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到过几本中国古代文史书籍，除了因旧时村学通行而在市面上还广泛流通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只翻阅过一本近人林大椿编纂的《唐五代词》，浏览过《史记》的大部分本纪和列传，也看到过一两本《汉书》的人物列传。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被从文科考生当中错招到理科念书。那时，不仅根本没有转系调换专业一说，学校甚至还满校园张贴告示，严禁像我这样缺乏“专业思想”的学生，私自偷听其他科系的课程。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不甘心就范，也只能在课下自己跑到图书馆去读些想看的书，但既缺乏相应的预备知识，又没有老师指点，只能是顺手胡乱翻检，完全没有头绪。后来能够找到初入书山的路径，都仰赖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点拨教诲。
本科毕业后我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本来都是随从史念海先生研治历史地理学。业师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学术泰斗，但面对像我这样懵然无知的门外汉，具体怎样将我引入文史研究领域，史念海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并且事务繁忙，顾不上对所有事情都一一指教；有些基础工作，是请黄永年先生来协助完成，阅读文史书籍，就是如此。
黄永年先生开设有目录学课程，学校里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来选修，教室里座无虚席。这里面有很多同学，基础比我要好，了解目录学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些人也了解黄永年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精深造诣，我却只是按照导师史念海先生的强制性要求，懵懵然走入黄永年先生的课堂，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才逐渐理解到学习这门知识的重要性。根据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项特征，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典籍的史料价值，是学习目录学知识的主要用途，这也是目录学课程所要讲述的核心内容。这些知识，说起来很重要，初学起来却十分乏味，若非遇有良师引导入门，很多人对此都是望而生厌，以致终生无法得其要领。在并世学者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人在这方面具有比先生更为通博的学识，但至少很难有人会做到像先生那样，将这门看似枯燥不堪的学问，讲得如此妙趣横生，满堂溢彩。先生讲述目录学知识，能够吸引学生的地方，语言诙谐幽默，其实还只是表面原因。在大学的讲台上，从来也不缺乏语言生动的教员，能够讲成时下万众尊崇的明星学者，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其中颇有一些“名嘴”，很难持续获得学生的敬重，原因即在于缺乏足够的深度。假若仅仅是就书目而论书，目录学课程难免会被讲成余嘉锡先生痛加贬斥的所谓“书衣之学”。先生讲述这些内容，则有两项明显与此不同的特征，即：一是重视将每一具体的文献，都置之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来阐述其内容和性质；二是注重揭示各种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这样来讲述目录学知识，想法本来很平常，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难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要做就都能够做到。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包罗万象，清楚每一部书在学术源流中的位置，需要全面了解古代学术文化史，这已经很不容易做到；再要讲出这些典籍在当代各个文史学术领域内的史料价值，又需要普遍了解这些领域所要研究的对象和主要问题，包括有重要意义的前沿进展，其对讲授者学术视野和能力的考验，可想而知。黄永年先生讲授目录学，能够得到各个专业学生普遍持久的敬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从事专业研究所终生需要的基础知识，从而引领我们找到步入学术殿堂的正确途径。在掌握相关的目录学基本知识之后，黄永年先生特别强调，一个人能否通过研读史料而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再通过分析相关史料来很好地解决问题，除了个人的天分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每个人能否静下心来细心读书。先生文献学知识广博，熟悉各种史料，而且自己还收藏有很多稀见善本古书，分析问题时运用各类典籍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却一贯主张，研究历史问题，要以读懂读好常用基本典籍为主，特别强调要花大力气读正史。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从史料入手，首先是要重视悉心研读基本史料，而不是刻意找寻生僻新鲜乃至怪异离奇的史料，或是读书不分轻重主次，泛滥无所归依。这是先生在讲课中向我们传授的治学要诀。像历代正史这一类传世史料，虽然叠经披览，但仍蕴含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信息，有待研究者识别利用。在这当中，有些史料价值，是随着研究者视角的变化而不断显现出来的，有些是随着相关研究的进展而被重新认识到的，还有很多，则主要是由于前人读书不够仔细而被埋没，或者被错误理解，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想充分利用这些史料，一个最简单但也最为可靠的办法，就是仔细读书，尤其是留意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先生研治隋唐和北朝历史的重要创见，就大多是这样细心读书的结果。先生曾经几次和我谈过，他之所以能够针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许多不同看法，就是缘于在陈寅恪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更用心地细读两《唐书》等正史，以及《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这样一些基本史料。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辑 明崇祯十五年黄国琦刻本（选自《汉籍数字图书馆》）
