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榜图书｜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张经纬 著，中华书局
本书是学者张经纬的一部人类史著作。用人类学的思维解读东亚大陆人类活动的规律，通过对以文献记录为代表的人文产物进行分析、解读，来重建古代东亚大陆人群的“起源”与迁移方向，探寻不同人群之间文化互动的基本情况，归纳人类迁移的动力之源，并形象地用齿轮模型来演示。在写作上，作者特意选取了大众熟知的历史故事作为例证，提高了可读性与通俗性，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
“王宝钗与薛平贵”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以此为标题，不仅吸人眼球，还深得西方历史著作“以小见大”的精髓。运用人类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众多人群留下的传说，对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走向，提出了新的解释。让我们拥有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在把握历史的同时，也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王宝钏与薛平贵”的两个版本
“王宝钏与薛平贵”是一则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故事。它以戏曲《五典坡》的名字流行于京剧、粤剧等多个剧种中。其最早的秦腔版本，讲述了五代后唐庄宗时（885—926）富家女与贫家子的故事。相国王允的三女王宝钏赏识乞儿薛平贵，以绣球招其成亲。王允不允婚事，王宝钏“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与薛平贵在寒窑成亲。时值西凉国代战公主率众侵唐，王允伙同二女婿魏虎遣薛平贵从军。平贵斩落代战公主驸马朱贵昌，得其再醮为新驸马，后为西凉王。而王宝钏十八年不得见夫，苦守寒窑，后以鸿雁血书传至西凉，终得夫妻重逢。
但这还不是全局的终点，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是：趁皇帝驾崩，王允、魏虎擅权，令大将高士纪诛杀薛平贵。代战公主领西凉兵马攻入长安，助薛平贵登基，以王宝钏为皇后，代战为东宫。贫儿平贵最终发迹，登殿为帝。
这个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完整的戏曲故事因其情节复杂、高潮迭起而广受欢迎。各地流传的版本虽各有不同，但基本可以分为“王八出”和“薛八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王宝钏作为主人公，后者则重薛平贵；而且这两个版本的差异，更透出这个民间故事被创作、改写、再创作过程背后的文化隐喻。
这个关于五代后唐的故事，其主要人物和情节，要等到相对较晚的时期才登上舞台。今日所见最早出现“薛平贵”之名的文本，来源于一部可以断为明代初期的弹词故事《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这个弹词故事，在明末时被秦腔《烈女传》吸收，突出了王宝钏的悲伤爱情经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为唐代，情节与今天的“王宝钏”故事的前半部分基本相似，只是薛平贵从军（继而阵亡），王宝钏苦等寒窑十八年不见君归来，在鸿雁传书杳无音信后，望穿秋水，死于贫困、饥饿。
这个悲剧故事的明代版本，就是后来被俗称为“王八出”的前本《五典坡》。该版本完全没有我们熟悉的“发迹变泰”的情节，虽然故事发生在唐代，但其中犀利彻骨的现实主义风格，与明末在西北蒙古、东北女真进逼下，征人不归的真实景象不谋而合。同时，又以王宝钏忠贞不二的人生选择，为明末的观众们留下了一段颇有指导意义的道德寓言。
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大致出现于清代中叶，这个版本修改了王、薛二人的结局，在“十八年”后节外生枝，增添了薛平贵并未阵亡的情节。他不但重返故国，为王宝钏伸张了正义，最终还在西凉国外援的帮助下，顺利登基称帝。新增的以《大登殿》为核心的五个回目，又被称作《五典坡》后本。在这个版本中，改编者不光添改了故事结局，而且还细心地将时间从唐代挪到了五代的后唐，给出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武将高士纪这两个具体的背景人物。
历经明清两代两次较大程度的改编，我们今天看到的“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就基本定型。这个故事成型时间相对晚近，且几经修改，但其传播之广泛、成功，超乎想象。这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都于史无据，其中的种种片段，却又似曾相识，再加上最后一次改编中隐隐绰绰加上的背景人物，似乎有意令观者产生某种联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并无史实底本的故事，经过两次改动，在中国成百上千的民间传说中脱颖而出，久演不衰？其中的艺术魅力来自何方？
