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人性远胜标签

(一)

回顾金庸作品《天龙八部》中的名案“杏子林事件”,发现一种值得玩味的观念。

列位丐帮长老、江湖前辈,各有一身本事、两肩道义、三四五件侠义功迹,无疑是一时代里认知水平和人生成就均高于一般人的江湖精英。但他们无不囿于“契丹人必是奸恶凶残之辈”的固有偏见。面对着乔峰的身世铁证,尽管为其磊落豪情深深打动,但却宁可怀疑眼前全套证明、宁可认定乔峰不是契丹人,也不愿抛弃关于“契丹人”标签的认知,甚至从没有意识到这一前提标签的存在。

读到这里,难免要为众人的智商着急——谁说契丹人中必定没有好人呢,放弃逻辑链上这一点成见,不就一切说得通了吗?——可是他们偏偏放不下。

这些抱守成见的旧式精英至今仍在我们身边,类似的标签偏见也屡见不鲜。信息爆炸到海量且无序,它就呼唤着看不见的大手来建构一种浅薄秩序、完成一种初步归纳。

是以,人生无处不标签。

乔帮主在杏子林事件中无奈撒手丐帮。

(二)

固然,标签是对事物特征的高度提炼,有益于提高交流效率,但其伴随的语义失准、止于浅白之反面效果,也是言者不得不虑及的。经过标签浓缩的意思,再由他者(转述者/读者)重新表达,进行语义的二次释放,更不免添附新的意思,导致更大偏差。恰如“口耳相传”传到最后往往偏差到令人难以置信,这一效应不仅在儿童游戏中得到验证,在现实的舆论场中也屡试不爽。

正因如此,标签宜于涵盖、难以细描。

我们可以为任何小概念迅速找到相应的大标签归宿,但是很难用标签词来精准指明一个真实的个体。每一只水果在超市中都有自己所属的分类框架,然而一个“苹果”的标签不可能描述每一只苹果的品相异同。此理成立,则哪怕标签细化如“黄元帅”、“红富士”,也仍然如此。

不妨观察近年流行的标签词:屌丝、土豪、绿茶婊、凤凰男、正能量……它们全新、独到、特征显著,因而在一段时期内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说话写作若不套用一下,就要被时代抛弃似的;若能熟练运用,则可以最简单迅速地触到听者/观者的敏感点,完成一次会心的小狂欢,藉此互相愉悦之机,更易互通消息、传递观念。如此便宜,谁肯不占?——原该占的。

然而,正因为造词太好、太容易套用,也促成了言者与听者两厢同步的依赖。人有偷懒的本能,贤愚众生概莫能外。言者怠于逐事界定,就会倾向于使用标签;听者怠于领会新知,便倾向于纳入标签。在“描述/接受”所述事物时,言者与听者,都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一次从个体向标签的类比添附。而每一次对新事物使用标签,又润物无声地强化了这一标签的本义所指,使之愈加丰满、好用。

继续设想,标签词如此强化下去,达到某种饱和,公众依赖过度,物极必反,其总体功用就要开始由利而弊,由利于表达而阻碍表达。有的写手离开了标签词就不会说话,无意识的读者也更倾向于点开那些填以熟悉话语的标题。若得一模型,标签表达效率达到峰值之时,就是它降落的开始。

(三)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一问题并不很难。

比如我相信人性远胜标签。为了抵御标签的滥觞,可以提倡经验化的思考、个别化的观察。

个别化,就是要把观察对象摘离那些系统和意义。标签词们,其实亦是一个个由具体事务连向大词主义的联接点。标签下的共鸣,也正是由此发生作用。个别化观察就是要切断这些连线。

适当的连线类比有益于说明。但若凡事都要类比,则不免堕入标签陷阱。

关注一个个案,本应着重了解事件本身,而不是只见新闻标题就涌起无限情怀,许多话借机要说,直接跳转到“意义”的频道,动辄贴上“体制问题”、“某主义的兴起/衰落”、“某阶级的狂欢/意淫”。

所谓以小而见大,真的能见吗?每一个微小的部分,背后都必然有一个完整而庞大的整体吗?且不论其结论是否言中,仅这种草率的连结或跳转本身,就很值得商榷。

尊重人性就是尊重个性。一个真正尊重人性的写手,断不会把标签作为首要技法,至少不会九成发力全在标题和选标套签。“以小见大”固然是一种方法,但久经考验的好文字,令人难忘的总是其“写小”,而把“见”的事情留给读者。至于有没有这个“大”、是见出如何的“大”,个人所见固不同,代代又有新的阐发,这样的文字最具魅力与张力。有一分,说一分;最多以一反三、以一见五。而那些得其一分能谈十分的,浮夸可知。

(四)

我认得一位做自媒体的才子M君,推送频率很高,但是主业繁忙、时间紧,无奈推送质量每况愈下。文章之事最难言断,但错别字增多、篇幅削短,却是明见的。他由于坚持每天推,选题触感已很成熟,凭着标题(标签)有分量、个人勤于经营,仍能不断增粉。当小圈密友向他提起文章浅散、错别字多的问题,M君轻松承认,却不以为然:“但那些文章还是有很好的点击量。这关键还是看选题选材。”

如此自媒体老司机,必有高超经验与自家之愿,旁人没什么好置评的。大家都是求仁得仁而已。只是,毕竟,要量还是要质、要吸粉还是要尊重,要哪一种的尊重、哪一种的价值,在此一例上便可见孰先孰后(而不至于非此即彼)的取舍。

