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跑，还是观望？——写在第一批生物科技企业赴港上市的前夕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一批批医药创新研发实力派企业。一方面，大额的研发投入推动了产业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资本强势推动下的生物医药初创企业大多数在短期内还无法盈利。

New era begins！（新时代到来了！）

4月30日，香港交易所为拓宽香港上市制度而新订的《上市规则》条文正式生效，新规容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与此同时，香港交易所还邀请业界专家组成生物科技咨询小组，在审阅生物科技公司的新上市申请时提供意见和协助。

消息一出，业内纷纷推测，很快就将有一批生物科技公司按照新制度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还有人认为，香港交易所抛来的橄榄枝，相当于为早期投资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资者提供了一条退出捷径。在产业爆发式增长与资本强势推动下，生物医药企业是否迎来又一个风口？

虽然外部环境燥热，但是记者也亲自接触到了不少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中，他们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乐观，不仅没有外界传言的那样一窝蜂去抢第一批赴港上市的光环，反而表现得更谨慎，企业家是希望先观察一段时间，而投资人也没有着急上市套现。

在近日召开的2018生物产业合作论坛（CBPF2018）上，医药魔方记者分别和杏泽资本合伙人强静、开拓药业总裁童友之、康宁杰瑞董事长徐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CEO庞俊勇进行了沟通。几位奋战在一线的产业人士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港交所新政策做了解读，也谈到了自己眼中的机遇和担忧。

准备工作要做足

“企业是否需要上市，最关键是企业内部做好评估，而不是说跟着热点走。”童友之坦言，“由于我们开拓药业是新三板上市的企业，很多信息涉及到合规也不便透露。从最近港交所出台的新规来看，在新三板上市的企业，未来可选择的资本路径不仅包括转到主板，还可以通过港交所‘新三板+H’模式，实现两地挂牌。”

“我们不避讳谈上市，目前也正在结合A轮融资进行肿瘤资产的重组。不过重组本来就是公司未来战略的一部分，对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很有帮助。”徐霆告诉记者，“按照新规，重组完成6个月后才能上市，在此之前，我们得先把相关准备工作做足，包括内控、引进律师、投行等都需要提前规划。因此我们也不会去争第一批上市，先观察一段时间。”

强静曾任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参与过大量医药企业上市项目，包括国药控股、华润医药、上海医药、复星医药、贝达药业、三生药业、合全药业等等。在他看来，所有的准备工作中，人才配置相当关键。“企业的创始人/高管如果是以科学家或技术背景出身居多，在涉及IPO融资的过程中就要在人员、资金、上市流程方面进行严密规划，其中包括管理人员（例如CFO）的配置、公司信息披露等合规培训、企业正常研发资金安排、公司战略规划及风险应对机制等等。IPO是一件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人的作用很关键”，强静补充道。

“作为园区管理者，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好上市的资本对接，打造提供信息及交流的平台。”庞俊勇透露，“在BioBAY，有将近30家企业基本符合在香港上市的条件，其中的5、6家争取成为在香港首批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当然他们也是准备了很久。”

机遇与挑战并存

生物科技企业的业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发能力，且前期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允许尚未盈利但有发展潜力的生物科技企业来港上市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迅速发展。

“港交所正式宣布允许没有盈利或收入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对于成长中的生物医药企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庞俊勇对此欣然点赞。

“对于我们做创新药的而言，上市是一把双刃剑。有利的一面是，可以通过更高的融资平台获得相对丰富的融资渠道，募集更多的资金推动下一步开发计划。”徐霆若有所思道，“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需要对很多项目进行合规披露，这不仅涉及到企业的一些专利保密性问题，还放大了企业的试错成本。”康宁杰瑞官网显示，在研管线超过30项，Biosimilar项目多数已经转让或准备转让出去，同时部分在研项目的靶点并未公开。

“在新药研发早期，资金需求量并不是很大，通过基金和政府投入就足以支持公司前几年的发展，但随着创新药进入临床，对于资本需求量就变得很大。”童友之感叹，“港股上市开辟了很好的窗口，在临床阶段对资金需求比较大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窗口，从而支撑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甚至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以及开展拓展性临床试验。”开拓药业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针对晚期前列腺癌药物已获批进入临床Ⅲ期，童友之透露公司计划在未来2~3年内申报产品上市。

“据初略测算，完成香港上市的整体费用在1500万美金左右。由于近期的政策放开，中介费用也相应水涨船高。企业需要考虑上市成本，以及上市成功或者失败是否会对企业经营产生重大风险”，强静直言道。他建议管理者最好在人员、架构、财务等梳理清晰之后再决定是否需要递交上市申请。如果企业现有的产品线以及产品实力吸引的资金都不足以覆盖这些成本和经营成本的话，还是需要谨慎考量。

不过强静同时也指出了在香港上市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此次上市规则改革，不仅为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提供了资本化平台，支持企业长久发展；同时也给生物制药企业提供了国际化的交流合作平台。相信企业在香港上市后，在港交所的合规管理以及香港的国际背景下，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国际合作能力能有效增强。未来会诞生更多的国际研发合作案例”。

做好风险控制预案

上市，不仅意味着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管，还得接受市场化资本的洗礼。在这场博弈过程中，面对潜在的风险，一级投资者、企业以及二级市场该如何应对？

对此疑问，强静主要强调了三点。首先，在一级投资市场中，不同的基金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框架。港交所新政对专注于投pre-IPO的基金是重大利好；对早期投资的基金，虽然也增加了未来长期退出通道，但影响并不大。其次，香港的二级市场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再加上港交所的新规中又引入了专业委员会会对项目进行一定判断，也是为了降低上市后风险。第三，最关键的还是企业要做好自主判断以及风控对策。一方面，上市后就完全是一个市场行为，企业的每一次披露都必须遵守监管机构的合规要求。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上市的过程中，也要做好政策发生变化的应对方案， 不能因为上市而延误了公司原有的产品开发计划。

强静于今年年初加入杏泽资本，后者是一家专注于投资中国早期和成长期的创新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的投资机构。对于中国新药创投领域的风险，他指出：“中国的创新药资本市场存在自身的问题，从5年前创新药投资升温到现在，投资机构还没有受过伤。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创新药企业公布临床数据或者产品上市销售的集中期，这是一个接受市场检验的过程。临床数据失败或者销售不达预期都会对行业产生短期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短期降温的现象肯定会出现，但长期来看，中国生物药发展以及生物药投资仍将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童友之和徐霆看来，经营企业最大的风险主要包括临床试验的失败以及重大前沿科技研究出现颠覆。在国外，因临床试验失败而出现公司股价腰斩甚至暴跌80%的事例并不罕见。企业在获得资本青睐的同时，也必须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企业能够给资本带来可观的回报。

在采访的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研发决定将来上市产品的好坏，市场环境决定一个好产品是否能够变现。资本，要么是雪中送炭，要么是锦上添花。归根结底，企业未来的发展还是得靠产品说话。

的确，这是一个产品为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