明代的王宝钏故事是个女性视角的悲剧：丈夫从军亡，妻子挨饿死。清代的版本中，则增添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全新情节：丈夫衣锦还，登上金銮殿。这个新版似乎只是在旧版的“十八年”后直接拼接了一段全新的情节——正义的西凉之师，荡平了叛乱的翁婿权奸，帮助主角登上王位。
如果说明代王宝钏故事的来源并不清晰，那么清代版本的成功除了平乱登基的主题外，更归功于其明确的源头。首先，西凉国并非凭空捏造。薛平贵入赘西凉国驸马时，斩杀了代战公主的驸马“朱贵昌”，这位驸马与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却和高士纪、李存勖一同为这个改编剧本的源头，留下了重要的蛛丝马迹。
朱贵昌在《五典坡》中不再露面，但在另一出戏中又现行踪。主要讲述后唐李克用事迹的戏曲故事《珠帘寨》中，主角在全剧的开头独白道：“孤，沙陀国王李克用。先父朱贵昌，唐王驾前为臣，只因累建奇功，圣上恩赐姓李，封为晋王……”且不论这则故事中“朱贵昌”与李克用的父子关系，这段信息量巨大的叙述还巧妙地突出了沙陀与唐朝的特殊联系。
《五典坡》中一晃而过的李存勖和高士纪也不是首次搭档，他们还在另一部传统戏剧中联袂登场。秦腔《苟家滩》（亦作《五龙二虎斗彦章》）中，将来成为后唐庄宗的李存勖，与另外四位大将（后唐明宗的李嗣源、后晋高宗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以及后周太祖郭威）合战后梁名将王彦章。王彦章在战败临终前唱道：“山东来了高士纪……死在了某的回马枪。高保童九岁为上将，还有小小石敬瑭。”这段唱词将高士纪、李存勖联系在一起，加上其中带出的石敬瑭，更是将我们领入了一段隐秘的传奇。
由此可见《五典坡》中隐藏的这几个背景人物不但确有其人，还存在密切联系。按照新、旧《五代史》的相关记述，李存勖为后唐太祖李克用之子，高士纪（高思继）是后唐将领。也就是说，清代改编版本新增的“西凉”情节，完全嫁接自后唐故事。而后唐作为五代的开端，具有一项非常显著的特征，正如传统戏剧所显示的那样：五代各朝的建立者从李存勖、石敬瑭到刘知远，或者出自沙陀族人，或者与沙陀相关。
沙陀在唐末、五代的历史上的确留下过令人称奇的事迹，在戏剧舞台上经演不衰，使这段拼接的故事散发出更大的吸引力。《新五代史》叙述了沙陀部落首领朱邪赤心得名“李国昌”的原委：“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以从破勋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国昌，以之属籍。”同篇继续提到，“国昌子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为云州守捉使。”这段记录证实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的父子关系，有助于解释《珠帘寨》一剧中，本为朱邪氏沙陀首领的李克用之所以有一个名为“朱贵昌”的父亲之原由——以朱邪氏简化为朱姓，以国昌转化为贵昌。
变成李国昌和李克用的朱邪赤心父子，也并非全然忠顺，后因祸患府、州，被唐军逐散。然而，在黄巢攻入长安之际，无兵可“料”的唐朝，不得不再次借助散居代北的部族武装，重新起用李克用为“代州刺史、忻代兵马留后”，参与对黄巢的平乱行动。克复京师之后，李克用因“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很快又“领河东节度”，后与黄巢降将朱温成为一生之敌。朱温废唐自立大梁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北阻契丹，东击后梁，终于923年“即唐帝位于魏州”，进而灭梁（魏），定都汴京，追尊李克用为武皇。
虽然李克用、李存勖以沙陀之裔而继唐嗣，可依然得到《新唐书·沙陀传》撰者的盛誉：“是时，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为唐涤耻者，沙陀也。”诚然，朱贵昌在现实世界中的继承人们飨国不久，但在后唐之后继续登殿的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以及绵祚四世的北汉（刘崇）都为沙陀族裔。五代中这些短暂朝代的沙陀建立者，几乎都在元杂剧中留下了情节类似的剧本。除李嗣源、刘知远外，连被后世史家诟病的石敬瑭也有《石郎驸马传》行世。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以“外邦来者终登基”为主线的戏曲故事，为清代《五典坡》中新增的剧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母本。
