把禅的精神化在山水之间，后人喜欢模仿与追捧，也学着他这样干。
这样一来禅宗就被定义了，因为王维等一些人的描绘，禅宗一开始就在一些人的心中被定义了。笔者不能说他们的定义就是错的，但是你一有定义你就会有执念，一有执念就无法到达“空”的境界。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是指这一道理。佛家一再强调“不执著”，《金刚经》有云：
笔者在这里可以大胆地说，禅宗也被异化了，并且它是被异化得最严重的一门学说。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儒家学派。
文化意义上来说儒家的话，从董仲舒“新儒学”到宋明理学，儒家的“三纲五常”成为了教条，而教条正是压抑人的本性的。孔子倡导压抑人的本性吗？孔子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吗？
不然。
儒家认为，夫妇关系是人生中最基本的关系。我们的先人就非常的看重婚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的就是要顺天理，存人欲。婚嫁时要举行郑重的仪式。结婚以后，夫妇之间要相互尊重，琴瑟和鸣。朱熹一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女人看做是男人的附属品，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是儒家所提倡的观点。
在儒家早期的著作中，根本就没有男尊女卑这种观念。有人以“唯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句话说明孔子对妇女的轻视，但我们连续上下文来看，你会知道这样解释并不准确，因为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叫“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
笔者发现人们特别喜欢断章取义来解释儒家学说，例如有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儒家的观点。“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儒家的观点吗？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语境来看：司马牛感觉自己很孤独，人家都有兄弟，偏偏他一个都没有。而子夏为了安慰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子夏为安慰司马牛所说的话，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句话拎出来就说它是儒家的观点。
宋明理学的确为儒家学说思辨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来看也要许多可取之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儒家学说到底需不需要思辨化？《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哲学，是要在行动中去实践去达到的哲学，而不是坐在书斋里谈几句“气者,理之依也；理生万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关键是你谈就谈吧你还谈不清楚,还引得读书人都在这里面打转，造了一层一层的迷雾；当我们去梳理的时候才发现理学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儒家学说在这里已经被弄得乌烟瘴气了，不管它是不是还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它与孔孟的儒家学说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我们再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儒家学说的演变。
孔子周游列国，但由于学术理想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所以他处处碰壁而不得志。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了官方学说，从此儒家学说得以重振；到隋唐设科举，读书正式和做官捆绑在了一起。并不是说读书跟做官捆绑在一起就是坏事，至少来说，孔子所说“学而优则仕”得以实现；曾子在《大学》里面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实现的机会了。我们可以用明朝的士大夫和宋朝的士大夫做对比为例来看“读书与做官”的发展，由此来看儒家学说在另一层面的异化。
《孟子》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纣王，有这些事吗？” 孟子回答说：“在传记中有这些事。”齐宣王觉得这个回答有失妥当，于是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换言之，对孟子来说，为人君者，当有人君之行，不然就是个“假国君”，甚至是独夫民贼。
很多年后，当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孟子这些话时怒不可息，直气得牙根发痒。
《典故辑遗》上记载：“上（即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朱元璋为明朝开国之君，亦为建立明朝“祖制”之君；而孟子为儒家“亚圣”。由朱元璋读《孟子》之反应，我们可以窥见明朝廷对儒家之态度。
换言之，朝廷虽在名义上标榜崇学重教，实际上是和真正的儒家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有真正的儒家教育，自然也难有真正的儒家师生。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装出选拔人才的样子，而人们也装出都在读书的样子。
然后，朝廷和这些朝廷眼中的人才，再一起装出以儒学为“治国之道”的样子。
一切就这样顺其自然下去，一切就像我们小学学过的安徒生的那篇童话一样——皇帝光着屁股，“穿”着那件其实不存在的衣服，将之作为一件华服，进行盛大的游行，而所有人都不敢指出真相，只是人云亦云地赞叹：“我的天！陛下的新衣服真是漂亮！他上衣下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是多么地合身！”
皇帝的衣服从来没有获得过像今天这样的赞美。
可是却没有一个小孩子站出来说：“可他明明什么也没穿呀！”
也许有，王阳明应该算一个，但他不在本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发生这样荒诞的事的原因在于，在时人看来，读书之目的，在于打开功名之门。当时的私塾教育，也是以成功科场为目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学校里只有以科举考试为准绳的应试教育。
由此可以说，对于时人而言，“为什么读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需要思考。
按照儒家的观念，为学之要，即在于立志、立行。
以此志行，保赤字心，行第一等事，为大丈夫。
那么，何为大丈夫？
对此，孟子的回答是：
而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为了巩固君权，一面屠戮军功集团，使其无法威胁到皇权；一面又不断强化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在宋代便已臻于完善。也就是说，在以文官集团为朝廷的权力基础这一点上，明和宋并没有多大区别。
区别在于根本之处，即文官群体追随的是天下之公理，还是追随皇权的一己之私。若是追随天下之公理，那么他们既为文官也为士大夫；如果他们只是追随皇权的一己之私，那么他们名为士大夫实是窃取了士大夫的名号。
在宋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商国是，即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和士大夫集团为合作关系。
比如，宋人笔记《陶山集》曾记载：王安石常常与宋神宗面争于朝廷之上，王安石言语激烈面红耳赤，宋神宗反而一副好脸色对他说：“对，对，你说得对。”
又如，《续湘山野录》中曾记载范仲淹第一次遭罢黜时，友人送别时说：“此行极光。”第二次遭罢黜，友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友人说：“此行尤光。”范仲淹笑着对友人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友人大笑而散。
为什么宋代的士大夫有如此表现？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道统”归于儒者而不是归于朝廷，而且朝廷的“治统”还必须要以“道统”为主；即由儒者“致君行道”。否则就是朝廷在把持天下。
正因为如此，宋代的士大夫有着以“道”自任的高度自觉，而且拥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宋代以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成了绝唱。
换言之，当政治主体只剩皇帝一人，若有士大夫仍然以政治主体自居，那就是朝廷之敌。
在明代，朝廷阳奉儒学之名来强化帝权。其之视天下，为一姓之私产。那时候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为主仆关系。儒家学说被改换得面目全非。
比如，朱元璋对《孟子》大动斧锦，命人删去《孟子》一书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内容。并且立下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好一个“以中正之学为本”！明明是以一己之私为本胡作非为，还偏要振振有词地认为这才是“中正之学”。
在永乐时，朝廷进一步歪曲儒家学说，并且利用儒家经典的八股取士制度进一步强化，又编撰了以理学为“基”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将之作为官定的读本和科举考试的准绳。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真正的儒者越是拒绝入朝。而入朝者多为趋炎附势，阳奉阴违之徒。久而久之，人们就普遍地忘记儒学为身心性命之学，忘记了读书的目的在于完善人格，而把“读书”与“做官”划上了等号。
一个真正的儒者应该如何呢？
对此，有人曾问孟子：“士何事？”孟子回答说：“尚志。"再问：“何为尚志？”孟子答：“仁义而已矣。”
也就是说，士之立志，在于立道；士之力行，在行于道。相反，如果舍道而行之，不知其身心所安处，反而“志”于追随名利，那么在孟子看来，那不但不属于立志，简直可视为禽兽，因为这样的“士”只会助纣为虐。他们不关心天下安危，装作看不见百姓疾苦，而只会鱼肉众生。
后来新文化运动时“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的喊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儒家被异化从而导致人们误解了真正的儒家精神到底是什么，这种余毒在今天仍在有些人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