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出文物（090）| 卫贤《高士图》卷
卫贤《高士图》卷 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信息：绢本，设色，纵134.5厘米，横52.5厘米
文物年代：五代
馆藏地点：故宫博物院
本幅无款识，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标题“衛賢高士圖”，虽为立幅，但装裱成手卷形式，是北宋内府“宣和装”。
描绘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画家把梁鸿的居所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中，全幅上半部为巨峰壁立，远山苍茫，下半部为竹树蓊郁，溪水潺潺。人物活动在画面中部，恰是观者的视觉中心：梁鸿端坐于榻，竹案上书卷横展，孟光双膝跪地，饮食盘盏高举齐眉。主人公神态坦然平和，虽房舍简陋、粗食布衣，但高人隐士志在山野的高洁志趣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此图虽为主题人物画，实则集山水、人物、建筑画为一体。山石多用干笔皴擦，注意用墨色的深浅对比强调峰岫的凹凸和凝重的质感，石上干笔点苔的技法更是画家的独创。房屋和木栏栅篱用界笔描绘，结构交待严谨清楚，并能表现出一定的立体感和纵深关系，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传世卷轴画中年代最早的以界笔“植柱构梁”的建筑画迹之一。
《高士图》上的历代鉴藏印记以及历代文献著录也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流传有序，我们略作了解：宋代藏于内府，《宣和画谱》著录，宋末元初为大收藏家乔篑成珍藏，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一》和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明初王永宁钤“永春侯印”和“清真印”，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八》著录，有清初安岐“安仪周家珍藏”、“仪周鉴赏”等印及梁清标“梁清标印”等印，安岐《墨缘汇观·卷四》著录。清乾隆朝入内府，卷上钤有乾隆、嘉庆、宣统诸玺，本幅有乾隆“神”大字和题诗，拖纸有乾隆题跋七行，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清亡后散入民间，商贾几经转手后售与北平（今北京）伦池斋主人靳伯声，后入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标题“衛賢高士圖”
上半部分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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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据传梁鸿年少孤贫时不与他人共食，有一次他的邻居先做好饭后，叫他用热锅做饭，省些麻烦，他却回答：“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遂熄灭了灶火重新点燃。成年后博览多通，娶同县女孟光，相貌丑陋而颇有修养贤德。夫妇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章帝闻其名欲召之，梁鸿又隐姓埋名依为人佣工春米。每归，孟光为他具食，总是举案齐眉送上，以示敬爱。梁鸿感之，遂居家潜心闭户著书。梁鸿字伯鸾，所以此图又名《梁伯鸾图》。
举案齐眉
画中梁鸿端坐榻上，两手平放于盘坐的双腿上，面前一竹案，书卷横展，看得出主人公正潜心于学问。
孟光恭恭敬敬地双足跪地，举着盘盏，递向案上
从卫贤《高士图》谈“举案齐眉”
杨泓
五代时以界画宫室得名的卫贤，生卒年不详，仅知其曾在南唐画院任“内供奉”，据说他始学尹继昭，后又学吴道子，长于绘楼观、殿台、盘车、水磨等题材的作品，也画山水人物，但流传至今的画作恐怕只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高士图》了。《高士图》所画为东汉逸民梁鸿（字伯鸾）事迹。据《宣和画谱》所记，北宋内府共收他所绘《高士图》6幅，分别绘黔娄、楚狂、老莱子、王仲孺、于陵子和梁伯鸾，其中仅梁伯鸾这一幅得以保留至今。
该图为绢本，设淡色，画幅纵135厘米，横52.5厘米，其尺寸正与唐五代时屏风画面(高140厘米左右、宽50厘米左右)大体近似，当年或系为流行的六曲屏风所作屏画也未可知，但到北宋时已将6幅改为长卷，其后历经沧桑，失其5幅，仅存此图。
《高士图》画面的布局，显示出作者构思缜密，他将主题部分绘于画面下部偏左处，画出梁鸿所居的简陋瓦屋，外设疏篱，前流溪水，围绕树石，简朴幽雅，一派逸隐者居所的特有风貌。又在画幅上部，几占1／2画面，描绘屋后山水景色，近处峰峦耸立，远处大江横流，气势恢宏，从而更衬托出山林逸隐超尘脱俗的博大胸怀。在用笔方面亦有特色，画风精密而不板滞，皴石画树多用干笔，雄健苍厚，常被视为了解南唐山水画的重要资料。