这些发迹变泰的故事新篇固然为清代以来的观众所喜闻乐见，但其与明代那个丈夫阵亡、妻子饿死的版本却能无缝对接，足以令人称奇。看来，那些新增故事的沙陀主角，才是与原本那个悲伤的唐代故事巧妙衔接的原因，这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关于东亚大陆人群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读张经纬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傲东白力格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是由上海博物馆张经纬先生所作，他不仅拥有深厚的人类学功底，还善于独立思考习惯。他曾翻译过《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等外国人类学教材和专著，还经常进行密度较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本书浓缩了他之前的人类学思考和田野调查成果，将东亚人在亚洲腹地的繁衍生息时形成三大板块，从而彼此互动贸易和战争等案例分析的告诉读者，并道出了如何从人口迁徙动力的角度去解读亚洲腹地东亚人分布的秘密。
张经纬先生用300多页的篇幅，来阐述东亚大陆不同地方的人群是如何形成三大齿轮而运行精彩故事。除此之外，附录里简要展望了全球的齿轮现象和国家起源的新解释。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本书的宗旨之一便依稀有了实现的迹象：消解东亚大陆农业定居文化实践者主观建构的'中心——边缘’观念对人群的划分，进而传递一种'人类史’（而非一族、一国之进程）的观念。这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本书的标题试图表达的信息：四夷便是中国，中国亦是四夷，因为人类迁移的齿轮始终转动不息。”于是，作者初步弥合了东亚人的史前史与文明史之间的鸿沟，并明确的指出“齿轮模型”理论，以此阐述东亚大陆的各人群的繁衍生息、互动和迁徙的动态图景。
很幸运，笔者也在“各民族单位及其形成原因”的领域跋涉近20载。从90年代以来大量阅读和学习了费孝通先生社会人类学、民族学作品，并对史禄国和费孝通关于民族单位适应环境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让我在今年六月初次读到张经纬写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一书时，即非常兴奋，又感到压力。
张经纬先生提出的齿轮模型是非常成功的。他不仅完成了全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还把自己思考完整地表达出来，实在令人羡慕。古人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
一、学术目标、分析视角和理论模型
（一）学术明确目标
不管你写任何东西，你首先都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希望达成什么目的。
本专著集中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在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大前提下，东亚大陆的各人群是究竟从南到北的，还是从北到南的？如同作者在后记中指出：“尽管形成了这些朴素的疑问，最初的我依然困惑于'非洲起源’所暗示的'自南向北’和'南迁’观点之间的抵牾。幸运的是，我没有放任自己羁绊于困惑的迷雾之中。无论向南、向北，人类的迁移都应存在具体的线路，如果我能在地图上找到可能的路径，总有一种观点会真正水落石出。”后来，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灵感，开始了自己的方向性思考和田野调查，“开启了对东亚大陆人群迁移路线的探索之旅”。
（二）新角度思考国家起源
本专著是从通道概念开始思考东亚大陆的各人群的齿轮现象。除了“通道”问题外，作者以东亚大陆上各人群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提出关于国家起源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假设。
他认为：“农业社区多年来精心培养的非农业群体大首领，终将越过社会差异的边界，以压倒性的经济、政治优势，成为农业定居者与非农业人群的统治者，加冕为一个早期'国家’的'国王’”。这个假设很好的解释全球各大洲的人类文明/国家起源，认为人类文明/国家产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贸易的特定地方。
作者研究发现：“所有的早期文明都出现在两股人流（两个人类迁移齿轮）的交汇之地，没有例外——比如苏美尔文明出现在环伊朗高原顺时针循环和安纳托利亚——两河逆时针循环啮合部位；商代中国出现在东亚大陆”。
（三）以案例为基础，提出“齿轮模型”
关于通道概念，“简而言之，'通道’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能让我们把有限的文献信息还原到一个更广阔的、相互联系的体系中，并能让我们有机会捕捉到人类活动的动态趋势”。有了'通道’假设和'贸易’假设，就可以讨论齿轮模型及其的各种特点了。