当然,纯粹的理想者、功利者都走不远,甚至活不到你我眼前。然而一个作者是写作者的成分居多,还是经营者的成分更多,却可以由此而断。只不过这是个暗断,都藏在各人心里了。

并不是说做人、做自媒体人应当如何,而只是说,存在这样不同的观念和现象。哪样好、如何好,只有自己知道。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做好每一篇推送,对自己写下的文字、出口的话语,负责到底。多多的阅读量和粉丝数固然是我所期待,可是那些数字,置于我们有声有色有理想的写作生涯中,终究只是最干瘪的另一种标签而已。

(五)

进而言之,尊重人性,首先是尊重自己。

近代工业化量产带来的标准化,延及文化领域,便是对收视率、点赞数、粉丝量的追求,这是工业时代的天然正确和必然现象。可是后工业化或称后现代的时代也许已经悄然降临。要如何面对它,写文的人,以及做采访、做推送、做节目的人们,真的想好了吗?

对“量”和效率的追求带来标准化的思考习性,而标准化的本义之一即抹消差别。暂且无视其余利弊,推极而言,也许建立“标准”本身就已经构成对个性的粗暴对待。

而标签,不就是对一事物是否合乎某种标准的评定结论吗?

当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量”已经充足甚至于爆表,标准化以及标准的“好”(如“多快好省”、“高大上”、“三好”、“四有”)们,今后还会是我们理所应当的追求吗?标签之所指、公众之兴奋点,真的值得我们毫不犹豫便去书写并以之自得吗?

(六)

人的复杂性远超过语言;人的个性与不确定性,绝非任何标签所能概括。

且基于小说文体举例。契丹人、丐帮帮主、武侠小说主人公,任何单个标签,或者多个标签的交集,也无法还原出一个萧峰。成功的小说不是样板戏,他有你预见不到的波折,情理之中的行为,意料之外的决断。小说的每一个情节都在对人物形象进行雕琢、微调,最后深化到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人的新典型。你不读到结局,便难知其盖棺定论。

身处的世界越是健全完善,个体本格越趋于平等,人的样态就越是多姿多彩,标签的用场也越有限。倘若往后标签的使用竟越来越多,那么语义偏差就不只是偏差了,而成过度草率的涵盖。

对杏子林事件之前平生顺境的乔峰以“契丹人”一词定性,就如对所有人强行划分“种姓”、“阶级成分”一样不可取。或许所谓“政治系谱”,也将随之愈渐低效。

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

——《天龙八部》初章前 释名

(七)

所以,我说相信人性胜于标签,并不是相信人性本善,并断定其最终会善意使用标签、且一定能把它用好。其实,这三层我一样也不信。

我相信的是客观上人性的迥异与多样,人性终将盛放到使标签之网难以抵挡。

现代社会下的个性解放,是任何体制、组织也阻不住的细潮。只要这一后浪不断前推,标签就会自然失效、淘汰。昔者刑名遍见“反革命”字眼,甚至有“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这种笑泪闹剧。而现行刑法共规定有罪名四百六十八个,名称无一带有“反革命”标签,至少在立法纸面上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淘汰标签词数不胜数。没有被淘汰的,也将回归于合理的界限,丧失其高度流行、无脑适用的特性,从而由标签词降阶到一个普通语词。

可能早有人想到一个问题:新名词的创生与标签词的爆发何以区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了。我们已经约略提供了一个界限。

又或可浪漫地认为,每一个语词,各自有它荣枯起伏的生灭历程吧。

(八)

标签说到底是一件工具。应当承认,它还是工具中的巧工、利器,是人们智慧和共识的凝结体。它曾给我们每一个信息网络的参与者带来喜怒忧怖的快意,也在无数个不可知觉的瞬间,对我们企图阻断理性、左右判断。

既为工具,就必有其时代局限。社会进化的地域和阶层分布是不均等的,标签被完全淘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许很久很久以后也不会到来,但趋势就是摆在这里,舆论场上理性与盲目比重就是在变化着。

我相信,很多成熟的写作者都能够对复杂问题虑及多面,只论其利弊、不争其是非。尽管人人都知道,摆明是非更易获得乌合拥趸,那也总会有很多作者雅不愿为之。

要知道,人们所写永远少于所想。从写作来看,问题的解释多可二分,得其一侧即可成理、成文。选择哪一侧来写,用哪样的手法,运用哪些标签,就取决于作者的观察与关怀。

所谓人文,应含此义。

(九)

金庸老爷子提供的绝好场景,绝不止杏子林一个。

在聚贤庄一战中,武功精绝的乔峰前帮主以太祖长拳对战少林高僧的正统少林功夫。而众所周知,少林功夫祖师达摩老祖是天竺人。一场肇因于胡汉之分的恶斗,顿时胡汉易位。此节一经萧峰点出,“谁都心中一动”:

“其时大厅上激斗正酣,许多粗鲁盲从之辈,自不会想到这中间的道理,而一般有识之士,虽转到了这些念头,却也无暇细想,只是心中隐隐感到:‘乔峰未必是非杀不可,咱们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气壮。’”

可见,在人性的逼问下,标签词终究不能理直气壮。

而我就特别喜欢这些理性而温情的“未必”。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于工体南路

二零一七年三月四日改定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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