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放火团：烧毁日军三架飞机|日本|日本人

原标题：抗日放火团：烧毁日军三架飞机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者 陈卓 翻拍

姬守先

(1910～1942)抗日放火团总负责人

秋世显

(1914～1942)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之一

邹立升

（1913～1942）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之一

时延寿

（1907～1942）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之一

刘文禄

（1897～1941）抗日放火团负责人之一

抗战地点：大连地区

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场特殊战斗。

1933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以破坏日本占领区内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班，1934年秋天，受训回国的中共党员姬守先、秋世显等建立了大连抗日放火团，从1935年6月开始到1940年6月的6年间，共在大连地区放火78次之多，焚毁价值3000万日元的日本军用物资（1938年物价3000万日元可买白面1000万袋），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日本侵华期间，大连被日本侵略者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就在这个日本几十年殖民统治下的“无缝地带”，活跃着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国际特工队伍。

他们在敌人的工厂、仓库、码头里神出鬼没，埋下了一个个火种。一时间火光四起，日本侵略者大量的军用物资灰飞烟灭。

日军仓库频失火

大连民间流传天降“火神爷”

1935年6月25日晚8时许，位于大连甘井子的日本“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满石)”仓库突然燃起大火，阵阵刺耳的警笛、警报响彻夜空。大火很快被扑灭，损失并不算大，约为2500日元，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然而，两天后，离此不远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器材仓库又燃起了一把大火，大量建筑材料化为灰烬。

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大连仓库又冒出冲天火光，大量军队给养被烧毁。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日军损失物资价值6.1万日元。

不到一个月发生了3起火灾，特别是日军仓库的失火，让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动。

大连史志办原副巡视员王军介绍，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已经遭受了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国被日本侵占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日本的殖民统治根底很深，日军曾骄傲地称大连是“无缝地带”，也就是没有留给其他势力缝隙的意思。

然而，神秘的大火在日本侵略者的工厂、仓库接二连三地烧了起来。没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人们就称作“天火”，民间神话色彩的传言四起，王军介绍：“当时民间流传着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的传言。”

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相信这是天火，但若是人为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可这几次大火都是在夜半无人时毫无征兆地烧着，且事后找遍火场连半点人为纵火的痕迹都没有。日本侵略者甚至从东京找来了消防专家勘察火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放火团原为苏联国际特科

王军介绍，一个当时在大连警察署任职的日本警察曾撰文：“当时，纵火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总长大津经常催促'抓到犯人了吗’？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大津派出2000名警察把眼睛和捕绳对准中国的爱国者，并且悬赏500日元给提供纵火事件线索的人。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就在日本的军警宪特们为大火而焦头烂额、上蹿下跳之时，大连的火灾还在毫无顾忌地时不时着上一把，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在这一次次的熊熊大火背后，则站着数十名爱国勇士，他们就是被百姓称为抗日放火团的“苏联国际特科”。

王军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觊觎中国更广大国土的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苏联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在日本后方特别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情报人员也主要来自中国被占领地区。

苏联红军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办起一所特工学校，专门培训来自中国的抗日青年，教授共产主义思想和情报、爆破、射击、无线电等知识技能。培训为期半年，然后派遣他们到日本占领区。

1934年7月，从莫斯科受训毕业的姬守先、秋世显等7名中国青年秘密回到中国，使用放火、爆破等手段摧毁日本军事战略目标，大连是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冲，自然成为抗日放火团的活动中心。

声东击西 烧毁仨飞机

姬守先、秋世显等人在这里发展了数十名放火团成员，而大连港码头勤杂工于守安，是“抗日放火团”中的一员骁将。

王军介绍，仅1940年正月十五那天，他一人就放火5起。当天上午10点多，他趁值班的日本兵进屋烤火之机，把早晨夹在煎饼里带进来的三个慢速引火装置，分别安在日军存放在码头的三架飞机主体上。中午休息时，有些工人溜到街上去看秧歌，于守安也混在他们中出了码头。他从秋世显手里又拿了几个快速引火装置，先后安放在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日军仓库及三处油坊院内的粮草垛里。下午，这四处相继起火，风助火威，干草垛燎着了军粮垛，火龙腾空，仅日军仓库就被烧毁马草10车皮。

消息传来，水上警察署署长管沼赶紧吩咐铃木主任再去检查一下飞机的防务情况。不一会儿铃木报告：飞机防守严密，安然无恙。管沼这才松了一口气。临下班时，管沼又叫铃木去检查了一遍，并对夜间警戒工作作了专门部署，这才放心地回家。

晚上6点，码头下班，天黑了，飞机着火了。这是于守安和秋世显计划好的，让港外的火来掩护港内的火，把烧飞机作为重点。当在屋里烤火的值班日本兵发现时，火势已经大了。管沼急匆匆赶来指挥救火，已无济于事。不多时，现场只剩下三架飞机的残骸。

放火团“夫妻档”

一个“上战场”一个“搞后防”

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的邹立升，1934年成为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包玉侠也加入了放火团。