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刚开始很多研究者不是很清楚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研究深入发现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概念，提出很多工作假设，呈现材料的特点。之后，有一天会突然发现某一种统一的模型，并用它来通篇讨论自己的主题。这个阶段是马克思说的“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即东亚大陆上的三个独特的“地理区域内保持“循环”运动，因此这就强化了该区域固有环境特点对人类（及其他物种）在体质特征方面的塑造作用”。
二、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要组织一部专著，方法有很多种。本书采用以东亚大陆的几个具体案例分析为基础，构建一种普遍意义的东亚大陆人群迁移趋势的“齿轮模型”。书中作者以十个案例分析为基础，讨论几个新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最后把它们组装成一个齿轮模型。
就像作者介绍的一样：“第一章中带领我们完成对东亚大陆地理构造和人文类型的探索。第二章里，藏地天堂的赞普将同吴、越的国王们一道'指点’我们走进文献背后的密径。第三章聚焦的对象分别是杨家将的原型和《穆天子传》的主角，一种有趣的动物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下面我们按着章节顺序详细评述专著的基本内容。
（一）第一章 东亚大陆的人文地理志概要
第一部分是秦始皇亲自旅游并考察秦国“国情”的故事。作者在“第一章东亚大陆的 人文地理志”中以秦始皇的几次慢长的旅行足迹为案例分析，提出了一种叫“人类活动敷设轨迹的'通道’”的基本假设。它是齿轮模型的一个基础概念。作者认为：“旅行让秦始皇对自己国度的地理构造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作者研究还发现：“东亚大陆的地质构造，可以基本归纳为太平洋和冈瓦纳两大构造板块从东西两个方向与劳亚壳块（包括今天蒙古高原、中西伯利亚高原在内的北亚地区）的拼接”，而秦始皇历次旅行的起点——渭河谷地——正好就位于这个等边三角形的重心。所以，人类在悠久的历史实践中，早已在山脉中辨别了容易通过的峪口、谷地，并在开阔的平原上遵循。秦始皇也是无意识中利用这些通道来完成自己国情考察旅游。
于是作者认为：“这些通道和塞子，不但决定了秦始皇历次旅行的具体路线，还预设了东亚大陆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就这样，作者通过“通道”概念把东亚大陆更大的范围联系起来，当作一个各民族单位的生存位育的舞台。这就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文献的社会人类学意义，提供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窗口，也为作者几次田野调查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南。从此还引申出“压力传递过程” “文化遭遇” “地理漏斗”等重要概念。总之，作者通过对这些通道的考察，完成一张东亚大陆的“动态远景”，进一步考察世界齿轮打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章 地理构造与人类活动概要
第二部分是从青藏高原文明崛起的故事开始后，主要讨论吴越争霸的案例分析。在“第二章 地理构造与人类活动”中，作者指出：“我们已经了解了齐国遭遇吴、越所处的地理构造，以及吴、越身后更大的人口压力传递过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齐国受到山戎和狄人的青睐，并因此成就了管仲与齐桓公的霸业？”他通过比较局部与整体的联系，进而发现：“当我们以吴越之争为核心，将这一有限视角在时空中延伸，便能发现这些局部冲突，或传统文献一律目之为'争霸’的互动过程，所反映的的更大趋势”。
于是，作者最终发现：吴、越争霸的背后推手正是楚国，而楚国背后还有秦国这个动力传递链条。楚人从渭水迁移到汉水流域后，开始对长江干流的越人施加压力，而楚国最后也消失在秦人的兵锋之下。这种人口压力传递趋势，能解开区域地缘政治的秘密。此外，提出东亚大陆人群互动背后物质传递现象。
（三）第三章 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要
第三部分是从杨家将的故事开始，进行人群在通道内部人口迁移的压力传递来自太平洋板块北部的几个案例分析。在“第三章 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农业社会对周边其他生计类型人群存在重大的影响。
作者确认诸多为宋朝保塞戍边的群体皆为党项后裔的事实后，进一步发现：马、牛、羊等畜牧产品是党项游牧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在农业人群眼中，或许只是会移动的财富。生产专门化（以放弃农业生产为代价，大量蓄养马匹、牛羊来交换粮食），既是党项交换经济勃兴的原因，也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之源。交换经济的确使得党项“种落愈繁”，但也导致唐朝边境官员强买强卖。这样，基于环境适应的物质生产、交换过程，为我们理解人群互动的基本模式提供了可能。