图中所描绘的两位主要人物，绘于瓦屋之中，梁鸿坐于一张高足大床之上，面前床面上又摆放一几，其妻孟光则跪于床前地上，双手捧举盛有饭食的盘，高齐于额部，向丈夫奉献。由于床高而人又跪在地上，她的头额仅能与床上所置几面齐平，因而床上坐着的梁鸿呈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势。其实这只是由于五代时人的卫贤，是按照他自己生活的社会情景，拟测画出的古人生活的画作，自然与汉代的情况并不相符合。但这幅作品，却可以使我们得到由于古代家具发展演变，因而出现一些习俗与日用家具不相协调的有趣现象。
卫贤《高士图》局部“举案齐眉”
梁鸿的事迹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当梁鸿自霸陵山中东出关，过京师时，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结果“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弄得梁鸿易姓改名，迁居齐鲁之间，然后再迁于吴。到吴以后“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从此“举案齐眉”的故事，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誉为妻子敬爱丈夫的典范。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案
所谓目不仰视而举案齐眉，在汉代的生活起居条件下并不难做到。汉代的案，多系木质，或髹漆彩绘，加饰金属饰边、角饰，形状或矩形或圆形，有的仅为类似后世托盘的形状，有的下设矮足，矩形的多4足，圆形的或为3足，即使有足也极低矮，因此轻便易于捧持。以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斫木胎漆案为例，系矩形平面，面积60×40平方厘米，下设矮足，足高仅2厘米，案全高不过5厘米。马王堆漆案的面部和底部均髹黑漆。案面在黑漆底色上又用红漆描绘两重方框，再于案心及两重框间绘以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案底又用红漆书写“轪侯家”三字，以表示该案所属的主人为谁。案上原置有各种漆饮食具，有五盘、二卮、一耳杯，以及竹箸、竹串等物。全套用具轻巧精美，易于捧持。至于一般人使用的案，自然比不上轪侯家物，或以木制，但其形状仍然是差不多的，即使盘杯中装满食品饭菜，其全重也易于举捧至眉以表示崇敬。同时汉代仍为席地起居，多坐于席上，即使设床榻等坐具，也都是低矮的，基本与席地起居相差无几。因坐于席上或在矮床前，把案举到眉际相当容易，虽然眼睛不看前面，也可保持案的平稳而不致使案上的餐具倾覆。可以看出孟光这种尊敬丈夫的举动，是与当时社会房屋、家具、日用器皿等特点相适应的，也表明礼节是与当时社会习俗紧密关联的。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但是当到卫贤生活和进行创作的南唐时期，已与孟光举案齐眉发生的东汉肃宗(即章帝刘炟)时期(约公元1世纪后半期)，几乎近千年。其间中国古代家具和生活习俗都已有了划时代的改变。而五代则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期的中间时期，也正是家具的形体由低向高发展趋于成熟的关键时刻，也是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最终改变的关键时刻。在与卫贤同时的许多画家的作品中，颇为形象而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以桌、椅、大床为代表的高足家具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情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高足家具的陈设，也可看到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旧习惯，悠然欢乐的情景。
莫高窟138窟壁画局部
通过对生活习俗和古代家具演变的回顾，再看卫贤的《高士图》，可以想见画家为了表现古代逸隐之士的古风，还并没有绘出当时流行的高足家具如桌、椅等物，而是仅画了大床和上面设几的格局，这在当时已是颇为古旧的陈设了。如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所绘家具陈设情况对照，在大床上设几的陈设方式最早出现于北朝晚期，而流行于隋和唐代前期，那也可视为在桌椅等高足家具普遍使用以前，由席地起居向高坐垂足习俗过渡阶段的典型室内陈设。自然到五代时人的眼目中，它乃是一种古代的陈设，卫贤用以描绘东汉高士的生活情景是很自然的事。在设几的大床前跪地举案，虽看来牵强，但尚勉强可为，再迟些到高足家具流行的北宋时，一般桌高已近于今日桌子的高度，案也不再是汉案的形式而近于桌形，再跪地举案，即使孟光如《后汉书》所说能“力举石臼”，也难以为之，“举案齐眉”只能是男人们企望而无法身受的古代佳话了。
（文章来源：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