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摘札】倪海曙《语文杂谈》
倪先生出生于1918年于1988年逝世，上海人，194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百度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59887.htm）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就感觉亲切，因为自己的也曾把对语文的思考命名为“语文杂谈”，但翻开这本书，才知道自己的杂谈是多么浅薄与幼稚。也只有潜心向前辈学习，才能提高自己了。这本《语文杂谈》出版于1957年，但其中所谈的问题，抛开时代的烙印的话，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内容。其中谈到的复合字，是第一次听说，很长见识。
倪先生是主张汉字拼音化的，所以在文中，很多地方都要谈到汉字拼音化的设想。也介绍了很多前人切韵的尝试。不过在我看来，汉字拼音化与以拼音标注汉字读音，这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前者由于汉字中的同音字较多，是很难做到的——这一点已经为赵元任先生所证明，我也就不多说了。很多主张汉字拼音化的学者，也能找出一些可以拼音化的句子或给出一定语境下容易判断的拼音化文本，但不要忘了，单一句子的拼音虽然容易转化，但起码一定是语义确定的句子才能办到，如果遇到语义不确定的句子，拼音化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优势了。如果再加上文章的长度方面的考虑，那么拼音化的句子恐怕读时，还要费一番敲定文字的功夫——也就是说，必须知道确定的字，才能确定在拼音化句子中正确的字，即用拼音化表达的形式，也必须要学一定程度的字。这样的话，拼音化的文字未免有些多余了。至于“以拼音标注汉字读音”，这是一种识字的手段，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加快认识字音的速度，但无法替代文字而成为主流的交流方式。
倪先生介绍了近现代时期前人关于汉语拼音化的各种著作。从中可以看到，面临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前人文化方面的觉醒，但也存在着对语言文字作用的错误估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国文字作用的夸大，以为外国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普及，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文字的繁复的批判，转而过于寄希望于简化文字的快速传播。
以下为抄录：
1、真正通俗的文章一定是通顺的，虽然通顺的文章不一定都是通俗的。
2、通俗的作品应该写真正容易懂的东西。什么是真正容易懂的东西呢？是具体的东西，有形象的东西。
3、通俗作品的内容，应该多写具体的事例；通俗作品的语言，应该多用有形象的比喻。
4、没有人是识全了所有的字，才开始阅读的。我们识的字，从课本上来的只占小部分，从阅读中来的却占大部分。识字读书，读书识字，相反相成，互为因果。
5、在“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这一点上，我们对翻译家们，要特别“寄予厚望”，要特别“责备求全”。
近三十年来（注：此文创作于1953年），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章。在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章的，他们所写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有翻译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下去。这是因为接触翻译文章和翻译作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曾经是和将要是我们生活中的长时常事。
翻译家们的贡献，是把外国语文中的语法和语汇，精密和丰富了我们近代的祖国语文；但是这种精密和丰富的工作，如果不掌握分寸，不研究祖国语文的具体情况，光是呆板的搬用，结果会成为祖国“语文上的奇装异服”。这样的贡献，我们不敢说是祖国语文之福。
6、文字和文字记号应该有区别。
要学文字，必须先学文字记号，但是学会了文字记号，并不等于学会文字。
……
有一个名叫菲因克的德国语言学家。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叫做《世界上的典型语》。他把中国的每一个方块字都看作文字，不看作文字记号。他的书里举了一句中国话的例子，例中每一个方块字后面都用括弧注上德文的解释。翻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一（一个）位（等级地位）先（早先的）生（生育下来的）教（教着）学（学习的）生（生育下来的)蒸(蒸发了的)汽（水汽的）机（机器）的（所属的）道（途径）理（理论）……”
如果去掉方块字，这句话的德文翻译就是：“一个等级地位早先的生育下来的，教着学习的生育下来的蒸发了的水汽的机器所属的途径理论。”
7、我在工作中体会到：工农兵学语文，最困难的是写作。困难的原因，是我们语文教学的时间，大部分被识字写字占去了；学员的精力，大部分被识字写字消耗了。事实上，识字写字只是学习文字记号，是最初步的语文学习，并不是主要的语文学习；主要的语文学习应该是识词、用词、学文法。我们知道，光识字不一定能看书，更不必说写作。文章的组织单位是词和句，词和句的组织法式是文法。只有在这方面多指导，多下功夫，才能使学员真正学好语文。
8、“……只想到教学方便，不想到使用的方便，要教学方便，字母形体当然越简单越好……
这种思想在今天来看，是很片面性的。”（《语文杂谈》182）
9、王照在1900年出版的《官话合声字母》中就说：“凡人脑质印记形象，别异逾甚，记认愈多，且能仓促不误。各国字母笔画皆不专求减少，此亦此意也。福建蔡观察锡勇……之子母，皆用单笔，窃恐其省手力而废脑力，书易就而读易讹也。”（凡例）（《语文杂谈》183）
10、它（语言）并不是由任何一个阶级所创造，而是由整个社会、由整个社会的所有阶级、由几百代人的努力而创造的。因此它并不服务于一个阶级，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它并不单单服务于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也服务于各个社会经济制度……它是社会全体人员统一的交际手段。（《语文杂谈》284）
11、语言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不象社会上层建筑那样只为一个阶级服务，而是平等地为一切阶级的成员服务的。所以它没有阶级性，只有全民性。
如果语言离开了全民的立场，如果他的使用只是便利于一个阶级，不便于其他阶级，那它就会失去作为社会共同交际工具的特性，变成个别社会集团的“切口”；就会退化和给自己注定灭亡的命运。
不论部族语、种族语、民族语，以及方言土语，都是当时当地的全民语，不是阶级语。
当然，一些个别的人们、一些个别的社会集团、一些个别的阶级，他们对语言不会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一定会竭尽利用语言，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强迫它接受个人的、本集团的、或本阶级的特殊词汇、特殊术语、特殊句式。在这方面特别显著的，是旧社会里脱离人民和憎恨人民的贵族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他们创造了阶级的习惯语、阶级的切口、沙龙语言。这类阶级的特殊用语，常被人不确当地称为“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跟它们相对立的则称为“农民语言”“无产阶级语言”），并且因此使人得到错误的结论，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
这种阶级的特殊用语，能算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吗？不能的。第一，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文法体系，它的文法体系还是民族语的文法体系。第二，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基本词汇，它的基本词汇还是民族语的基本词汇。第三，它的流行范围极狭小，不能作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
……
这种阶级的特殊用语，绝对不是什么独立的语言，它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它只是全民的民族语的分枝，它不但不能代替民族语，而且命定无法成长。
（《语文杂谈》28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