同样，从周人早期的传说中，作者打破了对《穆天子传》的传统认识。直截了当地证明了，周人依靠军事优势征服了西戎，获得马匹。稍后，从为周人牧马开始，秦人的命运就和周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秦人东进背景下的戎人入晋，还造成了更深远的影响。而晋人传递的人口压力推动下，狄人数次东越太行，最终摧毁了东周迁都之初建立的权威，拉开了诸侯称霸的大幕。后来，燕、赵先后淹没于秦人的洪流，但复仇的种子已经种下。
此外，作者发现：燕、赵与秦国先后修建长城的顺序可以证明，匈奴实际上更早活动于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以西草原林地带的事实。这样，具有社会人类学意义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及周边历史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
（四）第四章 人群互动与迁移动力概要
第四部分是从明朝灭亡，清朝崛起故事开始，讨论商周和羌（戎）之间互动的案例。在“第四章 人群互动与迁移动力”中，先讨论东蒙古和西蒙古的压力下，女真人南下灭明朝的案例分析，然后又讨论西周灭商朝的案例分析。
作者比较了晚期的女真和早期的周、羌人群之间的相似之处。随着更上游人群的压力，他们将与更下游人群一道组成一个人类迁移与互动的体系。从互动方式上看，他们的下游区域都存在一个社会组织更复杂、生产能力也更发达的农业社会。
书中的两个案例，分别表现为明朝对于女真的毛皮、马匹和人参，以及商人对于周人之良马和战车的期望。当女真或周人经由“通道”，被“大量剩余农业产品（或人工制品）”吸引到农业社会的周边时，文化遭遇便随之发生。在克商之后，周人从核心群体的活动范围到生计方式，都代表了东亚大陆最主流农业社会的风貌。
（五）第五章 更大的互动：东亚大陆的命运 概要
第五部分是主要讨论汉朝与匈奴互动案例。在“第五章更大的互动：东亚大陆的命运（上）”中，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与匈奴接壤的人群的反应中，勾勒出匈奴的迁移趋势。
秦始皇是首位试图控制东亚人群生产与迁移的农业社会统治者。后来，武帝以军事移民实边的方式，将农业生产单位从农产区腹地向中纬度北部生态边缘推进，使他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占据了主动。但是社会内部生产的衰败，并没有使武帝的继承者们终止中纬度农产区以北的事业。危机和压力，以收支失衡的形式传递到汉帝国内部，并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加速耗尽了西汉社会末期所剩无多的积蓄。对匈奴而言，他们并没有以远遁的方式黯然退出东亚大陆的舞台。
人类群体围绕蒙古高原边缘有着一个“顺时针迁移”的趋势：循着这些被地理构造奠定的路径，中纬度农业帝国的继承人们终将面对另一些新的参与者，其中包括已经登场的乌桓和西羌，以及仍在东北亚林海雪原中的鲜卑。此外，还讨论三国时期互动格局特点。
（六）第六章及第七章概要
第六部分是从“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开始，讨论沙陀与唐朝，匈奴与鲜卑互动的案例。该章的两个个案中，作者发现：人群之间的互动，如何借助物质交换的手段，经由农业社会生产——支出失衡所导致的向内坍塌，推动人类迁移的过程。其中，农业社会的物质产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还讨论三国时期互动格局特点。
第七部分或“第七章总结：东亚大陆人类迁移的模型”是在前面六个部分中讨论和分析诸案例的理论总结。本书研究以“连续时间内在相邻空间区域中发生的人群互动具有时空连续性”原则，讨论和分析所有的案例，获得一下结论即在东亚大陆上的三个人群动力模型。
作者根据中国历史上十个案例为基础，构建一种普遍意义的社会人类学理论模型。这个齿轮模型中，根据齿轮传动过程中，相邻外接齿轮旋转方向相反的原则，顶端的西伯利亚板块“齿轮”和左边的青藏高原板块“齿轮”并不相交，而这两大板块都与太平洋板块保持联动。
借助这个“齿轮”模型，我们非常直观而且形象地揭示了东亚大陆人类迁移的整体趋势。作者明确指出“齿轮模型”并不是东亚大陆所独有。这个与环蒙古高原顺时针循环相似的顺时针趋势，事实上已经非常形象地解释了所谓“东胡”、“匈奴”两类北方人群，在迁移趋势和文化遭遇路径上的本质区别。
这个齿轮模型还能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历史事件。比如，东亚大陆三大板块人群互动模型很好的解释了三国时代的互动格局。它还可以解释：以蒙古高原为主的西伯利亚（地台）板块上，鲜卑建立的北魏，分别与柔然（蠕蠕／芮芮）、高车（敕勒／丁零）争雄漠北，这些群体的共同点都是被鲜卑所挟，自蒙古高原东部而下，再从地理漏斗位置往西北方向，最后折入高原北部现象。
三、其它相关问题的评述
（一）相关理论的几个问题
在本书的附录中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即世界的齿轮与国家的起源。此外，第七章中附带讨论的一个数学模型也是一个很重的理论问题。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三个问题。