黄永年先生治学强调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从细微的现象和具体的史实入手切入问题，同时也强调分析和论述历史问题，眼光一定要开阔，手段要尽可能丰富。先生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目录学知识，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以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手段，在这样一个侧面或者说是在基本点上，形成比较全面的研究素养。每一个人的研究，都会有所侧重，但先生主张，一个研究者，不管主要从事哪一领域的研究，不论是某一时期的断代史，还是某一部门的专门史，都要首先熟悉整个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同时也都要尽可能全面了解所有各类文献，然后才是与每个人具体专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专业文献”。通过跟随先生学习目录学课程，我对各类文献史料逐渐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遵循先生指教的这些读书路径，我才逐渐具备了起码的文史研究基础。虽然真正领会和掌握的目录学知识，直到现在也还极为肤浅，却已经在尝试研究问题时，得到诸多收益。黄永年先生讲授的另外一门有关历史文献的基础课程，是古籍版本学。当年在学校上这门课，由于自己基础较差，为多拿出一些时间来学习目录学知识和历史地理专业知识，只听了两堂课，就私自溜走开了小差。真正向先生学习版本学知识，已经是调到北京工作，开始买旧书以后的事情。孔夫子有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同目录学知识一样，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知识，也完全出于自学。所不同的是，先生的目录学知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而他自学版本学知识，除了阅读相关书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在旧书铺里购买旧本古籍。由于先生治学强调读常见书，购买古书，并不是为写文章寻求稀僻史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文玩而已。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乐在其中的赏玩，先生才无师自通，掌握了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同先生的这种经历多少有些相像，我能够在博士毕业工作后还提起兴趣跟从先生学习一些版本学知识，首先也是因为想买旧书的缘故。先生买旧书，包括的门类范围虽然很宽泛，但在性质上都是侧重“正经正史”性的基本典籍，这正与先生读书的侧重点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虽说先生宣称买旧书只是一种业余雅好，实际上还是寸步不离其治学的旨趣。其实也正是通过经常摩挲翻阅这些典籍，先生才对历史文献有了大多数学人难以企及的广泛而又具体的认识。轮到我买旧书的时候，这类堂堂正正的基本典籍，在旧书店里已经很难遇到有特色的版本，但我还是遵从先生指教的路数，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到一些富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典籍。譬如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的乾隆原刻本，陈澧《东塾读书记》的最早刻本，就都是以极为平常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便宜的价格，从旧书店几乎无人过问的书堆里细心搜寻到手，并得到先生的嘉许。不过，由于这类书现在实在太过稀少，我买旧书，更多的还是在遵从先生将消遣与治学结合起来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去关注那些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文献。这一点虽然与先生购书的重点略微有所不同，但我一直恪守师训，绝不以利用这些孤密罕传的生僻文献，作为治学的重点，而是注重在传世基本典籍的源流背景下来认识这些稀见文献的独特价值。古刻旧本，由于传世稀少，其中有一部分书，很早就具有文物性质，而其文物性愈高，价格愈贵，学人也就愈难购藏。身为一介书生，黄永年先生向我传授他的切身体会说，买旧书千万不要与人争强斗胜，花大价钱买旧书，并没有太大意思，寻觅旧书很大一个乐趣，就是在常人不注意的书籍当中，发现有价值的好书。清人学术著作，过去不受古董家注意，常人也很难认识其价值，价格相对比较低廉，因而成为黄永年先生藏书当中颇有特色的一项内容。
先生对清代学术之熟悉，如数家珍，在研究中引证清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信手拈来，毫不花费力气，我想和他这方面丰富的收藏，应当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自己也正是在如法行事地购买一些清人学术著作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和认识，对我研究学术问题给予了很大帮助。按照我的理解，黄永年先生虽然说买旧书主要是出于赏玩的目的，但这种赏玩是以他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作为前提条件的，即这种赏玩更多的是着眼于特定学术内容书籍的版刻，相对来说，多数藏书家首先看重的版刻形式，在先生这里应居于稍次要一些的层次。譬如先生基本不收藏明代的朱墨套印本，就是由于这类书大多内容太过平常而且校勘质量往往比较低下。我开始买旧书的时候，北京书肆上这类明末朱墨套印本，价钱还不算很贵，我还能够对付着买上一两部。
黄永年先生印章
有一次在旧书店里陪侍先生买书，我指着一部凌家或是闵家的朱墨套印本询问先生说：这书刻得很漂亮，我是不是可以买一部留下把玩。先生断然批评说：“辛德勇，你是念书人。过去正经念书人的书架上，要是摆上这样的套印本，是很为人不齿的，所以你不要买这样的书。”显而易见，先生购买收藏古籍，纯粹是念书人的路数，他是赏玩念书人关注的书籍。屈指数算，我在北京逛旧书店买古书，也有十五个年头了，至今箧中仍未存有一部朱墨套印本书籍（套印历史地图除外），就是因为在老老实实地依循着先生走过的轨辙。先生从年纪很轻时就开始买旧书，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委托友人杨成凯先生，在北京代买过一部书籍，但他多年来一直是精挑细选，只撷取很少一小部分精品，从未放手滥收，因此，藏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在常年徜徉于旧书店挑选书籍的过程当中，经手经眼无数古籍，这必定会大大丰富先生的文献学知识。所以，虽说先生买旧书的直接动机是出自赏玩，但先生的古籍文献目录学和古籍版本学研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娱自乐性学人消遣的基础之上。在先生的指点下买旧书，我对此深有感触。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研治版本目录之学，黄永年先生读所有的书，做所有的研究，首先都是出自他求知好奇的性情。有真性情，也才能做好真学问。
本文选自《树新义室学记》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辛德勇，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研究，代表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和《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