当年包玉侠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传递信息，她曾多次往返大连、天津、沈阳之间，把上级的指示带回来，把大连的情报送出去；二是在邹立升等在制造炸药，研究放火计划时，在门外放哨。

王军介绍，包玉侠生前曾回忆，起初邹立升什么都对她瞒得死死的，那时候经常有几个人到她家，凑在一堆嘀嘀咕咕，每到这时邹立升就把她支走，让她到外面看门。一次，那几个人正在屋里开会，忽然有人朝她家走来，包玉侠赶紧让儿子进屋报信。等她带着来人进屋一看，那几个本在炕头嘀嘀咕咕的男人，居然变成围在一桌打起了麻将。

还有一次，邹立升拿出一挂鞭炮，让包玉侠带着儿子到院子外放着玩，自己则躲到屋里神神秘秘地“捣鼓”着什么。忽然屋里发出一声闷响。包玉侠跑进去一看，满屋的浓烟。后来包玉侠才知道，邹立升是在试制引火装置。这个技术应该是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传授的，邹立升实验了几次，终于完全掌握，并且很快将其用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仓库和工厂。

1936年5月的一天，在大连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坐着一对母子，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包玉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天津，找一个叫李胖子的人。

李胖子，也被称为李大姐。按照邹立升的嘱咐，包玉侠下车后到车站外的一个商店门口等“李大姐”来认她。忽然走过来一个胖胖的男子，俯身拍了拍儿子的小脸：“显容（包玉侠儿子名叫邹显容）来啦，长这么高了。”然后，来人低声对包玉侠说：“邹大嫂，我是李胖子。”

这着实让包玉侠吃惊不已，“哪想得到'李大姐’竟然是个大男人啊”。不光如此，“李大姐”其实并不姓李，而是姓黄，叫黄振林。

黄振林是和纪守先同期在莫斯科受训的抗日青年，回国后被派到天津，任抗日放火团的天津负责人和天津、大连间的联络员。

接上头后，黄振林交给包玉侠两个一尺见方、三寸来高的点心盒子，中间夹着两个茶叶桶捆成一包，让包玉侠带回大连。这个点心包里，装的就是引火装置所需的原材料。

叛徒出卖 放火团烈士英勇就义

从1935年5月开始，纵火事件在大连就经常发生，然而当时的日本殖民当局却一直摸不到头脑，直到1937年8月在哈尔滨逮捕了北满情报组织负责人，这才知道大连也有情报组。

王军介绍，日伪“搜查机关”想出一个险恶伎俩，靠着悬赏在中国劳工中雇用特务，暗中搜集情报。日警察署称之为“白片密探”。

1940年5月，情报组成员王有佐的老乡许元鼎在一次与福昌公司小工头牛嗣义谈论招工事情时，无意中泄露了王有佐放火的事情。牛嗣义就是一个“白片密探”，他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关东州厅”警察署巡捕长、汉奸隋云封。隋云封拘留了许元鼎，并对王有佐进行跟踪监视。6月24日晚，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和王有佐在小岗子接头时被隋云封发现。赵国文随后在电车上被捕。

根据赵国文的口供，四名特务利用街头联络的方法逮捕了住在天津的姬守先的妻子，并对怀孕中的她进行了拷问，最后得到姬守先的照片。特务们在上海南京路附近绑架了姬守先，将他塞到麻袋里带回大连。这样，除了鲍威尔、洪德锡、王金泰等人逃脱外，其余均落敌手，中国境内的国际情报组惨遭破坏。

王军表示，据1941年“关东局”公布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此案被捕的人员共有155人，经审讯后确认为抗日放火团成员的共有51人。

1941年10月30日，关东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公判会，对放火团被捕人员进行审判。法庭上，法官问放火团的成员“为何放火”时，姬守先等人则反问：“你们为何侵略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再也无法公开审理，又进行十多次秘密审判，于1942年3月宣布最后审判结果：对军需品及其他物品实施放火，并对铁路实施破坏的姬守先、黄振先、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判处死刑；加入其组织并参与策划的邹包氏（即包玉侠）等13人各判处七年徒刑。

邹立升被判处死刑后，于8月12日夜成功越狱，逃到大连西岗子，藏匿在老师刘桂林家中。日军派出多人去青岛、沈阳、复县等地搜捕，在大连各路口加岗加哨。邹立升曾4次化装出走，准备北上参加抗日联军，但因日本殖民当局在码头、车站和交通要道悬赏缉拿，再加上重伤在身，行动不便，未能成功。8月25日晚，不幸再次被捕。日本殖民当局当即打断了他的双腿，把他关押到旅顺刑务所（旅顺监狱）。收留邹立升的刘氏老夫妇，惨遭敌人毒打、灌凉水，致老太太死亡。

同年12月9日、1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旅顺监狱用绞刑将姬守先、邹立升等9名爱国志士杀害，他们的尸体都埋在现旅顺监狱旧址墓地中。然而，旅顺刑务所最后一任刑务所长田子仁郎在1945年私自下令将一切关押、处死、病死“犯人”的档案材料全部烧毁，这使得如今人们无法从无数遗骸中辨别哪些是这些放火团志士的。

华商晨报 掌中沈阳客户端记者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