１.世界的齿轮：齿轮模型是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型，它就具有一定的预测的能力。他把齿轮模型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蒙古帝国等现象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事实上，每条人类迁移的基因路线，都可以进一步阐述为相邻齿轮连续传递的结果。”此外，它还对随着15世纪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的迁移通过海洋的现代历史有一定的解释力。
更重要的是该模型有可能解释现代人类的全球分布及其形成过程。张经纬写道：“人类的历史从史前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既然我们论证了文明史和基因研究所示人类迁移趋势的高度吻合，那么文明史之前新、旧石器时代，全球范围内各主要文化人群的迁移、扩散过程，就一目了然了，因为这也毫无疑问地符合模型所揭示的'齿轮’传动机制。
2.国家起源问题是现代政治人类学的核心主题。一般每一个试图讨论古代文明的人类学家都无法回避的这个问题。许多考古人类学家认为“公元前3500年左右，国家首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范围内，这片区域今天分属南伊拉克和西南伊拉克”。
作者新理论发现这些地方国家起源与齿轮模型有关。他发现：“所有的早期文明都出现在两股人流（两个人类迁移齿轮）的交汇之地，没有例外——比如苏美尔文明出现在环伊朗高原顺时针循环和安纳托利亚——两河逆时针循环啮合部位；商代中国出现在东亚大陆！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啮合部位。而正是在这些啮合部位出现了作为文明标志的农业社区。”
3.作者还提出关于人类迁移动力的一个数学模型。作者研究发现：每个早期文明的“星斗”区域实际上都是两股人群迁移潮流的交汇处。一个文明的食物多寡关系到一个社会能容纳／供养多少人口，但是他们食物不仅自己生产，还依赖与邻居文明的贸易量。
作者发现：“正因为两股不同人群交汇，提供了两个不同文化—生产类型（因此存在不同生产率）社会间物质产品交换的机会，也使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需求刺激生产结构与之发生适应性改变，生产结构的变动进而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成集权国家。正是这些基本的数学模型把自己逻辑思考变得更加清晰和易于操作，给本书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4.不足之处与启发之处。作为一种普遍意义的齿轮模型具有非常强解释能力和预测功能，支持理论的案例分析也比较具体而丰富多彩。此外，作者也用前任的研究成果——人类“非洲起源”的观点作为前提假设，作为理解东亚人类（史前）起源和迁移的一个直接理论基础。但是也存在一些瑕疵。
一般，一切科学理论都涵盖了以前的理论，同时与旧理论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本书虽然以比较丰富的案例分析为基础，提出了清晰的齿轮模型理论，但是与前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有待更好的衔接，实际上，相关理论非常地多。史禄国（1929）《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民族单位理论、费孝通先生（1988）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东亚大陆的各民族单位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还有现代政治人类学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理论，等都和他齿轮模型有关，并值得讨论。
比如史禄国的民族单位的适应环境和族际压力等概念与作者的动力传递等概念非常相似。还有史禄国认为民族单位的存在是受环境平衡的限制，民族单位的内部平衡取决于人口数目，体现在文化中适应程度，以及生物适应和领土范围。史禄国甚至在20世纪10年代提出一个关于民族单位的数学模型。
理论的创新必然伴随着方法的创新。作者提出自己的齿轮模型时，不仅用了文献和考古材料、还做了密度较大的田野调查。这种田野调查与标准化的田野调查不一样、它很像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但是作者也没有提到这种研究方法，更没有讨论究竟如何定义自己田野调查特点。这点无论如何都是有所欠缺的。
当然，瑕不掩瑜。张经纬先生的这部《四夷居中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东亚大陆人群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相信这部作品不但能启发我辈这样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能对任何一个热爱中国古代文明的有识之士提供足够的启迪。让我们对他接下去的研究给予更大的期待。